钱玄同：鲁迅问，你都四十岁了为啥还不死，他给鲁迅三长三短评价
1887年初秋，金风送爽，钱玄同出生于浙江吴兴。父亲钱振常乃光绪年间举人，官至吏部主事，晚年在绍兴书院和扬州书院当山长（院长），六十二岁老来得子。同年鲁迅七岁，入私塾开蒙，有空便偷读《西游记》。钱玄同三岁便站在父亲书架前读《尔雅》，经常读到两腿僵直回不了卧室。
1892年早春，万物萌发，钱玄同入私塾读书。其父恨其兄没有中举，所以对钱玄同督责极严，有一天钱玄同偷看“闲书”《桃花扇》，被私塾老师一戒尺打中眉心，留下终生伤疤。同年鲁迅转入绍兴城内以严厉著称的三味书屋读书。鲁迅因上课迟到被寿镜吾先生批评，遂在书桌上刻了一个“早”字鞭策自己。冬天，他认识了章闰水，两人玩的很投机。闰水回家，他急的大哭。
1897年，钱振常去世，钱玄同跟着兄嫂一起生活。同年鲁迅遭到族人们无理欺压。鲁迅父亲于去年年底去世，办完丧事没多久，十多户周家族人便聚在一起，想霸占鲁迅家一处房产，要鲁迅签字，鲁迅不肯，族中长辈们轮流斥责，其中便有给鲁迅启蒙的老师。鲁迅深刻感受到什么叫世态炎凉。
1904年晚春，姹紫嫣红，钱玄同剪掉了辫子，表示“义不帝清”。初秋，寒风萧瑟，鲁迅离开东京，前往仙台学医，老师藤野严九郎对他非常关心（在他看来。据藤野后来回忆，他并没有过度关心鲁迅，而是跟其他同学一视同仁。只是鲁迅身在异国，全班就他一个留学生，被歧视侮辱，所以藤野的关心显得格外珍贵。其实藤野只是做到了没有歧视他而已）。早在去年初春，鲁迅初到日本，便剪掉了辫子，还照了一张断发相，写了一首诗：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1906年初秋，钱玄同东渡日本求学，入读早稻田大学师范系。章太炎当时正在东京办《民报》，钱玄同对章太炎仰慕已久，遂拜入门下。同年盛夏，鲁迅于仙台医学专门学校肄业。他看了日俄战争期间日本人杀中国人的幻灯片，中国人神情麻木，视若无睹，鲁迅深受刺激，曾一人入山悲歌，终日枯坐思索，数月寝食难安，遂悟“我们第一要义，是改变国人精神。改变精神的途经，首推文艺运动”，于是弃医从文。跟藤野告别，藤野表示遗憾，送了他一张题有“惜别”二字的照片。
1908年，章太炎在寓所讲《说文》，每周日上午开讲，钱玄同等八人一同听讲，其中便有鲁迅和弟弟周作人。听完课，一帮人便聚在一起，吃吃喝喝，说说笑笑。钱玄同比较胖，话又多，为人诙谐，经常在榻榻米上爬来爬去，同学们便送了他一个“爬来爬去”的绰号。同年，鲁迅先后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科学史教篇》等长文，给钱玄同留下了深刻印象。
1909年初夏，钱玄同和章太炎合办了《教育今语杂志》，该刊宗旨是普及文字学和历史学等国学知识给文化程度低的人，篇篇白话文，都是钱玄同写的，署名章太炎。“今语”意为通俗语言，跟后来他极力提倡的白话文还有差别，可以说是白话文的一次试水。同年中秋，鲁迅回国，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校担任生理学和化学教员。
1910年初秋，钱玄同回国，先后在浙江嘉兴中学等学校担任国文教员。同年七月，鲁迅回到故乡绍兴，担任绍兴府中学堂监学。儿时好友章闰水不时进城，到鲁迅家做客。还有一帮儿时伙伴如七斤等人也经常过来，喝茶聊天，这帮人后来成为鲁迅好多小说中的原型人物。
1913年初秋，钱玄同来到北平，在北师大和北大教书，此时鲁迅已经在北平担任教育部签事一年了。鲁迅住在绍兴会馆，百无聊赖，整日抄古碑，读佛经，宛若一只被蛛网困住的蝴蝶，虽百般挣扎，却徒劳无功。“寂寞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
钱玄同每隔一段时间便来鲁迅这里串门，两人坐在曾经吊死过女人的大槐树下喝茶谈天。对于鲁迅的处境，钱玄同爱莫能助，时间就这样流逝了三年多。这三年两人关系也就那样，钱玄同后来用“尚疏”形容。
1917年晚春，万芳争发，钱玄同向《新青年》投稿，主张“文学革命”，抨击“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当时新旧文化争论激烈，旧文化以林琴南为首的桐城派和樊增祥为首的选学派为代表，新文化以陈独秀和胡适等人为代表。其实提倡新文化这帮人旧学功底也很深，他们只是为了开启民智，让青年人能够更早更快更便捷的吸取新知识，改变老大中国的落后面貌，所以极力提倡新文化。由于钱玄同是旧学大师章太炎弟子，所以在新文化运动中“学有本源，语多行话，振臂一呼，影响很大”。
炎炎盛夏，钱玄同再次来到绍兴会馆，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跳动。他随手翻着散落在石桌上的古碑抄本问，你抄这些有什么用？鲁迅说，没什么用。那么你抄他是什么意思呢？没什么意思。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鲁迅后来在《呐喊自序》中写道：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
我们现在把新文化运动吹的山响，认为开启了一个时代，其实胡适陈独秀钱玄同一帮人最早搞《新青年》时候，根本没人看，因为普及面太窄，也就新旧两派寥寥可数几个人隔空对骂，提不起围观群众丝毫兴趣，根本起不到开启民智的效果。所以要想提高影响力，就得写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爆文”来，自媒体行话叫作“引流”。可是想要写出爆文何其难哉？我写了近五年自媒体，近五千篇文章，爆文不到百分之一。
钱玄同找到老友鲁迅，是希望鲁迅整几篇爆文出来，扩大一下《新青年》的影响力。鲁迅说，你们先搞，我想想，这一想便是半年。在这半年中，钱玄同刘半农胡适陈独秀等人使出浑身解数推广《新青年》，钱玄同化名王敬轩给《新青年》投稿，假装自己是个旧派人物，提出种种问题攻击新文化，刘半农又撰文反驳王敬轩，两人“演双簧”造成论战，以便引起社会上注意，用现在行话，叫作“炒作”，然而成效并不大。
本年除夕之夜，外面爆竹声声，鲁迅孤坐会馆抄古碑，“殊无换岁之感”。
1918年晚春，万艳争芳，鲁迅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姗姗来迟。这篇小说的灵感来源于鲁迅一个表兄弟，据周作人回忆，“姑且称他为刘四，向在西北游幕，忽然说同事要谋害他，逃到北京躲避。鲁迅留他住在会馆，清早就来敲窗门，问他为啥这么早，答说今天要去（被）杀了，声音十分凄惨。鲁迅带他看医生，给他找妥人护送还乡，这病就好了”。“因为亲眼见过迫害狂病人，所以写出这篇来，否则很不容易下笔的”。
《狂人日记》一炮走红。此文之所以能爆，一来归功于鲁迅先生笔力深厚，将多年寂寞沉郁抒于笔端，厚积薄发，宛若滔滔江水倾泻而出，二来归功于写作题材：小说。小说是读来最为轻松的文字表现形式，有趣幽默，不用动脑筋，人人喜闻乐见。民国唯一靠写字便能实现财务自由的作家只有一位，便是写小说的张恨水，靠一支笔养活一大家子几十口人，还在北京买了四合院（据说曾经是一座王府），不服不行。
同年初冬，飞雪飘零，鲁迅写了第二篇小说《孔乙己》。孔乙己也有原型，便是鲁迅绍兴老家一位迂夫子，姓孟，大家都叫他孟夫子，本名不可考。据周作人回忆，“他是一个破落大户人家的子弟，读过书，又没有进学，又不会营生，以至穷的几乎讨饭”，小说中的描述几乎可以说实录其人其事，偷东西被打断腿，窃书不能算偷，回字有四种写法，都在孟夫子身上真实发生过。只不过鲁迅没在咸亨酒店卖过酒，这些事都是他在绍兴教书时农民朋友（也就是书中的短衣帮）告诉他的。
1919年晚春，百花勃发，鲁迅写了《药》，借旧日好友秋瑾（即文中夏瑜）为革命牺牲后一腔热血却被贫农华老栓用馒头沾了给孩子当药吃的故事，呼唤愚昧的国民需要一味良药，以治愚病。
鲁迅加入《新青年》之后，该刊迅速打开局面，成为一本畅销杂志，后来胡适说，当时搞新文化运动，“鲁迅算最能写的一个”。
1917年到1926年这十年是钱玄同和鲁迅交往的蜜月期，钱玄同后来用“最密”形容。钱玄同叫鲁迅“烟鬼”，因为鲁迅爱吸烟，手指头给烟熏成赤茶色。鲁迅叫钱玄同“爬翁”，这是从两人在日本留学时钱玄同绰号“爬来爬去”演变而来的。爬翁和烟鬼并肩战斗，给新文化打开了一道闸门。
1926年初秋，鲁迅离开北平，前往厦门教书。
1927年9月12日，钱玄同四十周岁生日。钱玄同平时对人到中年之后的固执己见愤恨不已，经常抱怨“人到四十就该死，不死也得枪毙”。当然这只是气话，乃偏激之语。一帮朋友便想在这天跟他开玩笑，纷纷写了讣告，挽联，挽歌之类。胡适就写诗道：该死的钱玄同，怎会至今未死。一生专杀古人，去年轮着自己。度你早早升天，免在地狱捣乱。
1929年初夏，鲁迅从上海回到北平看望老母和老婆，为了找一本旧小说，便去孔德学校拜访一位老朋友，递进去写着周树人三个字的名片，进去后发现钱玄同也在。老友久别重逢，初不寒暄，为了打开尴尬局面，钱玄同便拿起鲁迅名片笑问，你名片还是用三个字吗（意思不用鲁迅二字而用本名），鲁迅听了怼到，我从来不用四个字的，也不用两个字的。钱玄同曾经印过一张“疑古玄同”的名片，鲁迅说的四个字，便是指此。钱玄同一下愣住，不知因何得罪鲁迅，鲁迅也不跟他说话，他觉得有些古怪，便出去了。
这是钱玄同的描述。据鲁迅回忆，是鲁迅先跟朋友闲聊，正高兴呢，钱玄同忽然进来，唠叨如故，随后发生了“名片事件”，钱玄同觉得话不投机，便出去了。当晚鲁迅给许广平写信：去孔德学校看旧书，偶遇金立因（即钱玄同），胖滑有加，唠叨如故，时光可惜，默不与谈。
老友重逢为何弄到如此尴尬境地，谁都搞不清楚。据一些研究者推测，便是鲁迅在思想上发生了深刻变化，而钱玄同依然如旧，于是渐行渐远。鲁迅前往厦门，随后去了广东，香港，上海等地，亲身经历了许多大事件，思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钱玄同还是一如既往搞学问，两人见面无话可说，也在情理之中。
这我深有体会。我一个同学，搞经济的，出过几本畅销书。最初在老家，我们无话不谈，我经常去他家，一谈就是一天，连饭都顾不上做，以泡面火腿充饥，能说到半夜两三点。后来他北漂帝都，买房买车，结婚生子，每年回来省亲，便来找我叙旧，但是我俩已经没啥共同语言了。我还僻居一隅，靠读书写字混日子，见识依然停留在十年前，毫无长进。他却见识了广阔天地，结识了各路英豪，眼界胸怀大开，跟我已经不在一个层次上了。近几年回来，也不单独找我了。
1932年11月，鲁迅再次回京省亲，先在北大演讲，场面火爆，北师大一帮学生也想请他演讲，但是不知道鲁迅住哪儿，听说钱玄同跟鲁迅是好朋友，便去找钱玄同，希望钱老师帮忙打听一下，钱玄同恨声恨气的说，什么姓鲁的，我不认识他。要是鲁迅来演讲，我这个主任便不当了（钱玄同时任北师大国文系主任）。当然鲁迅还是来了，演讲场面异常火爆。
鲁迅回到上海后，作《教授杂咏》四首，讽刺教授们信口开河，钱玄同首当其冲：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何妨赌肥头，抵挡辩证法。钱玄同后期思想趋向保守，早已不复新文化运动时的锐气，在学校里说了“头可断，辩证法不可开课”等话，所以鲁迅作了此诗。
1933年12月，鲁迅给好友写信，认为钱玄同“夸而懒，又高自位置”，写的字“俗媚入骨，无足观 ”。而且气愤地说：“北平诸公，真令人齿冷，或则媚上，或则取容，回忆五四时，殊有隔世之感”。 钱玄同便是诸公之一。
钱玄同对鲁迅也是“毒舌”频吐。看过鲁迅《三闲集》《二心集》后，他在日记中记下“实在感到他的无聊、无赖、无耻。”他对鲁迅《准风月谈》评价也很低：“总是那一套，冷酸尖酸之拌嘴，骂街，有何意思”。
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于上海。五天后，钱玄同写了《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的纪念文章，给了鲁迅“三长三短”的评价。三长为：治学最为严谨；治学只是兴趣，绝无好名之心；读史与观世，有极犀利的眼光，能抉发中国社会的痼疾。三短为：多疑，轻信，迁怒。
1939年，钱玄同病逝于北平，他和鲁迅生前共同的好友兼同学许寿裳写了一幅挽联：滞北最伤心，倭难竟成千古恨；游东犹在目，章门同学几人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