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梅兰芳及其一家

（一）

　我家自“七七”事变后，从松江迁到上海舅父家居住。我的舅父郭郊青，曾拜王瑶卿为师，学习青衣，但始终未正式“下海”。那时他在梅剧团工作。舅母是高庆奎的妹妹，梅、高两家都是京剧世家，且有亲戚关系。我父亲沈葆义，民国时代曾任过水上警察厅长，在闵行创办过一个孤儿院，曾请梅兰芳高庆奎等名角在孤儿院礼堂演义务戏，募集经费。因此我们一家与梅家是很熟的。

郭效青与梅兰芳、李春林等合影

　我在1938年的夏天，第一次跟着我母亲到梅家去玩，那年我10岁。从此我就经常进出梅家。我在求学时，每逢寒暑假，常跟我妈到梅家吃住，有时一连几天不回家。后来我在南京部队工作，出差回沪，也不住招待所，总喜欢到梅家落脚，这种情况，直到1958年我蒙冤离开上海为止，前后长达20年之久。

　对梅兰芳的岳母福老太太，我叫她姥姥，梅夫人福芝芳，一般人叫她香妈，我根据上海人习惯叫她梅家姆妈。与梅兰芳的几个子女，也都以兄弟姊妹相称。葆琛是四哥，葆珍（后改名绍武）是五哥，葆玥是七妹，最小的葆玖是九弟。

　梅家住在马斯南路121号（现为思南路87号），是一幢四层楼的房子。我们常从吕班路（现重庆南路）进入教堂后，再通过磐石小学操场，从边门进入梅宅，很少从马斯南路那条弄堂进去的。姥姥住在四楼，我妈常陪她老人家打牌，所以我也常跟我妈上四楼去玩。这层人最多，最热闹。除了梅家兄妹外，还有卢家姆妈（李桂芬）和她的女儿卢燕香（我叫她宝姊）等。

李桂芬、李慧琴之《汾河湾》

　李桂芬原是名演员，在北京演出时，有一开照相馆的卢姓商人非常赏识李的戏艺，他买了戏院里前排固定的座位，每逢李演出，必前往观看，长达3年之久，后卢某丧妻，拿相片托人向李求婚，李看是老观众，感其情义，就答应了他的请求，结为夫妇，生了个女儿，就是燕香。

　后来卢某去世，李桂芬在沪无所依靠，因过去与福芝芳常同台演戏，两人感情很好，因此就来投靠梅家，在梅家寄居近10年之久，梅家无条件地供养她母女二人，一无异言，完全同家人一样。自梅兰芳去港后，家中无收入，生活也困难，卢家姆妈有时也出来演戏赚些钱作为零用，卢家姆妈丈夫的前妻也生有一个女儿，嫁给一个国民党政府驻檀香山的领事，后来她把卢家姆妈母女俩接到美国去居住。宝姊去美后改名卢燕，成为电影名演员。

　梅家待我妈和我也亲如家人，姥姥待我们更特别亲。我13岁那年住院割治阑尾，她是第一个来探望我的，而且守在病床边，一直等到我从麻醉中苏醒过来。在我妈生肺结核病时，她也送许多贵重药品，希望我妈能早日痊愈。我妈去世后，我每次去梅家她总要提起我妈，说着说着就哭泣起来，1960年我受冤狱在江西劳改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粮食非常紧张，姥姥一下子就给我寄来10斤饼干。我自己的外婆在我出生前就去世了，她真像我的亲外婆，也像亲娘般疼爱我妈。

　我的两个表弟郭云涛和郭春光到北京富连成去学戏，也是姥姥出的川资。郭云涛现在福州市京剧团，郭春光是前奉贤文工团团长，现在奉贤县卫生专科学校工作，他俩的得有今日，可说也都是受梅家之赐。

　姥姥是满族，早年守寡，只生了福芝芳一个女儿。由于家庭经济困难，在福芝芳童年时，就叫她去学戏了。刚学好出来演戏不久，就与梅兰芳结婚，以后就不再演戏了，他们前后生了九个子女，但五个都夭折了，只剩下3子1女。葆玖是第九个孩子，所以名为葆玖。梅兰芳第六个儿子生肖属龙，小名龙哥儿，夭折时已有6岁。因我与他同岁，他们也常常叫我龙哥儿，对我也颇宠爱，可能也是寄托他们怀念爱子之情吧！

福芝芳与孩子们合影

　每年春节前，我常见到梅家姆妈总要家人对有困难的亲友送钱去。1972年和1973年我还留在江西劳改农场劳动经济极度困难，无法过年，不得已就写信向她老人家求援，她很快就给我汇了钱来，并不因为我在改造而嫌弃我。等到我1983年获得平反，而梅家姆妈却已在1982年离我们而去了。我一想起来就感到难过。

　梅兰芳的乐于助人，是很多人都知道的，我这里所说的，是除梅兰芳外他的一家人也都是和他一样，以助人为乐。联系到梅兰芳的祖父梅巧玲当年仗义烧毁债券和替人赎当的事，这也可说是梅氏传统的优良家风吧！

（二）

　我听妈说梅兰芳对于日军侵占东北，非常气愤。他知道日本的野心很大，还企图进一步侵吞华北，因此决定离开北平，于1933年将家迁至上海，住进了马斯南路这幢房子。“七七”事变后，梅剧团借古代人民抗击侵略者的历史故事，编成京剧《抗金兵》演出，以唤起人民起来抗击日本侵略者。1938年梅剧团去香港演出，梅兰芳就单独留在香港，没有同剧团一起回上海来，所以我跟妈第一次去梅家时就未能见到梅伯伯。梅兰芳留在香港的原因，是当时上海租界周围已被日军占领，日军势力还在向租界渗透，好多上海的流氓头子倒向日军，为日军效劳。他们要梅兰芳为他们演戏收买人心，梅兰芳多次拒绝，但这样总非长久之计，所以后来就采取一去不返的办法。

　1941年冬天，日军进而占领了香港。梅兰芳知道日军是不会放过他的，他就留起胡须，为拒演作准备。后来日军果然派人来叫他演出，他就回绝说：“我已老了，唱旦角要年轻人。再说我的嗓子也已经坏了没法再演出了。”日军采用武力威胁也没有得到丝毫结果也就罢了。

梅兰芳之《贵妃醉酒》

　梅兰芳见香港和上海一样，都已被日军占领，乃于1942年夏天就到广州再坐飞机回到上海，我这时才第一次见到梅伯伯。梅兰芳回来后，一家又得团聚，当然是高兴的，但是由于长期没有登台演出，缺乏经济收入来源，而各方面的开支很大，梅兰芳又待人宽厚，从不肯苛刻他人，于是经济发生了困难。中国大戏院的孙经理得知情况后就来约请梅兰芳出来登台演出，梅兰芳想如果他剃须演出，此例一开，则日军、汪伪一定会来要求演戏，那时要再加拒绝就难了。因此宁愿卖掉北平的房子、心爱的字画，乃至梅家姆妈的首饰，另外还自己作画出卖，来渡过难关，坚持在日伪势力下决不演出的初衷。

（三）

　1945年8月15日，梅兰芳从广播里听到日军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后，他非常高兴，决心重新登台演出，就把胡须剃了，请王幼卿(当时住在梅家教葆玖学戏)来操琴吊嗓。可是由于长期没有吊嗓，一时唱起来，真的不行了。大家认为不能性急，得慢慢练，使嗓音逐步得以恢复。梅兰芳下定决心，开始苦练，每天吊嗓练功坚持不懈。消息传出，上海观众热烈要求早日实现。梅兰芳为满足广大观众的要求，等不及梅剧团的大部分演员从北平南下，就请了夏声剧团和上海戏校的演员协助，在上海美琪大戏院演出，天天客满，要想买当天戏票根本不可能，几天后的戏票也难买到。

梅兰芳之《刺虎》

　全国各大城市的京剧院得知消息，都来邀请梅剧团前去演出。我舅父郭郊青也随着梅剧团几乎跑遍了全国许多大城市，深得梅兰芳的帮助与照顾。据我舅父说，一次在某城市演出，一位老人从百里外的农村赶来，想看一下这位世界闻名的梅兰芳的戏，谁知当天剧院已客满，而第二天梅剧团就要停演离去，老人懊丧不已。有人将这情况反映给梅兰芳，他听后十分感动，决定再加演一天，并叫人给那老人送去一张戏票，不收他的钱，是请他看的。那老人感激不已，说这样的演员我从来没有遇到过。梅兰芳为人不但乐于助人，而且谦虚宽厚毫无架子。家中佣人替他倒茶，他也要说声谢谢。在家中排练时，他广泛征求他人意见，包括佣人在内，以便不断改进。

（四）

　全国解放后，梅兰芳被任命为全国戏曲研究院院长和中国京剧院院长。政府给他在北京护国寺1号分配了一所住宅。1959年夏季，梅家从上海全部迁回北京去了解放初期，梅剧团还常在全国各地巡回演出深受广大人民的欢迎。1959年，梅兰芳在中国戏曲研究院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梅兰芳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投票

　1961年我还在江西某农场劳动教养，从《江西日报》上见到梅伯伯逝世的噩耗，感到非常悲痛。后来我才知道梅伯伯是在1961年7月底因心绞痛突发住进医院的。周恩来总理曾去探望他，他对梅兰芳倍加关心要求医务人员一定要护理好，并要梅兰芳不要考虑工作，要安心养病。谁知四天后即1961年8月8日清晨5时，梅伯伯就在北京阜外医院病逝了。

（《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73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