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大王碑》, 全称《高句丽好大王碑》,叉称《广开土境平安好大王碑》。原碑无年月,近人考证为东晋义熙十年(414年)立,碑身为凝岩灰石,方柱形, 略加修琢,粗糙不堪。纵612厘米,横185厘米,四面环刻碑文,共44行,每行41字,共计1800余字,字径四寸许。现在此巨碑矗立于吉林省鸭绿江北的集安县太王村,光绪六年( 1880年)被发现。初时以皮纸烟煤拓,捶拓草率,字多浑沦不清。或就石勾勒,再填墨,潘祖荫、吴大激等所藏即此类。
一是叶昌炽 《语石》所谓的皮纸淡墨精拓本,每面分四段拓,共十六纸,字口丰腴。另为谈国桓《手札》所谓的高丽纸锅烟浓墨精拓本,每面整幅拓,共四纸,纸质坚韧,字口朗洁,向为专家视为珍品。与其它同时善本校勘,高丽纸拓本大致和王孝禹藏本.朝鲜总督府藏本、日本藤虎次郎藏本相同。
汉孝元帝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朱蒙帅部由夫余南下,在恒仁建立高句丽政权,第二代玻璃明王迁都集安。在十九代王即好大王(谈德)时期是高句丽最发达强盛期,其间谈德东征西讨,屡建战功,称雄于鸭绿江两岸和汉水以北地区,死后被尊为“国冈上广开土境平安好大王”。《好大王碑》叙述了高句丽建国的神话和谈德统治时期的战绩情况,以及王位承袭等,其中还有新罗与日本拉开战争的史实,并重申了关狩墓奴的严酷法令,是研究高句丽史的重要资料,为近代考证学家所关注。
《好大王碑》不仅在历史文献方面的研究上意义重大,在书法方面也有其特殊的地位。从字的体势上看,此碑字体在楷隶之间,与《邓太尉祠堂记碑》和《广武将军碑》风格接近。书法方整纯朴,古老厚茂,与《经石峪摩崖》气势不相上下。然《经石峪》石质坚硬,虽裸露于外,有风雨侵蚀,但其字口还是相对清晰,不像《好大王碑》的处境。据《集安县志》载:“此碑名家考证极多。惟因此碑特别高大,当时未筑碑亭,加上碑石粗劣,苔藓封蚀,剥削模糊不辨之字好事者以意补之,文字或减,故难以窥见原貌。后苔藓尽去,光绪中叶,拓者除残削减没者外,字迹清晰,好古者视为珍品。今者逐年剥削,不可辨认者又多矣。”
在取法上,《好大王碑》的用笔保留着浓郁的秦篆风格,这大约因为高句丽远离中原,受中土文化影响较小的缘故吧。起笔圆钝,藏锋逆人,行笔迟涩,收笔沉着,转折处灵动坚实。线条中极少出现波磔,而以平式、直式为主,圆乎乎、模糊不定的笔道甚是可爱。在浑朴圆厚的强势主流笔调外,偶尔的间以方厚之笔,整体呈现凝重古朴、力举千钧之势。
线条的长短、粗细等量化指标分布极为均衡。不见强烈的长短、粗细对比:空间布控随意自然,时出上松下紧之反常格局,憨态可掬,气静神凝。
章法上,此碑也以疏朗为宗,单字的疏朗加上整体的疏宕,使其风格更加鲜明。很明显,《好大王碑》不属于技法类碑版,它是明显的风格型、情性型的。临习时可在把握线形特征、用笔结构特征时充分地发挥想象,加以创造,可结合自身对汉碑艺术的理解和已经取得的技巧法则融会贯通,以出自己的风格。《好大王碑》非常适合“破板',法则的限定常常制约灵性的突发,适当地品味、临习憨拙的《好大王碑》常能给人带来意外的收获。
在工具选择上,用短锋羊毫为佳,笔锋不可过实;用墨勿稀,要浓重;纸张选用表面粗糙、吸水性较差的更好。在进行过系列法度严谨的汉碑体系训练之后, 反过来学习《好大王碑》别有一番情趣在心头。也正是应为这样的原因,从中可以找到乐趣。才可以让书法家引起重视与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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