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哲学的理性精神之比较
从哲学的发展史来看，理性主义、理性精神一直是哲学的一个重要的内容，也是人们理解把握哲学的一个主要的线索。而中西哲学发展的异趣也集中表现在理性精神的差异上。
一、理性精神的含义
理性主义指哲学中崇尚理性、强调理性作用的理论观点或思潮。理性主义把自己关注的焦点指向客观世界的意义，它追究客观世界的本原（本体论），表现为纯粹理性；它还关注人是如何认识世界的，产生了分析主义和实证主义（科学主义）；它追究如何改造世界，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形成实践理性。因此，理性精神应包含四个层面的意思：
一是纯粹理性，指人超出一已感官欲望和利害关系，不求功利、不计得失地探索各种抽象思辨的问题，即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所讲的内容，主要包括本体论问题、事物起源、思维形式、存在意义等抽象的问题，形而上的玄思。这种思辨探索，往往是非功利性的，更多地是为了满足求知欲和好奇心，是出于对知性的追求，对完美和绝对的追求，出于创造的冲动。
二是实践理性，是人从功利的目的出发，处理自己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意在追求对人有利的结果。这种实践理性既包含了工具理性，也包含了价值理性，它以人为目的，一切活动目的的确立，手段的选择和运用，过程的实施和终结，都是为了人的利益。这是人自觉地从事合规律合目的的活动的精神。但由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实践过程中的张力不同，导致了实践取向上的很大不同。
三是分析精神，是人自觉地区分主体与客体，并与之拉开距离，加以客观观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主体的目光透进客体内部，把它分解成各个部分、各个方面，逐个加以研究，然后加以综合、概括，找出事物过程的内部联系，把握本质与规律。
四是实证精神，指在认识、研究的过程中，重视经验的观察和第一手材料，重视理论的验证与实践，重视收集大量的材料，不迷信、不盲从。
中西方的哲学传统中，其理性精神在这四个方面是大异其趣的。
二、西方哲学理性精神的特点
西方自古希腊起就发展出了鲜明的纯粹理性精神，它是西方哲学的起点。柏拉图认为，人由三部分组成：理性、灵魂、肉体，其中理性是三者中最高贵的、不朽的部分。古希腊的哲学，即“爱智慧”，是对知识、对理性的追求，毕达哥拉斯的数、柏拉图的理念、阿那克萨哥拉的“奴斯”、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欧几里德几何、德谟克利特的“原子”等都是对世界本原的追究。
在中世纪，理性精神受到了压抑，但仍不绝如缕，各种异端、唯名论对理性的重视自不必说，正统神学家阿奎那的学说仍贯穿理性精神，通过理性的推理和证明，来论证宇宙本体“上帝”的存在。
文艺复兴时期，理性更是成为最高的法官，是向传统宗教神权、封建专制宣战的有力武器，理性精神再次成为主导性原则，思维着的理性是衡量一切的标准。
近代哲学，笛卡尔、康德、黑格尔则把纯粹理性推向了极致，他们认为，理性是作为宇宙之本原和世界之灵魂的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实体，是内在于客观现实中的一种本质性结构，是世界的客观的秩序原则。这种纯粹理性追求外在的超越，超越主体与客体、灵与肉、理性与感性之间的紧张关系与对立，去沉思冥想，追求真、善、美的理念；同时又推崇创造，希望通过静默的沉思与能动的创造超越对立，实现统一。
西方主客对立的理性思维方式，以理性的力量维系着人的价值与尊严，认为人是理性动物，只有人有能力进行纯粹的认识活动。这种崇尚理性的精神，使得人们在实践中，不以沉思默想、追求灵魂的安逸、虚幻的来世，获取人生的永恒为鹄的，而是造就了一种活泼自由地进行创造的进取精神，造就了重视现世人生价值，藉理性确立人的尊贵地位的价值取向。因此形成了西方积极进取的实践理性，一种以工具理性为主导的实践方式。
理性的挺立，使个人主义成为其发展的必然结果。个人主义不仅蕴含着个人的独立的人格与尊严，个人不可被侵犯的权利，个人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价值观，而且还包括了个人为发挥人的禀赋与能力，不断地求新、求异、创造、发展的开拓精神。这是西方实践理性的精髓所在。它在发展造福人类的科学，推动西方社会的进步中起了巨大的作用。但在实践中，二歧对立的思维方式，导致了灵魂与肉体的对立，理性与情感、意志的对立，造成了物质与精神的对立，主观与客观的分裂，事实与价值的分裂，带来了个性和谐的冲突，也为现代西方哲学非理性的发展，并成为主流哲学，埋下了种子。现代西方哲学非理性方向，实际就是对理性过分张扬的一种反动。
主、客对立的思维方式中，主体要认识客体，就必须对客体进行客观地分析。分析精神是一种知性的方法，更是一种世界观，一种认识世界、把握世界的基本原则，这是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的传统，而在分析哲学中体现的更为明确。分析精神在西方表现为，注意把握事物的内部联系和结构、本质与规律、形式与内容（质料）、原因与结果；表现为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现实与理想、事实与价值的二元对立；表现为主客二分、灵肉二分、理性与感性二分。在分析精神的指导下，人们去沉思、去创造、去征服自然、改造世界，使自然为人所用；在分析精神的指导下，人们从事政治、经济、宗教、艺术等活动。分析精神所造就的这种永不安宁、不断创造的浮士德精神，是西方文明的源头。这种分析精神，追求以纯“客观”的态度去分解一切事物，却抛却了人的主观价值、意味和对主体的人的终极关怀，造成了西方社会的“人”的长期失落，人的价值的迷惘。
实证精神、实证方法在西方是自古就有的，古代的经验论和怀疑论就是代表。到了近代，随着经验主义的兴起，实证方法迅速发展起来，并成为了科学研究的主导方法。如培根就主张广泛收集资料，分门别类地加以整理研究，重视经验，重视实证。再如，现代的科学哲学主张“意义的可证实性理论是经验论用来克服把世界分为现象之物与自在之物的两分法的逻辑工具。”在西方，经验与理性、实证与推理是互补的两极，都是理性精神的体现。实证讲义把可为经验所证实作为衡量知识的唯一的标准，在这里，人的价值、生命的尊严是无意义的。由此，实证主义发展到极至时，导致了知识与文化的分裂，知识成为了文化、生命的对立物。
三、中国传统文化理性精神的特征
中国缺乏西方式的理性精神传统，我们的思维传统中，少有西方的那种思辨、超越、分析、实证的理性精神。中国传统的理性精神是一种“内求于心”的理性认识方法。这种精神传统，很少去追寻对外在的世界本原的认识，而是重视“本心仁体”的自我觉知、自我体认。虽然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一个“道”的宇宙本体说，但那个“道”是不可“道”的，不可“名”的，只能靠体验与涵养来直觉领悟，单由理性思辩和逻辑推理是不能理解、证明和把握的，也即是不可分析，不可被证实或证伪的。这就使得我们传统文化中的理性精神带有了一些神秘性，只可意会，难以言传。
主宰我们民族理性精神的是和谐，而不是西方的那种两极对立。我们的理性传统追求的是人与自然、与社会、与国家的内在的统一，即“天人合一”。这是一种内在的超越，它以对生命、宇宙的终极关怀为目标，是一种价值理性占主导的思想，这与西方所追求的外在超越截然不同。儒家主张内圣外王，向内部求价值之源，求安身立命之地。于是“善”成为中国哲学至高无上的法则，它即是道德的，政治人伦的，也是天道天命的体现，而且这种天道天命只能靠直觉、神秘的顿悟和当下的感受来把握，无法证实，无法进行客观的分析。在道家、佛教中，天人合一仍是主流概念，直觉呈现是主要认识方法。于是造成了中国哲学中对事物追根寻底的理性思辨、分析精神及逻辑思维、理论思维的不发达。
在缺少理性分析基础情况下的和谐追求，使得中国传统哲学思维呈现出一种直觉的整体性思维的特点，这种思维具有整体、圆融、系统的特征，但也同时造成了模糊、混沌、不精确的弱点。在这种思维的主导下，其知性、理性的发展是极不完善的。
中国文化中也强调实践理性的精神，但主要限于日常伦理、道德文章，讲“内圣”和“见贤思齐”，要求“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以调节人伦秩序。这种向内的实践理性，导致了安分守命、顺时听天、知足常乐的行为模式，助长了求中和（致中和）、怕犯错误的心理，因而缺乏了对外在于人的自然、社会的本原、本质的追寻和探索。
中国人重实用，但却少有实证精神。实证需要科学理性来统摄，需要有怀疑的精神、探索的勇气，但我们的孔孟之道视科学研究为“淫技”，以“修齐治平”为正途，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也走此路子。于是探索自然，对认识进行实证，创造发明等，不被社会所重视。作为新时代精神和世界观的近代科学及科学精神最终未能在中国产生，绝非偶然。因此，今天的中国需要理性精神的洗礼。
西方外烁的理性的过分挺立，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灵与肉、感性与理性、人与社会和国家关系的对立和紧张，造成了现代人整体人格的分裂、价值之源的枯竭、人生意义的失落，进而产生了非理性主义的反动，对理性的全面否定，形成了西方社会特有的精神、社会危机。
中国向内的理性特征，虽然确立了“天地之性人为贵”的观念，确立了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统一关系，但却压抑了人性中知性的冲动，妨碍了人的理性潜力的发挥，造成了保守、知足、缺乏“较真”、创造和开拓精神的民族性，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发展。
当代西方哲学的以非理性来取代理性精神的作法，矫枉过正，不是哲学发展的正确方向；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精神过分注重于个人的内在体验，不利于人更好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有其固有的不足，也不是时代精神应有的方向。我以为，把中国理性精神的“向内”的传统，与西方理性“外烁”的优势，加以融合、统整，形成知识与价值的统一，理性与人文的和谐，才是时代发展的正确轨道。
主要参考文献：
1.杨寿堪.冲突与选择.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一版
2.于凤梧主编.欧洲哲学史教程.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二版
3. 顾明远主编.民族文化传统与教育现代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
4. 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