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县志

读方志有利于迅速便捷地了解某地的基本情况，于国人要览一方，于外人支应情报，一些国外著名图书馆便大量搜集有关这方面的书籍。时下各类志书的出版方兴未艾、云蒸霞蔚，真印证了“盛世修志”的老话。但阅读这类新方志，总有一种不得要领、匪夷所思之感，论评过密、活人入传、献媚现职等等有悖志体的硬伤，加之叙述冗长、布局松疏、闪烁其辞，平淡中一派枯涩，索然中不忍卒读。如今，每个县级行政单位都设立有专门的“县志办”，这里集中了县域最有学问、最有器识的老先生们。十多年前，我同某县志办的人员有几希接触，略知一二“内情”，知道其编撰出版是要通过复杂漫长过程的，除去案头工作不说，仅审读、复读、修改、验收等等的程序下来，短则两三年，长则五六年，甚至七八年，如此，县志办也已由初设时的临时班子，升格成了正式机构。审读中，专家的建议要考虑，领导的意见尤值得重视，若遇到几位领导同时提出不同看法，其修改之处的微妙就让外人雾一头水一头了。待付梓之时，更会遇到出版经费无以落实的尴尬，于是还得等，还得拖，待书终于出版时，许多编撰者已被黑框框圈住了名字。

上述话题是由近来阅读一本叫作《徐沟县志》(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3月版)的旧书引出的。这本县志的出版也经历了长时期的等待，该志1929年开始编纂，1942年杀青，到一个甲子后的1992年方得以出版。更为不同的是，它由一位名叫刘文炳（1876—1954年）的先生独自一人完成。刘先生是山西徐沟县（该县于1952年与清源县合作为清徐县）人，光绪年间中举人，后留学东洋，为同盟会会员。1929年，徐沟县县志局成立，刘被推任为总纂，此间他对县域的地理、风俗、语言、经济等均作过实地的调查。不久县志局因经费无着被撤，刘先生愚公移山磨穿铁砚便独自担当起了编纂的重任，所需费用也全部自负。

其“七七事变”后，他渡河西走，长途跋涉抵甘肃天水，途中历经艰难，财物丢失殆尽，惟志稿及参考资料独得保全。在全志完稿时，他写下了“干戈落落五周星，抱器西来毕汗青。写出秋风汾水色，梦魂夜夜萝摩亭”的诗句，其中的酸甜苦辣，后人仅能通过这首七绝晦涩地领悟了。

二十四史中的精采尽在前四史，前四史皆由个人完成。较之博采众议、森罗万象，一家之言、只鳞半爪式的写法可能更适于史志。仅就行文而言，刘先生的这部志书前后连贯，风格一致，为之作所不及。该志以县志局调查资料为基础，共九个部分。全志以“地理志”为首，“以为吾人所据而栖止生存者也”，之后依次为“人口志”“民生志”“语言志”“民俗志”“教育志”“政治与财政志”“文献志”，最后以“大事记”串联全志，作者认为大事记“为各志事实，有贯串时代，而明治乱兴衰之迹”。全志独立成篇，又结构紧凑，一目了然。更重要的是，刘先生将其在日本学到的现代统计法运用到了其中，这可算是本志的又一独特处了。

“人口篇”中，他没有采用官方的统计数字，而是实地调查，重新统计出了人口、户数，以及出生率、死亡率、婚姻统计、族长姓氏、迁徙状况等数据，且还计算出了性别比例、年龄结构，分析出了这些现象的发生原因和后果，对一些家族的发展也做了探讨。如此翔实精细的统计在以前的志中是难得一见的。民生主义思想在这位老同盟会员心里已根深蒂固。刘先生的关注点显然与官方的“宏观”不同，看来自他立下独自完成此志的宏愿后，编纂初衷也发生了变化，它已摆脱了旧志侍奉承欢父母官的窠臼，摆脱了因供养关系带来的遵命依顺、降心相从，而是着眼于社会，将其放在为社会各行业提供咨询数据与基本情况的高度为之，了解之更在于使用之。

“语言篇”是在其组织考察当地语言体系基础，以专志具体介绍文字、语音、词汇等要素修成的，认为语言是地域历史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代方志失于备载的现象亟待修正，“稽文化之历史家，于中国最大且要之数千年农业进化史，无所措手，因具体之文化虽不限于少数人，而文字为士大夫之事，记载则只少数人所能。故多数民众古文化之痕之传于今者，不有其文，惟具其音”。

从“教育篇”之“历年小学生数及毕业人数比较”得知，民元时，徐沟县的小学生数为1695人（无女生），经费9680元，至民二十一时，学生数已达到4931人，女生数已有1670人，教育经费为45058元。近代教育由私塾向学堂转换的过程中，也完成了它的平民化过程，这个事实，一部县志提供的证据便足以说明。本志还将县域中学以上毕业生的名单全部加以入列，将读书人入录的作法，在今天也不多见，此创同样表明了刘先生的编志理念。颠沛流离、拮据窘迫的体验很容易让人产生对寒窗苦读、囊萤映雪者的同情，这与大烹养士、安逸恬适状态下的写作有着截然的不同。

在“商史篇”中，他分析了当时山西实业落后的原因：“晋人经营方式愈富而愈不知生产。”从事商业贩运、票号经营者，一旦遇到运输力穷、币价跌落等波动，便只能破产。生产才是商业的根本。研究晋商兴衰史的专家不知是否认同这样的剖析。可以看出，“实业救国”说在本志编撰的的年代已为多数人所接受。志之“风俗篇”中坦言，光绪以来，其民风日堕，原因为：一、商业摧落之富家子弟失教；二、已贫之游惰，黠者枭赌，弱者溷烟，强者为窃；三、县衙莠役，坑谷皆满，有时豪役，即为赌渠；四、绿营饷廉而贿私纵博；五、城关村镇多有剧时，城内尤其。将剧会列为世风日下之因，是因为剧会之时都要立数丈广阔之甲账，甲账之内聚众豪赌，昼夜不息，而官又不闻问。这种不避乡讳切中民忌的吟啸扼腕，着实令那些一味颂扬赞许拜尘逢迎、通篇针头线脑事、满纸不疼不痒言的群志汗颜愧怍。客观记述体的志文能有铿锵激昂杂文之针砭功效警世功效，能有七星匕首之冽冽寒光，其实全在刘先生的真诚耿介，在一颗拳拳的心。

遗憾的是，这样的精采由于刘先生多年的漂泊辗转奔波投止而逸失了许多篇章。从半部县志体味岁月的演化变迁，自云散的往事里抚今追昔，感触颇多，叹喟颇多，思索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