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问题的第二重根：历史的研究（三）
原创:首发于牛虻公众号
前面对“范畴的研究”作了讨论，界定了它所是的范围，则会出现为什么的问题，即，它为什么会是它，“它”这个指称与实际的它相符与否，我们给它下的定义何以可能，是主观的感觉经验，还是主观的理性思维，还是客观存在？
回答这个问题，也就是学术研究所要解决的第二重根——历史的研究。历史的研究，本文重点所要讨论的是它作为一种论据而存在的研究，这有别于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在接下来我会找一些典型的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来和我所要表达的“历史的研究”方法进行对比，相比之下，方可见长，方可见短。
那么，什么是“历史的研究”，我看很有必要自我界定一下“范畴”？
所谓“历史的研究”，指的是自从事物诞生以来，截止此时此刻正在发生的或者被动发生的，事物所经历的一切变化。历史学意义上的研究则主要侧重于对历史事件的研究，而我这里所要论及的“历史的研究”不仅仅在于对历史事件的研究，而且还要就被动研究的对象进行研究，也就是在其“范畴的研究”广延性下进行的研究。正所谓研究文学就要知道文学史，研究科学就要知道科技发展史，研究哲学就要知道哲学史，研究传播学就要懂得传播学史，研究心理学就要知道心理学史，研究社会学就要懂得社会学史……
研究任何一门学问起码要知道它的来龙去脉，也就是要了解它的产生、变化、发展及其未来的走向，并不是在其中找出几个关键的点来单独地研究，机械地将它的一个完整过程割裂为好几段。如果真的那样去做，那就是历史学意义上的研究方法，而在学术研究上，则要将历史的研究看作是一个整体的过程，看作是对其存在的证明，也看作是其发展的基础。换句话说，一旦一个事物产生之后，它就不可能没有史，而这里所说的史自然就是它存在的证据与发展的基础，很显然，这有别于历史学上的研究，无论是其对象还是其方法，下面以历史学上较典型的历史学研究方法与我所谓“历史的研究”比较来研究：
（一）、中国传统历史的研究（以《史记》为例）
中国传统历史研究的方法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单就史书来说，有传世的二十五史之说，而作为开天辟地的史首《史记》，则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作为史料当中的史首，有很多丰功伟绩，但也有好多始作俑者之处，以至于影响了它作为史料的可信度。
譬如说，首先是对人物传记的描写，《史记》之功成于开创了纪传体叙史的先河，败也败在对其对人物的描写过程中故弄玄虚、过分夸大其词，违背了人伦情常，形如其对三皇五帝的描写则以神化的手法来显得与众不同，好似不食人间烟火一般。其二是对事件的描写，神话般的色彩，传奇式的手法，文学性的修饰，浪漫性的文笔，绘就的是一幅功成名就的八骏图，完全忽略了那些不知名的人民群众。当然，《史记》的文学地位是没人能够撼动的，太史公对历史的评点还是非常中肯的。
传统历史学观点之所以拿《史记》作为历史研究的史料，正是因为这些史料具有丰富的文献资料，不论司马迁如何故弄玄虚、夸大其词，总归是对客观存在的一种主观反应。至于现实与主观反应之间有多么大的差距，则是传统史学研究的一种假设，为了证明这个假设能够成立，则需要历史考据学进行实物验证、考古学进行化石核实。在对史料的搜集和史料的验证这个问题上，传统史学观与我所要论述的“历史的研究”相去不远，如前所述，“历史的研究”是作为一种存在的证明，史料的搜集和史料的验证则是作为一种证据存在。
在这里，“历史的研究” 可以和存在划上等号，“历史的研究”，研究的不仅是怎么样存在的问题，而且研究的是为什么存在的问题，更有甚者，研究的是如何存在下去。这最后一点又是不同于传统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因为传统历史学只研究过去，不讲究未来，或许会有人提出疑问，“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难道不是么？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传统历史学没有研究未来，至于此处的质疑则是我在下文将要论述到的“功用的研究”。
黑格尔说过：“凡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就是现实的”
这其实是对存在的一种曲解，现实的存在有一种是合理，所以它存在，还有一种不合理的存在，它只是作为其存在的表现方式而已，也就是“历史的研究”所要表现出来的自我明证罢了，并不代表它的发展方向。
譬如说纸张燃烧，当纸张还没有燃烧之前它是合理的，当燃烧之后，它并不存在，而是剩下一堆灰烬，灰烬则是非合理的明证，无论是灰烬还是纸张都在作一种合理存在的明证，也就是对其作“历史的研究”。（不知道聪明的你弄明白了没有？）
至于学术研究所要注意的第二重根——历史的研究，则正是对事物现在的存在，过去的存在，将来的存在，分别从这三个方面的研究：现在的存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保持着原有的某一种状态，尽管有些许变化，但是没有发生质的变化；过去的存在，即当其已经成为历史，成为一去不复返的滚滚江水，成为转瞬而逝的光阴；将来的存在，事物朝着某一方向，潜在地发展趋势，最有可能成为现在的趋势。
传统史学重在对过去的存在的研究，局限于政治史的研究，年鉴学派代表人物之一鲁滨逊就反对传统史学对政治史的研究的狭隘性，主张新史学应“包含人类过去的全部”。
梁启超也斩钉截铁地说“前史是权力兴亡隆替之事……一人一家之谱牒”，批判中国传统史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
到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则一切变得开朗起来了。
（二）、梁启超历史的研究
梁启超被公认为是我国历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而且是一位能在退出政治舞台后仍然从事学术研究的舆论界骄子，在他涉猎广泛的学术之中，其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可以说是空前的，直到马克思主义历史的研究方法的出现才取代了他那统治学界三十多年的史学研究方法，尤其是他那独到的史学史料的整理与搜集、验证与辨伪方法，我们今天的史学研究仍然沿用他的那一套学术。
在本文所要讨论的“历史的研究”中，历史学其中有关史学史料的研究与之有相当借鉴之处，尤其是作为历史存在的明证所能依赖的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与论证资料，下文将具体地展开讨论。
学术研究中所讲的“历史的研究”，不但要研究其本身的历史，例如一观点的产生、发展和消亡，也就是对它主干的研究，而且要研究围绕其产生的被动历史，它所产生的影响、造成的结果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也就是对它枝蔓的研究，这一点不同于历史学所侧重的关键事件、关键人物、关键点的研究。
打个比方来说，在“桑树－蚕－池塘－鱼－人－阳光”这个食物链中，历史学侧重研究的是“蚕吃桑叶”、“鱼吃蚕食”、“人吃鱼”等事物进化发展过程当中的“质变”，研究这些质变所发生的原因与造成的结果，而“历史的研究”不单单是对存在着的每一个对象进行研究，而且要研究每一个对象为什么存在的原因。如果继续存在，则要研究继续存在的原因，如果消亡，则要研究消亡的理由，或许有人会说，这样以来历史学便没有研究对象可言，其实不然。
虽然历史学没有了研究对象，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没有了历史的研究对象，相反，每一门学问都有其自身发展的一部历史作为自己存在的基础，每一种学说都有自己存在史作为自己存在的明证。如此以来，仅剩历史学没有了研究对象，而其他的每一种学问都有自己的历史，学术分科的越来越细化已经要求各自成立自己的存在史，也就是所谓的“历史的研究”。下面我将会通过对梁启超历史研究方法与我所谓“历史的研究”对比，从中找出各自不同，优劣长短。
梁启超对我国传统史学的研究，可以说是别具一格、独树一帜。我国传统史学素有重视“考信”的传统，到了清代朴学盛行，学者对于如搜集资料、考订歧误、辨别真伪这套学问尤其致力，积累了许多经验和资料。到了梁启超，他则将清代三百多年的学术梳理明澈，尤以对考据学所作的研发，并在其基础结合他扎实的西学功底，形成他自己的一套学术理论，进而影响了中国学术界三十年左右，直到马克思主义取得统治地位之后，才取代了梁启超的学术主张。
具体来说，梁启超在史学上的成就是其颠覆了中国传统史学的研究方法，吸收西方年鉴学派的“新史学”思想要义，开出自己的“新史学”。他主张，将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看成一个整体，是作为历史学所研究的对象，而这一对象正是客体，在历史学研究的体系中，占据主要地位的自然是对历史研究的主动者——人，历史是客体，人才是主体，对于历史的研究要人来研究，研究历史也是为人民而服务的。
在中国传统历史学的研究中，纵然有二十四史的惶惶巨著，却不尽然是为人民服务的，相反，中国传统历史只是对“政治史”的研究，是“存亡周期律”的研究，是为统治集团而服务的研究，完全没有实现为人民服务的初衷，因而，他要求史学研究的“新”。在今天，尽管马克思主义学术思想高屋建瓴，占据统治思想，但是对梁的这一主张也无可厚非。的确，将客观存在的历史看成是客体作为历史学的研究对象，但是也有不足之处，就是在这一整体当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具有理性思维的人，人一旦成为了主体，则就强调史学家的“史德、史才”，这个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了，不是严密的逻辑所能推导出来，也不是科学的方法所能解决的，而是在人心中的价值理性来协调。
如同历史是一台天平，如果说工具理性是衡量标准，形如一系列的数字、刻度、标尺、砝码等，而价值理性则是天平之外的人，人和历史的主客关系，就如同人和天平的关系一般。无论是中国传统史学的研究，还是西方新史学的研究，以及梁启超的历史研究，甚至于后文所要述及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都有一个瓶颈，即，对历史学的研究各有侧重，从史学功能来考虑，其共同之处是偏重于政治史的研究，因为政治与史学关系最为密切，正是因为如此，过去的史学甚至将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史学研究也要落于史学功能的窠臼。
我在本文中所推崇的自然是要躲开史学功能对史学研究的制约，只要是过去的事物就是历史，历史就有可研究的价值，尽管与我们生活没有多大的关系，尽管与今天没有多大的功用，即使研究透彻，也没有多大的功能，至少能够满足今人对历史的兴趣。治史不一定要有用，如果一定要有用，那就陷入了实用主义哲学家所挖的陷阱中，治史不一定要有功，如果一定要有功，那就陷入了功利主义哲学家所挖的陷阱中。
总之，历史的研究不能功利于政治史的研究，不能投身于热门化的研究，更不能僵化于传统史学的研究的窠臼中不能自拔，历史的点点滴滴皆可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只要存在过，就有价值可言，这才是历史研究的研究。
（三）、马克思主义历史的研究
马克思对历史的研究，在前文进行范畴的研究时已经提及到，此处专门作深入探讨。马克思对历史的研究方法可以称为唯物史观，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是科学的社会历史观和认识、改造社会的一般方法论。主要内容讨论的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二者之间的关系，也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二者之间的关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由生产关系综合而成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有巨大的反作用。当上层建筑及其生产关系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则会到来，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庞大的上层建筑也会或慢或快的发生变革，从而缓和社会的阶级矛盾。在阶级社会里，人类社会这一基本矛盾表现为阶级斗争。
历史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轨迹，历史是阶级斗争发展的产物，在历史的创造过程中，人民群众起了主体作用，英雄人物起了主要作用，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英雄人物则是主要领导者，二者之间是辩证统一的，谁也离不开谁。打个比方，如果人民群众是一大堆干柴，平时零零落落，不怎么起眼，东一堆西一堆，可是一旦有火芯，便会势如破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而这个火星则是英雄人物。
历史已经见证，人民群众与英雄人物是分不开的，人民群众是英雄人物的土壤，随时随地会培育出英雄人物来，英雄人物则要依靠人民群众作为武装力量，在这二者之间，缺一不可，更不可能完成历史的使命。只说英雄人物是历史的创造者，这种英雄史观是不能成立的（譬如说梁启超的英雄史观），这种研究历史的观点是片面的，如果英雄离开人民群众，就好像烈火没有了干柴，等到大势已去，便终将熄灭；只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种群众史观也是欠妥的（譬如说马克思的群众史观），这种研究历史的观点也有局限，如果说人民群众离开了英雄人物领导群雄，号令天下，出谋划策，就好像干柴没有了火星，火星没有了东风，纵然有如山的干柴，也难成气候，正如那无头的苍蝇满天乱飞。
总之，无论是梁启超所强调的精英集团来左右历史潮流，还是马克思所言的人民群众来主导历史趋势，此二人对于历史的走向各有侧重，却不尽至善至美。然而，马克思主义史学却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与旺盛的生命力，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品质所决定，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对范畴的研究、历史本身的研究以及功用的研究，马克思主义都表现出了高尚的理论品格，这是在学术研究上每一位学人不得不学习的。如果谁想跳跃马克思主义史学观而进行历史的研究，我可以斩钉截铁地说，不可能有好的研究成果面世，正如康德在德国古典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中的地位一样，逾越了他就不可能有好的学术。具体地说，马克思主义的品格有以下几个方面：
1.马克思主义实践化
《孙子·虚实》篇有云：“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马克思主义在对自身的发展问题上，做到了神的地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进行过三次比较大的中国化过程。
第一次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成果——毛泽东思想，被称为“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第二次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毛泽东思想相结合，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大成果——邓小平理论，被称为“当代中国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第三次则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能够流行于世，就在于它的实践化特征，它能够如同水一样，凡是其流经的地方，它都能够调整自己的状态而适应外在环境的变化，并且根据实际的情况而作出调整，无论遇到何种情况，都能够处惊不变，沉着应对。正是马克思主义实践化这一特征，使得它能够应对新情况、新问题、新考验，在对历史的考察上，自然也就能够独树一帜了。
总而言之，上个世纪，马克思主义挽救了中国，而本世纪，则是中国挽救了社会主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马克思主义强调民族特色
马克思主义史学在研究历史问题的基本宗旨上与中国传统史学是有所不同的，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关注的有关中国社会发展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带有规律性的宏观问题上，用传统史学的方法是不能奏效的。但是，不论怎样的宏观的治史方法，都必须建立在严格的史料考评的基础上。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对于乾嘉时期的学者所运用的史料考评方法是给予很高的评价的，对近代以来的中国学者的治史学的方法也是给予很高的评价，例如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胡适的《校勘学方法论》、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等。
3.马克思主义政治道德感召力
如前所述，传统史学的一大弊病就是一种“政治史”的研究，而今，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也难逃脱此噩运，史学研究的功能始终在左右着史学研究的方向，如果史学不侧重于“政治史”的研究，那么研究史学又有什么用呢？这一问题又回到了史学功用的研究问题上来。可以这样说，史学研究成就成在政治史的研究，败也就败在政治史的研究。西方基督教哲学正是利用了其政治道德感召力的力量，统治西方思想界长达一千多年，如果马克思主义能够将这种政治道德感召力发挥出来，其政治能量不可限量，但学术可能要遭殃，人类历史已经证明了一个这样的道理，即，政治无道德，专制之下无学术。
4.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特点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当今社会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技术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在日趋激烈的国际、国内竞争中，竞争的核心是综合实力的竞争，而创新力是这场竞争的制高点。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特点就是首先做到思想的创新，创新也是一个政党永葆青春的源泉，正是基于此，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理论品质便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5.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灵魂
实事求是，古人是讲“知行合一”，最早是一种学风，尤其是对中国经学和考据学而言，自古以来都被中国古代学者当作治学治史的座右铭。
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
至此，实事求是被马克思主义主义所吸收，成为他的灵魂。马克思主义史学观上，讲究实事求是，就是要对第一手资料的掌握和对客观历史真相的还原，尽管限于自身阶级属性的限制而不能完全还原，但较之以前的史学可说是脱胎换骨了。
（本文创作于8年前，由于原文将近2万字，故分四期来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