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李心丽：铜号声声
四十年前，我七岁。虽说少不更事，可记忆里却已经有了一些重要的片断。我把所有童年的记忆分为两截，一截是七岁前，一截是七岁后。这两截记忆之所以不同，是因为中间隔着一把铜号。当然这记忆，也与我升入小学有关，我是在这一年升入小学的，这一年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是不寻常的一年，但凡与我一样经历过这一年的人，一定也记住了那些历史性的时刻，后来我们也常常提起这一年，不仅仅是每十周年的纪念，即使在日常生活，普通的日子，因为这一年是一个开端。
如果说七岁以前的岁月是懵懂的，那么七岁以后的岁月就像洞口的微光，随着我的成长那光越照越亮，我觉得所有的成长都是在熹微中看到了光亮。
我的成长就是如此。在没有步入学堂之前，我的生活是这样的，我所熟悉的声音中，风声，雨声，鸟叫声之外，还有就是铜号吹奏出的长音。那时我们住在山顶上，院子里有好几家邻居，有一个叔叔的任务就是吹铜号集合六队的社员，铜号的声音一响，就是集体出工的时间。往往听到铜号奏响，母亲就要赶紧去队里集合。因为居住的位置高，出了院门，就能将村子前后的人家一览无余，能清楚地看到这铜号声传递出去的效果，不同的院落里有了相同的景象，人们纷纷从自家院子里出发，有的来回进出，寻找出工的农具。
之所以对铜号有很深的记忆，可能因为我切近的感受过铜号的存在，叔叔拿着铜号从我们家门前经过，然后从大门走出去，冲着山下的社员，鼓着腮帮子，一个长音一个长的吹，有好多次，我就站在离叔叔不远的地方，看着那把锃亮的铜号，那是七岁或者七岁之前，它发出的声音带着很强的情绪，它留给了我这样的记忆，命令和催促，还充满着一种劳动的激情和欢快。我所有音乐的启蒙来自那只铜号，那时候叔叔也是年轻的，他会伸长着脖子，把铜号高高的举起，那时候我觉得他一定是另一种表达。我的记忆里一直留存着那只铜号的声音，回想起那种声音，我就会有一种要奔跑的冲动，内心还会涌动一种激越的情怀，那时候觉得这声音会长久地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后来，风声、雨声、鸟叫声陪伴着我长大，唯独铜号的声音，消失了。
因为身居山顶，院子又大，我们的院子靠近山的最边上，有大门，但没有院墙。即使没有院墙，什么担心都不必有，院墙下面的地方，是山体，隔了有五层楼高的山底，又有别的院落，居住虽然不是绵密，但是垂直距离，有时候楼底院子里的说话声，叫唤声都能传递上来，所以说铜号传播的范围就不必说了。
父亲是煤矿工人，那时因公伤吃劳保回家了，偶尔能随母亲一起出工，为得是攒够一年的工分。他们走后，我则是留在家里，照看比自己小的妹妹。当然生活也不完全是这么枯燥，遇着母亲歇工的时候，我也可以随了同龄的孩子一起跑去大人在的田里玩，秋天的萝卜吃起来脆生生的，用萝卜缨子擦一擦上面的土，那味道非常新鲜。这就是我们偶尔去地里时得到的意外赏赐。有时候则是去挖过土豆的田里，看看有没有落下来的土豆，偶尔挖到一半颗，那便是天大的惊喜。
除了去集体的田里，还去六队的打谷场，打谷场可热闹了，大娘婶子居多，打谷场上的声音铿锵有力，非常有节奏，大娘婶子像在进行竞赛一般，那劳动的场景是热闹和欢快的。风车旁劳作的大都是男人，我们小孩子经常会好奇的握着风车柄摇一摇，看着从风叶里旋转而出的一股股风。这样的劳作如果天黑前完成不了，六队的打谷场还设立着集体灶，那时候已经有电了，打谷场里灯火通明。
集体合作社的田里物种很单一，只有可以数得着的那么几个种类。粮食类作物有小麦、谷子、高粱、玉米、黄豆，蔬菜类作物有土豆和萝卜，树木的种类除了枣树和槐树，再就是榆树和桃树、杏树，但不是家家户户都有，老果园里还有李子树，二爷爷固定管理李子园，他经常去李子园里锄草，回家的时候，他会把掉下来的李子捡起来，放到他的草帽里，拿回来给我吃。
那时候物产相当匮乏，虽然没有挨饿的记忆，但集体合作社里分来的粮食经常青黄不接，为了果腹，父母从城里买回来国家供应的萝卜片和南瓜片，总是买来一大袋一大袋储备起来，整整一个春天我们的碗里都会漂着这些东西。那时几乎吃不到白面，吃的最多的是高梁面和豆面，还有吃炒面的习惯，煮了很稀的米汤，喝一碗，然后拌了米汤吃炒面，通常这是晚饭。
这大概是我对七岁以前生活的记忆，这是生活本身的样子，出一次门，如果能搭着一辆马车或驴车那就是天大的幸运，况且我们也没有远路要走，外婆家就在五里远的村庄。那段生活相对来说是懵懂和闭塞的，我只觉得自己是一种存在，一种没有思想的存在。我不知道别人的童年是什么样子的，我面前是连绵的山，我们玩的地方除了对面的山坡就是村前的小河，偶尔会仰望天空，看晴空万里或繁星满天，一切是神秘和遥远的，一切又是不可知的。
后来上学了，感觉面前有一扇窗户推开了，我感知到了一个无法描述的世界，书本展现给了我她的那种魅力，书存金石气，书有墨梅香，也不完全是这样，它给予我的感觉要大于这样，远方，我觉得她给了我一种远方，在每一页书里，我分明感受到一个远方的世界。
也就是那一年年底，土地承包到户，当时我不太懂得这意味着什么，只是听大人们聚在一起谈论口粮地、猪菜地、自留地、水浇地，各队把各队的土地按人口分配到户，合作社的风车、耕牛、家具也都分配给了各户。但我分明记得生活就是从那时开始发生着变化，而且这变化天翻地覆。
分产到户之后，熟悉的铜号声消失了，集体出工的景象消失了。我们在上学之余，会随了父母去田里忙乎。看着自家田里的庄稼苗，第一次生出一种不同的感受。也是从那一年开始，放粮食的瓮里，菜窖里，一下子多了满了，生活一下子变得厚实了。
后来在学习中了解到我们国家处于中纬度地区，属于农耕国家，物种的多少虽然是因为海拔和纬度决定的，但像我的家乡沿袭下来的耕作传统，充分说明了那个时代各个方面的落后面貌。农业合作社之所以物产单一，不仅是因为海拔与纬度的关系，还说明物产流通的闭塞。但自从分产到户之后，自从肚子的问题解决之后，人们的想法变得活泛了，我的父母就是例子。有一段时间他们大量的种蓖麻，因为蓖麻是油料作物，可以卖钱，后来几年，他们不知道哪儿来的种子，种哈密瓜和棉花，种这些稀奇的物种完全是一种好奇，虽然不算是冒险，但最初的时候母亲总是提着心，非常仔细的观察它们的出苗情况、长势，秋天的时候我们如期吃到了我们地里长出的哈密瓜，因为长势不是很好，稀罕了两年后母亲不再种了。倒是棉花，枝杆虽然比新疆的矮了许多，但母亲种了许多年，棉花朵虽然不是那么壮硕，但还能满足我们一家的需要，后来母亲为我们每人做了一块自家产的棉花被。
在母亲的影响下，有许多大娘婶子来家里讨要棉花种子，有时候他们会拿来他们稀罕的种子与我们交换，自从土地分产到户之后，自主种植让乡下的物产得到了极大的丰富。
尽管那时还小，不太了解土地分产到户的历史意义，但我们都深刻体会到了一种阻挡不了的变化。生活崭新的一页翻开了。
铜号声消失之后，先前的一种秩序消失了，一种合作关系消失了，当然消失的还有那个历史性的名词，六队消失了，同时消失的还有固定的时间表。那时年幼，不记得周围的人对这件事的反响，集体合作社解散了，过惯了集体生活的人是不是会有不适应，那时根本不会留意这种事情。
各队把土地丈量，现在丈量还是沿袭了过去的方式，用步踩，丈量好亩数，再定产，之后按远近分为一二三类地，之后再搭配远近，以抓阄的方式分配给社员。当时大家是什么心理，父母是什么想法，我一点记忆也没有，因为这情绪没有波及到我。
从那时开始，铜号安静了，村子里安静了，我唯一的感觉是它消失了，但时间的秩序没有消失，它又以另外的方式出现。不再整齐划一，而是多种多样。勤劳的人家天不亮就出发了，去自己的田里劳作，也有许多人家，要等到天光放亮。那时没有表，一位爷爷半夜出发去地里，去了天还没有亮，只能坐等天亮，后来根据他的描述，大家推断他不到凌晨三点就起床了。
后来我经常琢磨改革那个词，因为那个词的出现令我常常想起铜号的消失，这是一种不再需要集合的象征，与此同时，这激发了大家的一种主人翁意识，出工的时间比集合的时间大大提前了。同时，收工的时间比往常的时间可以不断的后延。
大概精耕细作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产生的，这自主不仅是时间的自主，而且还有种什么苗的自主，创新也是从这时候来的，追求丰产的想法也是这时候来的。母亲喜欢钻研，在农村科技种田的书上了解到一种得来很容易的肥料，那就是草木灰。每到夏天的时候，乡下家家户户以烧柴禾为主，炉膛里的草木灰通常倒掉了，自从发现了这个情况，我们家的草木灰都攒了起来，装在一个袋子里，去地里的时候把草木灰背去撒到田里，所以父母种地自然要比别人辛苦。好在这辛苦自然就会有回报，我们家的庄稼比别人家的庄稼长势要好许多，产量自然也高。记忆中经常有人来我家取经，不仅探讨肥苗技术，而且让父母帮他们拿主意，倒茬该种什么苗。
后来姐姐上了高中之后，尽管那时候地里已经开始施钾肥、磷肥之类的化学肥料，但母亲还是保持了使用草木灰的习惯。姐姐在化学课本上学到了草木灰，告诉了母亲一个知识，草木灰不能淋雨，那样会降低它的肥效。后来我们家的草木灰都放到了柴房里。经由母亲，草木灰肥料在我们村成为了常识。
我也是后来才渐渐了解土地革命这个词的，相较于土改，这是一次声势浩大的革命，它大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劳作之余，大家有了更多的想法，挤时间跑跑短工，做个小本买卖，与外界的接触日益深入，我的父母也在这样的潮流面前不甘落后，除了不断地琢磨种好那几块地，后来开始发展起了副业，起初养鸡养猪，后来买了一头牛，买卖的行为不再是资本主义的尾巴了。
那时候渐渐的，搞副业的人多了，养猪算是副业中最主要的一项，几乎家家户户都养猪，家家户户都养鸡，也可以算作是自给自足。
明明知道这样会带来收入，鸡蛋不仅可以吃，还可以卖钱，以前为什么不养呢，我拿这个问题问过母亲。母亲说是因为之前人都吃不饱，哪敢喂长嘴的生物，之所以后来既敢养鸡，还敢养猪，是因为家家户户都有了余粮，人有的吃了，搞副业就有条件了。
当然集体这个概念并没有消失，村级机构还在不断的发挥它的作用。
那是差不多几年之后了，一次傍晚，校园里开社员大会，村干部宣传村里要搞的调产项目，发动群众栽种果树，增加收入。再后来的几年，村里的集体水浇地里栽种了一大片葡萄苗，据说是从山东调运回来的，而且渐渐的，虽然家家户户极少种麦子，但卖白面的三轮车就停在垣上，吃不完的粮食全部换来白面吃。
父母对种地怀有极大的热情，这表现在种植的种类上，我们家的田里陆续多了几种品种，在小学语文课上学到落花生的课文不久之后，我们家的田里也种上了花生苗，我们家的菜地里种上了西红柿和黄瓜，后来种类越来越多，茄子、青椒、生菜、油菜，这些种类在合作社时期听都没有听过。等到家家户户都有了种植的自由，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傍晚闲暇的时候，大人聚到一起经常谈论庄稼的事，哪块地里宜种什么不宜种什么，听说又有了什么新品种，后来我才知道某一段时间我们吃的小米是新品种晋谷二十一号。渐渐知道我们经常吃的土豆也有不同的品种，我们家的地里不仅种了普通的土豆，还种过紫土豆和后来的黑土豆。
世界阔大的画面通过书本展现在了我们面前，那便是小时候心中隐隐的快乐。楼上楼下，电视电话，不仅仅是一幅画面，也成了对未来的一种期待和向往。我所拥有的想法和期待都是从书本而来，不过这种期待和向往并没有让我们等太久，当村里有了第一台电视机，当来观看的人太多房子里已经坐不下，主人只得把电视搬到院子里，那种被吸引的动力激发了人们的愿望，之后第二台电视机，接着第三台，前后几年的时间，到后来家家户户都有了电视机，距离我们坐在教室里朗朗的读楼上楼下电视电话，差不多也就是十年的时间。
经过十年的侍弄，分配在我家名下的那十多亩田地，已经成为我家的固定财产。母亲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地是刮金板，种地三年亲如母。身为一个农民，每天与土地打着交道，我非常理解母亲对土地的那种真切感受。
一个十年，又一个十年，那变化不胜枚举，九八年的时候，农村已经开始安装固定电话，生活逐渐宽裕的人家批宅基地盖新房了。这个时候，距离我记忆分水岭的那一年已经过去了二十年。因为家里比我小的弟妹还在上学，所以村里第一家买电视机，第一家安电话的绝对不是我们家，村干部号召的种植果树这类的事情母亲倒是走在前列，那时候我家的口粮地里种上了果树和梨树，母亲还买了果树栽培技术的有关书籍在那儿学习，跟随村里的队伍出去参观学习取经，掌握了果树剪枝和嫁接的技术。父母依旧喜欢在土地上忙碌，有时候母亲还被乡邻请去传授剪枝技术。
从吃不饱饭到后来的自给自足，再到后来的走向富裕，我感受到了生活悄然发生的那种变化，固定电话安装不到十年的时间，乡下人也随着形势的变化陆续用开了手机，没有几年的时间手机在乡下也普及了。
作为一名亲历者，我沿着岁月之河走过了这四十年，我感受到了一种时光的馈赠，它让生活越来越好。
沿着时光漫步，我就会想起那支铜号，它最后的吹奏无疑是改革开放的号角，尽管它是最后的演奏，但在我的心里，它不是终结，而是另一种开始。
作者简介：李心丽，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29届高研班学员，山西省作家协会六届全委会委员，山西文学院第三届、第四届签约作家，近年来在《当代》《中国作家》《广州文艺》《清明》《黄河》《天津文学》等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一百多万字，有作品被《小说月报》《小说月报大字版》选载。曾获2013—2015年度赵树理文学奖。著有长篇小说《师范女生》，中短篇小说集《棉花在棉被里盛开》《流年》《迷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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