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开军：传统史学理论在民国史学界的回响
传统史学理论在民国史学界的回响
——论刘咸炘的章学诚研究
刘开军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15年第2期】
摘 要：民国时期，中国传统史学虽在西学东渐的强力冲击下失去了主流地位，但仍然保持着一种血脉上的延续与发展。从章学诚到刘咸炘，呈现出传统史学理论在近代自省式的演进路径。刘咸炘阐释了章学诚关于浙东史学、六经皆史、记注与撰述等问题与范畴的论述，这些心得沉淀为刘咸炘史学理论的亮点和底色。刘咸炘还深入比较章学诚史学与西方史学，回击了西方史学优越论，坚守了中国本位的史学立场。刘咸炘承袭章学诚史学、目录学、方志学的衣钵，堪称“续章”的代表人物，但其中又有“匡章”之义。刘咸炘提出的“察势观风”已突破了章学诚史学的固有疆界，在近代史学史上自成一派。“续章”强调的是继承史学传统，“匡章”则是对传统史学的革新，这既为近代本土史学理论的重建注入了必要的传统因素，也为传统史学理论在近代学术转型中找到了安身立命之地。在新旧史学和中西史学的交汇、碰撞、嬗变中，刘咸炘的章学诚研究引起了内藤湖南、钱穆、蒙文通、齐思和等中外史学家的关注，从中可见中国本位史学家在民国史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关键词：刘咸炘；章学诚；传统史学；近代传承
民国时期，传统史学理论虽在西学东渐的强力冲击下失去了原有的主流地位，但仍然保持着一种血脉上的延续。作为传统史学理论的集大成者，章学诚在民国史学史上的接受与研究历程可以视为这种血脉传承的一个缩影。有一位史学家一生坚守、表微实斋史学要义，却罕被提及。他就是刘咸炘(1896—1932)。刘咸炘字鉴泉，别号宥斋，祖籍四川省双流，出生于成都，成长在一个诗书传家的蜀中望族。在短暂的36年生涯中，刘咸炘撰写了涵盖经、史、子、集四部共231种约800万字的论著。他的学术有两大渊源，即家学与章学诚，后者对他的史学研究影响更大，所谓“荦荦实斋书八卷，逢源左右我心倾”，“吾族世传文史业，导师东浙一章君。”刘咸炘与章学诚在性格上也有几分相似。章学诚“性僻懒，寡知交”。刘咸炘也不善交游。在传统史学式微的大背景下，刘咸炘以实斋史学与西方史学相颉颃，寻求传统史学的新出路，呈现出传统史学理论在近代自省式的演进路径。
一、对章学诚史学要义的阐释
1914年，刘咸炘在父亲去世后跟随兄长刘咸焌学习，始“读会稽章氏书”。1920年，刘咸炘自述“浮沉学海，于今六年。”两相印证，可知研读章学诚正是刘咸炘的学术起点。刘咸炘的章学诚研究以文本研究为基础，成果包括校勘、专著和论文三大类，尤其擅长阐释实斋思想。
在校勘方面，刘咸炘校订的《文史通义》于1927年由成都志古堂刊板，这是20世纪前半期《文史通义》校雠上的代表性成果。1929年至1948年间，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时，采用的九种版本中最重要的两种版本之一就是刘咸炘校志古堂刻本。叶瑛据刘咸炘校本补脱文，改讹文，甚至“据刘本补录有关章氏原文”。可见，刘咸炘关于《文史通义》的校勘具有较高的文献学价值。
在专著方面，刘咸炘撰写了《文史通义解》、《续校雠通义》和《文史通义识语》三种。《续校雠通义》共十七篇，初稿于1919年，1928年刘咸炘在成都大学讲授目录学时重新修订并出版。《文史通义识语》于1925年删定，1927年出版，由正文三卷和附录组成。该书的卷上和卷中分别是对《文史通义》内、外篇的发微，也可以看作是为《文史通义》作注和题解，如评《书教》三篇是“论史大纲”，《答客问下》“专论比次”。卷下由《提要》、《辨惑》、《别嫌》和《较新》四篇组成。《提要》钩玄索隐，是汇辑《文史通义》的精华语句于一篇，看似简单，实则颇见功力。《辨惑》、《别嫌》是对章学诚史学思想的补充性解读。附录中的《章实斋先生传》和《章氏遗书目录》是刘咸炘对章学诚所作的知人论世的考察。前者是对章学诚思想轨迹的厘定，后者以随文按语的形式考订章学诚著述目录之编次，间亦论及章氏史学著述的细节。
在单篇论文方面，刘咸炘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有《三术》、《认经论》、《广博约》(一名《喻章》)、《医喻》、《史体论》、《记注论》、《通志私议》、《续言公》等。此外，还有一些论著也反映了刘咸炘在章学诚史学研究上的创见，如《〈史通〉驳议》、《重修〈宋史〉述意》、《宋史学论》、《史病论》、《先河录》、《目录学》、《治史绪论》、《校雠述林》等。
民国时期，新学与旧学、中学与西学各家各派对章学诚的研究成果丰硕，但刘咸炘认为“新派旧派，今文古文，誉之不受，毁之多冤”，他力求实事求是地阐述实斋史学。
关于浙东史学。章学诚是浙江绍兴人，在史学上明义理，尚会通，重史意，倡独断，晚年专门撰写了《浙东学术》一文。刘咸炘的章学诚研究就是从探讨浙东学术入手的。他既梳理了章学诚与浙东学术的关联，指出“浙东学术以史为盛，黄、万、全、邵以至先生(指章学诚，引者)确有渊源”，又具体辨析了“浙东学术”的内涵与特色。“所谓浙东学术者，今世罕知其详。盖以宋婺州史学为表，明姚江理学为里，而成于黄梨洲者也。理不离事，道公学私，乃章君之大义，已是原理，不在寻常史学范围之中。圆通广大之论，北宋已有，至明尤多，皆可与章君之言相证。至于校雠之学，史体之议，原本宋人，尤为显著。今将明此绝学，幸得溯其微绪”，这段话抓住了浙东史学的精髓。刘咸炘在《先河录》中勾勒北宋以降迄于清初的史学脉络时，提到了吕祖谦、陈亮、陈傅良、叶适、王阳明、刘宗周、黄宗羲、万斯同、邵廷采、全祖望等在浙东学术发展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学者。值得注意的是，刘咸炘特别强调王阳明对浙东史学产生的影响：“浙东史学，文献之传，固本于金华，而其史识之圆大，则实以阳明之说为骨”。刘咸炘论浙东史学而突出王阳明是有原因的，因为“章氏平生持论，亦多从阳明出。”刘咸炘论实斋史学的渊源，其实也是夫子自道，因为刘咸炘虽非浙人，但其治学路数与浙东史学却是一脉相承的。
关于“六经皆史”。《文史通义》开篇就说“六经皆史也。”《诗教》和《书教》诸篇也阐释了“六经皆史”的观点，这是传统史学理论史上关于经史关系的一个重要命题。探讨“六经皆史”，既需要史学的功底，也须有经学的造诣。
首先，刘咸炘认为“六经皆史”的“史”只是“记实事之称，非仅指纪传、编年。”他从事、理、情的角度将“六经”分为四类，《礼》为第一类，是记当下事；《春秋》与《尚书》为第二类，是记过去事；《易》为第三类，是讲未来事；《诗》为第四类，是言情，而情也是从事中生发的。在刘咸炘看来，章学诚的“六经皆史”即六经记事。
其次，《诗经》、《尚书》、《春秋》之“史”的品格比较鲜明，而《易》、《礼》与史学的关系则较为隐晦。刘咸炘认为“《易》彰往而察来，神以知来，智以藏往，史之大义也”。一句话就点明了《易》与史的关联。《礼》为何也是史呢？“礼者，秩序之义，典章制度之通名，故儒者称《周官》曰《周礼》。曩世儒者说史不及礼，遂使《四库》史部但承《春秋》之流，章先生已明辨之矣。今人有驳章氏'六经皆史’之说者，谓史乃官名非书名，当云'六经皆礼’。夫章氏所谓史者，乃指典守之官与后世之史部言，示学者以书本记事，古今同体耳。要之为官守之政教典章。以其官与下流部目言，则谓之史；以其为秩序言，则谓之礼；以其为典章制定之常法言，则谓之经。”作为经学的《礼》代表的是一种社会秩序，若从史学的角度来看，《礼》则是典章制度史。
再次，刘咸炘跳出今古文经学的窠臼评价“六经皆史”。今文经派与古文经派在“六经”本体的认识上各执一端。刘咸炘在经学上不宗今文，也不属于古文派。“吾宗章实斋六经皆史之说，于经学今古文两派皆不主之。古文家之极若章太炎，今文家之极若廖季平，吾皆以为太过”。章太炎是清末民初的著名学者和政论家，廖平是四川近代学术史上的今文经学大师。刘咸炘对声名显赫的章太炎和乡贤廖平都有所批评，认为在对“六经皆史”的理解上，今文经学家和古文经学家均走向了极端。他要“以史论之，平两家之争”，说：
章先生开宗明义便言六经皆史，即是认定六经本体。今文经学家谓六经皆微言，不为显用，是不独认之为子，且认为寓言，显然不合。然六经经孔子订定，是孔子之学即在经中。章先生明言先有史，后有子。于六经皆史句下，随即申明曰：古人不著书，古人不离事而言理，是谓理即在事中，史即有子之用。不意古文经学家因矫今文家之诞说，遂谓六经记事不化人，六籍只是古史陈账，与孔子学术无关。孔子删定六经，只是整齐故事，其功比于刘歆。此与今文家言各走极端，皆不可信。
刘咸炘认为今文家动辄谓“六经”微言大义，犯了穿凿附会之病。古文家与今文家针锋相对，以为“六经”只是无关宏旨的古史陈账，把“六经”仅作为史料看待，这又贬低了“六经”的价值。在刘咸炘看来，“六经皆史”包含两层递进的意蕴：一是“六经”记事，故是史；二是“六经”又是言理、有意旨的史。刘咸炘以寻求史意的眼光来阐释“六经皆史”，从深层次上理解章学诚的史学理论，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关于“撰述”与“记注”。章学诚在史学理论上的又一贡献是提出了“记注”、“撰述”这对范畴以统摄传统史学。“《易》曰：'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智’。间尝窃取其义，以概古今之载籍，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章学诚从经典中获得灵感，将古今载籍厘定为“记注”和“撰述”两大类，并将二者的特点分别概括为方以智和圆而神，有大刀阔斧、截断众流之势，堪称“为千古史学辟其蓁芜”。“记注”的使命是藏往，追求赅备无遗，强调体例的规整；“撰述”的使命是知来，不求完备但要有所采择，故体例上不拘一格。“记注”与“撰述”大体上展现了我国传统史学在旨趣和编纂上的两种风貌。
刘咸炘称“撰述”与“记注”的理论“其言精栗，近古以来，未尝有也。”然章学诚的论述“旨太微眇，宜乎世多不解而诧之。”为此，刘咸炘作了更为形象的阐释：
若真史书，必有寻常记事书所无之素质。记注、撰述皆史职，而真史书惟撰述足以当之。……记注、撰述之二名词，若甚明而实未易晓。姑浅譬之，则如一人平生详著日记，既死，而子孙据其日记，依年分类，编为年谱、行状之文，纤悉无遗，整齐不乱，是记注也。然止此犹不足以见其为人，如流水细账不能见家计之大略。故以此为本，更乞诸深知是人者，别为碑传，其材虽仍取诸年谱、行状，而已经剪裁，年月类例，皆变易而不拘，且若别有所加焉，尤足以显示此人之平生，是即撰述也。
刘咸炘将“记注”比喻为经过史料分类，编辑而成的年谱，虽材料丰富，但不足以见其为人之风貌；他又把“撰述”比作经过加工、剪裁并融会贯通而作的传记，能见出传主的真精神。“撰述”才是“真史书”。
章学诚
在章学诚之前，刘知几说过这样一段话：“为史之道，其流有二。何者？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刘知几所说的“书事记言”和“勒成删定”与章学诚说的“记注”和“撰述”是否相同呢？叶瑛认为“所谓'当时之简’，属于记注之史料。所谓'后来之笔’，属于撰述之史著。二者流别不同，事实相须。实斋盖本此言之，特为详尽耳。”金毓黻也说：“记注、撰述之分，初申其旨于刘知几”。刘咸炘则不以为然，刘、章所论“似相同而实异。盖所谓勒成删定者，又有专家独断与集众整齐故事之分。章君所谓及时撰集以待后人之论定者，如《东观汉记》之流，未始非勒成删定，而实不过为比次之业而已。此固假撰述而非真撰述也”。意思是说，刘知几的“勒成删定”并不能等同于章学诚的“撰述”，这是因为“勒成删定”中也包括整齐之学，而“撰述只能是别识心裁、独断之学。刘咸炘接着又写道：“撰述之能成，固由记注之法备，而撰述之几绝，亦由记注之习成。”“撰述”源于“记注”，又高于“记注”。刘咸炘肯定了记注的史学价值，但“记注”之习成而“撰述”之意衰，则道出了传统史学发展中的一个弊病。
此外，刘咸炘还阐述了章学诚的“通史家风”说、“史德”说和“情气”说，如论史家“情气”与史学求真的关系，说实斋“之意非但求真，盖知作史之不能无情气也。今之论史者，偏主客观而援先生之说以相证者，非也。”这些心得逐渐沉淀为刘咸炘史学理论的闪光点和底色。在长期研究章学诚的过程中，刘咸炘也建立起了对本土史学理论的学术自信。
二、章学诚史学与西方史学之比较
民国时期，学术界围绕传统学术与西方学术孰优孰劣问题争论不休，史学家也不能置身事外。在这个问题上，史学家大抵可以划分为三类。一是自始至终坚守传统学术的本位价值，他们也承认西方学术的部分优长，但认为西方的许多理论在中国古已有之，中国学者不应妄自菲薄，而应致力于建设本土学术。二是一度猛烈批判传统学术，主张学习西方，但随着时势与学术的发展，逐渐趋于理性，回归传统。三是主张摧毁传统，“全盘西化”。刘咸炘属于第一种类型的史学家。
刘咸炘对西方学术并不陌生。他阅读过法国学者朗格诺瓦和瑟诺博司的《史学原论》等外国史学理论著作，藏书中有不少西方学术著作，其论著中多次出现过亚里斯多德、柏格森、杜威、斯宾塞、达尔文、康德、詹姆士、孔德、白璧德、黑格尔等外国学者，涉及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美学甚至自然科学等多个学科，所谓“纵览西籍，批窽导曲，正其违失”。刘咸炘还订阅了《东方杂志》、《国粹学报》、《史地学报》等多种报刊，撰写的《进与退》、《动与植》等文章都是比较中西文化的宏文，受到了以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而闻名学界的梁漱溟的称赞。
1924年，何炳松翻译的美国史学家鲁滨逊的《新史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一流派以“新”命名，与当时史学界建设新史学的学术诉求相呼应，其学说迅即风行海内。《新史学》中译本出版的次年，刘咸炘便将包括鲁滨逊在内的西方新史学思潮与章学诚史学作了如下比较。
首先，刘咸炘对“新史学派”的“新”提出质疑：“美利坚人鲁滨逊著《新史学》，在西方为前无古人。而吾国人亦颇推奉之，不知其说有浅有深。浅者刘子玄之所已言，已为中国学者之常谈。深者则诚子玄所未有，而郑渔仲、章先生所已发明也。章先生所发乃宏识，彼多未知，故其言时不免于偏谬。吾国人轻其家业，好学而不深思，遂以为新耳。”刘咸炘以为鲁滨逊的“新”史学理论多为刘知几、郑樵和章学诚已言，而章学诚却言鲁滨逊所未言，中国史学家应尊重、发掘“家业”，师古之道，好学深思，不宜一味地求新于异国他乡。
其次，刘咸炘从历史哲学的高度权衡了鲁滨逊新史学与章学诚史学的得失。他说：“鲁氏固重求原理者，原理亦哲学也，但非一家学说与一种教训耳。西人好执一而概百，鲁氏惩之，故排斥甚烈。若吾中国古之良史，其所执之宗旨，固由观变而得之，马迁明大道之恢恢，班氏折狂狷之异趣，岂如西人之狭隘乎。鲁氏述其史学之新法，一为批评材料加谨严，二为据实记载，此皆中国所早觉知，西人今始知之，而执之又不免太过。……求实之极，至于极端排斥感情，几欲使史学如物质科学，此则谬矣。”刘咸炘反对将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等量齐观的看法是有道理的。至于鲁滨逊在史学建设上的创见，可概括为五点，“广材料”、“重普通”即章学诚说的重风尚和论世之言。“知综合”即章学诚“戒多立汇传，论马、班书通为一篇之义”。“重源流”即“史迁所谓通变，章先生所以斤斤于源流也”，也未出章学诚史学的范围。最后一点“求原理”近似于章学诚的“别识心裁、撰述意旨”，但鲁滨逊所谓的“原理”不过是进化论，所注重者仅是物质，也不足取。“世之学者，或将疑鲁氏所说乃科学定律，其性普通。而章先生所谓别识独断似犹未免主观，不知章先生所持实能尽分合之能事，因时而变，而归于不变，由特殊以达于普通，所持者圆。……中国道家史学之精者，见始知终，所操者简而能该。章先生之所谓天与道者恢恢大哉，疏而不漏，夫岂生物学之定律所能比拟乎。”这番话主要是针对民国时期的西化派而言的，是对当时强劲的西史潮流的回应。20世纪前半期，“中国史学界对鲁滨逊及其新史学极力推崇，缺乏批判”。刘咸炘不随波逐流，在一片赞誉中，发出了另一种声音，以他在传统史学方面的深厚修养与史识来批判地对待鲁滨逊的新史学，值得肯定。
再次，从历史编纂思想上评论章学诚与西方史学。中国传统史书体裁以编年体、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为主。元明以后，史书体裁、体例在反映丰富的历史内容方面缺乏创造力。民国时期，西方的章节体日益取代纪传体、编年体，成为新式史书编纂的主要体裁。在这方面，传统史学似乎是逊色于西方新史学的。事实上，章学诚一生致力于历史编纂学的创新，探索“臭腐复化为神奇”的途径，创造了包含纪、传、表、图四部分的新史体。较之纪传体，新史体增加了图，删削了书志和世家，并对列传进行了大的改造，“这是吸收了纪事本末体之法，对纪传体史书的再创新”。刘咸炘指出章学诚创立此说时，“环海之外，欧洲史书，正是非编年、非纪传之物，今人见世行教科书仿自欧史，则以为是即新史体。章君所计，已无意普行，此则误矣。”章学诚所创之体得《尚书》、《史记》之神，是“完备之体”，“欧洲史体亦兼有述制度与个人之篇，较纪事本末为宏，然犹不能及此”。
最后，围绕通史与断代史的优劣问题，刘咸炘写道：“西人谓史事本相续，以一代兴亡为断，及强分时代者皆非。此亦过甚之论。前代之末日与后代之始日，诚非顿异，顾记事者不能不断，若必谓不可断，则史将待世界末日而后可为矣。风气事实，由一朝之兴亡而变改者固多，作史者诚有知远之识，递相赓续，何忧不贯。通史之善，章先生已详言之，然不遂谓断代为非也。”通史与断代本无高下之分，关键取决于作史者的见识。言语之间，对章学诚的辩证思想十分钦佩，认为西方史家轻视朝代史的言论太过绝对。
总的来看，刘咸炘对西方史学的理解未能达到他研究中国传统史学所具有的水准。他关于中西史学的比较略显粗疏，有的地方也有牵强之嫌，甚至把西方新史学完全笼罩在章学诚的史学王国之中，在对待西方学术方面还不够开放，甚至近乎挑剔。但在学术转型的时代，刘咸炘保持了一份学术自觉。他立足本土史学，回击了西方史学优越论，以传统史学的精神作为建设新史学的根基，延续了中国传统史学的神韵。
三、“续章”与“匡章”
刘咸炘服膺章学诚，在史学思想与修史实践上皆以继承章氏自命，相关论著也以“续章”命名，如《续校雠通义》、《续言公》等。章学诚计划重修《宋史》未果，刘咸炘也有志于撰写一部《宋史》。章学诚在方志编修上下过大功夫，刘咸炘则编纂了两部地方志《双流足征录》和《蜀诵》。不过，刘咸炘并不是对章学诚亦步亦趋的模仿和毫无鉴别的推崇，而是批判、完善了实斋史学，即“匡章”。“章先生之书，至精者一言，曰：为学莫大乎知类。刘咸炘进以一言曰：为学莫大乎明统，明统然后能知类。”“续章”与“匡章”相交融，不能截然分开。
第一，刘咸炘在目录学方面既有“续章”之作，也含有“匡章”之义。章学诚的目录学成就主要体现在《校雠通义》一书中。一方面，刘咸炘作《续校雠通义》和《校雠述林》承袭了章氏目录学的衣钵。另一方面，刘咸炘又指出章学诚的不足，“章氏之识大，而有未足，论亦多疏，恐世之误沿也，举五条以匡之。”这五个方面分别是“主张互著太过”；“主张别裁太过”；“收《七略》所无，位置未当”；“持源流之论太过，颠倒虚实，混淆部次”；“误讥班氏”。除了这五点外，刘咸炘对章学诚的目录学还另有批评：“古曰七略，今曰四部。章先生明四部之不可复为七略，而欲人存七略之意于四部中，诚善矣。乃其撰《和州志艺文书》，一用七略旧法，而以史部诸目七略所无者，别为《纪载》一目。又强编文集于儒、杂二家，仅能胜于郑樵，而不能弥其偏缺。又其所收书少，门目不备，未有折衷。”刘咸炘在目录之学上发展了章学诚的学说。
第二，刘咸炘的“察势观风”、“史有子意”突破了章学诚史学的固有疆界，在近代史学史上成一家之言。
《文史通义》中多处论及风气问题，如“风会所趋，庸人亦能勉赴；风会所去，豪杰有所不能振也”。刘咸炘对章学诚的风会论深有体会，说：“论风气、论质性是先生知言论世之大纲”，同时，刘咸炘在这个问题上“已多发明”，其精粹即“察势观风”论。
在刘咸炘的史学理论中，史学的要义就是“察势观风”，史家应重点研究历代风俗文化、历史演进大势。
试以史何实问于世人，彼必曰政事而已，殊不留意于风俗也。其更浅者，则曰国家之兴衰成败而已，不知有政、俗之变迁、升降也。其尤浅者，则曰人之善恶而已，不知有政、俗也。不知所谓寓褒贬、别善恶者，本非徒论一人。史本纪事，而其要尤在察势观风，所谓《春秋》家而有《诗》教，《诗》亡然后《春秋》作者也。事实实而风气虚，政事、人才皆在风中。即事见风，即实求虚，所谓史而有子意也。
历史研究的对象包括政事、风俗和人物等，传统史家“详于朝廷之繁文，而忽于民间之风俗”，甚至把历史研究简单地等同于国家兴衰或褒贬善恶，罕言风俗的变迁，求“实”而忘“虚”，史学变得缺乏意蕴。刘咸炘认为历史研究要从史事中抽绎出一个时代的“风”。综合刘咸炘的表述来看，“风”包括时风(“群史之感人心者为时风”)、土风(“气象以下之感人心者为土风”)、士风、民风、学风等，约略相当于近代所讲的社会文化史、生活史、思想史的内容。章学诚的重风会还是传统的学术话语，而刘咸炘的“察势观风”则是带有近代气息的学术范式。
“史有子意”又作何理解呢？“世间书不外史与子，记事者皆史之属，言事之理者皆子之属。”故“史有子意”是说历史研究不能只停留在整齐史料、记述史事的层面上，还要探讨事物之理。这便是刘咸炘的史学偏于理论一途的学理背景。
在“察势观风”和“史有子意”的观念下，刘咸炘撰写了一系列讨论历史发展趋势、重要历史问题和独特社会风尚的大文章。如《明末三风略考》指出明亡与晚明山人、游侠、绅衿横恣之风有较深的关系。《人文横观略述》论南北风气差异，《南北朝四述》论士风、邦族、民户、胡俗。这些问题多是传统史学所忽略或语焉不详的，甚至有的问题在“正宗”史学上难登大雅之堂，但在20世纪史学史上却大放异彩了。
第三，刘咸炘主张“方志自有方志之精神”，对章学诚的方志学思想有所完善。
刘咸炘曾自信地说：“吾今贯论，豁然无碍，乃知方志固与国史各有一贯。十五国风，百篇之书，本非同物，较章先生更进一步矣。”他在方志学上比章学诚“更进一步”的地方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增设《事纪》一目，置于方志之首，以提纲挈领地勾勒一地区之重要史事。“纪乃纪事之纲，则方志条目纷繁，正当有纪以纪理之。章先生知经纬之义，而其修方志，乃徒以'皇言’、'恩泽’为纪，则犹未为明快。皇言、恩泽固非全书之统纪，故后人多不从之，而反疑其摹仿国史，凑名目而不切事体也。今欲正史体，而使一书系统明白，必立《事纪》。”《事纪》包括五类内容：兵事大要、政事大要、官吏拜罢、水旱饥疫、本地人之为将相及关系大局者。《事纪》“与国史本纪无异，但止书一方事耳。”章学诚的《和州志皇言纪》和《永清县志皇言纪》、《永清县志恩泽纪》启迪了刘咸炘，但他认为只立《皇言纪》和《恩泽纪》还不够。这是因为二纪并不能真正起到统领一方之史的作用。为此，刘咸炘创立《事纪》，类似“正史”本纪，旨在记叙地方上的重大史事和重要人物。《事纪》着眼于紧要之事，兵、政、官等自应列入。刘咸炘还要记载自然灾害，关注民生疾苦。这是因为“灾祸乃一方大事，与兵寇同为一切制度文化变迁之因，大书于前宜也。”设立《事纪》是刘咸炘在地方史编纂上的一个重要见解。
其次，改章学诚的《政略》为《治者略》。章学诚以《政略》记载那些“其人虽去，遗爱在民”的名宦，区别于乡贤，“以治绩为重，其余行业为轻，较之州中人物，要其始末，品其瑕瑜，草木区分，条编类次者，其例本不相侔。于斯分别标题，名为'政略’。”刘咸炘一方面表示赞同，“章先生立官吏之事为《政略》，以别于传，不可易矣。”另一方面他又提出：“此当名为《治者略》，不必名为《政略》。凡割据伯主之事，昔人修志，嫌于不能纪，不能传，无可归者，正当归此。”这就解决了记载割据政权统治者的体例问题。那么《治者略》的编纂思想是什么呢？刘咸炘明确了两点，一是“仍当用列传法”，二是“兼书善恶”。这些论述也符合方志的史学品格。
《文史通义》书影
要之，学术的演进往往是以经典的重新阐释与突破为节点的。《文史通义》和《校雠通义》无疑是传统史学理论的经典，而刘咸炘的章学诚研究是对这两部经典的深度疏通与努力超越。“续章”和“匡章”紧密联系、逐次递进。如果说“续章”强调的是继承史学传统的话，那么，“匡章”则是对传统史学的革新，是传统史学向新史学的延伸，这既为近代本土史学理论的重建注入了必要的传统因素，也为传统史学理论在近代的学术转型中找到了安身立命之地。
四、余 论
刘咸炘僻处巴蜀，终其一生足不出川，亦未受过高等教育，且与当时的主流史学界交往也较少，其弟子虽多，然能光大“推十之学”者亦寥寥。但刘咸炘关于章学诚的研究在其生前与身后却引起了国内外著名史学家的关注，从中可见这位中国本位史学家在民国史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1928年10月，日本“京都学派”创始人内藤湖南(1866—1934)在大阪演讲《章学诚的史学》时，特意提到了时年32岁的刘咸炘。他说：
中国有一位叫胡适的人还将我所作的年谱予以增订出版，由此章氏的学问亦引起了中国新派学者的注意。在此之前，中国治旧学的学者，如张尔田、孙德谦等人出于对章氏学风的仰慕也曾特别进行过钻研；而最近除胡适之外，又有出身于精(清)华学堂的姚名达，以及四川学者刘咸炘等人，都能发挥章氏之学，各有著述公开发表。
内藤湖南从1902年开始研究章学诚，一生中曾十次到中国考察，其中第九次是在1918年，最后一次是1933年。内藤湖南在1928年的演讲中提及刘咸炘有关于实斋研究的“著述公开发表”，当是指刘咸炘在1927年出版的《文史通义识语》。内藤湖南前九次来华时，刘咸炘尚未出版关于章学诚研究的著作，但他在演讲中却关注到刘咸炘，这可能意味着刘咸炘的论著在1928年已传入日本。内藤湖南提及的章学诚研究专家屈指可数。从名气上看，刘咸炘既无法与老辈学者孙德谦(生于1869年)、张尔田(生于1874年)相比，也赶不上他的同龄人胡适，甚至不及较他年轻但出自梁启超门下的姚名达。胡适1920年底从《支那学》第一卷3、4号上读到内藤湖南的《章实斋先生年谱》，感慨“第一次作《章实斋年谱》的乃是一位外国的学者”，并在这种刺激下编纂了《章实斋年谱》。姚名达关于章学诚的研究起步要更晚些。刘咸炘研究章学诚并非受内藤湖南的影响，也比胡适、姚名达早得多。在章学诚研究热这个问题上，以往似乎较多地谈及外部因素的刺激，却忽略了内部暗流的涌动。换而言之，即便没有内藤湖南的《章实斋先生年谱》，中国史学家也会“发现”章学诚，研究实斋史学的。
1936年，从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归国的青年才俊齐思和从西学东渐与中国史学建设的角度发表评论，说：“迩来西学东渐，国史改造之论，甚嚣尘上。章氏之书，以其所论者正目前急待解决之问题，遂引起一般学者研究之兴趣。年来新出关于史学最重要之著作，如张孟劬先生之《史微》、刘咸炘先生之《史学述林》，皆专为章氏一家之学。”张孟劬即张尔田。齐思和称刘咸炘的《史学述林》“专为章氏一家之学”基本成立。从传统史学理论的近代传承角度来说，称赞这部书是当时“关于史学最重要之著作”，也非过誉。蒙文通则明确指出了刘咸炘与章学诚之间的学术渊源：“双流刘鉴泉学宗章实斋，精深宏卓……余与鉴泉游且十年，颇接其议论。及寓解梁，始究心于《右书》、《史学述林》诸编，悉其宏卓，益深景慕。”柳诒徵在《国史要义》中论“史德”、“史识”时也援引了刘咸炘的论述。从学术风格上看，柳诒徵和刘咸炘实为同道中人。
在刘咸炘的文字之交中，最著名的史学家当推钱穆。刘咸炘与钱穆从未谋面，但刘咸炘常将自己的著作送给钱穆。刘咸炘关于实斋史学的论述给钱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钱穆晚年在台湾给博士生讲授“中国史学名著”课程时，还不忘郑重地推荐刘咸炘。钱穆说：
章实斋在他当时及其身后，并不曾特别得人重视。但近代学人大家都很看重他，但也仅是震于其名，而并没有去深究其实。四川有一位刘咸炘，他著书几十种，可惜他没有跑出四川省一步，年龄大概和我差不多。他每写一书，几乎都送我一部，但我和他不相识。抗战时期，我到四川，认识了他的父亲，而他则早已过世了。他死或许还不到四十岁，他是近代能欣赏章实斋而来讲求史学的。可惜他无师友讲论，又是年寿太短，不到四十就死。若使他到今天还在的话，定可有更大的成就。现在我手边没有他书，倘诸位有便，见到他书，应仔细翻看。
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刘咸炘英年早逝的惋惜之情。抗战时期钱穆入川，欲拜访刘咸炘，但那时刘咸炘已经病逝。钱穆对民国学界实斋研究的总体评价是“震于其名”而未“深究其实”，就连梁启超和胡适也“没有得要领”，但钱穆唯独对刘咸炘评价甚高，这是因为刘咸炘以传统学术的路数彰显章学诚的史学，不仅起步早，而且别识心裁、自成一派，深得实斋史学的精髓。
综观刘咸炘的学术生涯，他传承中国本土史学理论，以传统史学的范畴、方法、精神研究章学诚。他的史学著作体现出浓郁的传统文风。在新旧史学和中西史学的交汇、碰撞、嬗变中，刘咸炘既坚守传统，又推陈出新，至今思之，仍有意义。由此而论，刘咸炘的章学诚研究堪称民国史学史上关于传统史学理论的一段悠扬的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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