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明翰学派何去何从？
伯明翰学派何去何从？
——对伯明翰学派嫡系传人Gargi Bhattacharyya博士的访谈
▲张华 ●Gargi Bhattacharyya
【访谈背景】
2002年6月，英国伯明翰大学校方关闭了该校的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系，一时在文化界和学术界掀起轩然大波。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系的前身是被国际公认为文化研究发源地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简称CCCS)，与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鼎立而被称为伯明翰学派(Birmingham School)。许多具有国际声誉的从事文化研究的知名学者如Raymond Williams、Stuard Hall、Tony Bennett、Janet Wollacott、John Fiske等都曾经在这里工作过，并且伯明翰学派曾一度成为文化研究的代名词。伯明翰大学校方的这一决定尽管引来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抗议和批评，但学校并未收回成命，该系最终还是于原定时间被关闭。
Gargi Bhattacharyya博士和许多在CCCS工作过的学者一样是一位非英国血统的英国人，一直在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系学习和工作，可谓伯明翰学派的最直接传人，曾出版Tales of Dark－skinned Women，Race and Power，Sexuality and Society等书，并长期从事种族主义、全球文化和性与性别研究。该系关闭后，她成为少数被校方挽留分配到其他系工作的教师中的一个。在该系关闭一周年后，张华在伯明翰大学就有关文化研究的一些问题对她进行了访谈。
▲Gargi博士，一年前伯明翰大学的文化与社会学系被校方关闭，影响波及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的文化研究领域。据媒体报道，校方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根据学校实行的末位淘汰制评估体系，该系没有达到学校要求的分值，而之所以没有达到这样的分值，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该系没有给学校带来足够的经济效益，也就是说没有足够的生源。换句话说，即文化研究在今天的英国并不受欢迎。这是否意味着文化研究已经因不合时宜而到了穷途末路，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
●前身为大名鼎鼎的伯明翰学派的文化与社会学系的被关闭，确实招致学术界的强烈不满和抗议。按照学校从去年开始实行的5星制评估体系，文化与社会学系的得分是3A，学校当然有理由关闭它。至于这个评估体系的具体指标，我们不得而知。当然，文化与社会学系甚至整个人文学院，不能像其他院系特别是一些工科院系一样取得巨大的经济效益，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是，不能就此认为作为一个独特学术领域的文化研究就没有了前途，没有了市场，更不能说，具有国际盛名的伯明翰学派不再具有影响力。实际上，不但文化研究在许多国家方兴未艾，任何有关文化研究的书籍都必然提到伯明翰学派，而且，即使在该系被关闭的前一个学期，我们仍有200多名本科生，同时，仍有600多名学生在申请进入该系。在该系被关闭的这一年多时间里，原属该系的学生们对文化研究的兴趣依然非常浓厚，而且他们被归并到其他系后仍在读文化研究的课程。在我看来，不仅不是文化研究没有了前途，相反，在这样一个媒体汇聚的时代，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文化研究。当然，如果撇开伯明翰学派所倡导的文化研究的影响力和研究方法，而仅就伯明翰学派本身来讲，有人说它已经走到了尽头也有他们的理由。
▲回顾文化研究的历史，它作为一个独特的研究领域在英国是如何兴起的呢？
●我倒想反问一下。我想，文化研究在英国和整个欧洲兴盛的时候，它在中国可能并不为人所知。而如今，文化研究是如何在中国兴盛的呢？
▲据我所知，当代意义上的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兴盛首先是在大学的中文系。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有一位非常年轻的知名教授在课堂上对学生们说，文学不仅应当包括小说、诗歌、戏剧等文本作品，而且应当涵盖电影、电视、电脑等等一切文化现象，一切精神文化产品都是文学作品，所有精神产品和文化现象都是文学理论应当涉猎的范围。他的课程受到学生们的广泛欢迎，这一说法不仅给徘徊的文学理论注入了新鲜血液和活力，大大拓展了文学理论的视阈，同时也带来了文化研究的热潮。
●这与文化研究在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兴盛几乎是一样的，伯明翰学派的许多著名学者都是搞文学出身的，比如它的先驱Raymond Williams就可以说是一位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文艺理论学者，不仅著有Marxism and Literature、Keywords、Culture and Society、The Long Revolution、City and Country，而且写过剧本。我的本科也是英国语言文学系。正因为文化和文学不应有一个刻板固定统一的模式，所以才会对文本阐释的相异性产生如此广泛的兴趣。媒体的受众更会制造出不同的标准和评价体系。人们对大众传媒有着巨大的担心，认为它是如此地邪恶和堕落，它让人们拜金，让女性沉沦，让少数人群受歧视……在这个国家(英国)许多非常兴盛的媒体，展现给人们的其实是极端无价值的观念形式。就像你看到的《太阳报》，至今也没有任何的改观，于是公众分析而得出结论，“难怪英国工人阶级没有革命潜力，他们都在那里观看性生活片和阅读《太阳报》，他们因已经被这些东西洗脑而丧失热情。”而同时也有人说，不会有任何一个人会被真正洗脑，没有任何一个人、一种媒体甚至一个制度可以真正成功地为人洗脑。我也读《太阳报》，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想从中获取什么。人们总是怀疑《太阳报》信息的真实性，也经常嘲笑它煞有介事的报道方式，但人们同时又很津津乐道。读者和观众用一种流行和现代的形式转述不同来源的信息，以此作为回应并使其物质生活及整个身体具有意义。于是，会有人说，“看，公众自己解释了意义，制造了意义”。事实上，你所告诉他们的分析思考方式是不会起到你所期望的作用的。这是一种软体的文化革命。多少人需要接受再教育？又怎么可能让每个人都接受统一的再教育，每有一种观念，你就不得不重新开始一次，这是不可企及的。
当时，人们谈论伯明翰学派时，是在谈论一个时代，我认为，直到上世纪80年代早期，人们仍然按照这样的方式在生活。文学阐释的方法实际上是一种文本阐释和带变性社会语境阐释的混合，这是深层的文学研究。理解这一日常文化格式的唯一方法是和人民大众生活在一起，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也就是我所说的人类学的方法。真正了解民众所思所想，所信所崇，所忧所患，绝不能只看只听他们当着你的面说什么，而是要身处其中。
▲英国的文化给我们的印象就是严肃正统凝重，或者说贵族气绅士化，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方法和人类学方法就是要打破这样一种做派？
●正是如此。可以这样说，文化不能再是精英文化，它应该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它应该是大众的，平民的。
实际上，伯明翰大学可以位于伯明翰，但它并不意味着它跟伯明翰这座城市有任何的联系，只不过我们的脑袋在Muirhead Tower(伯明翰大学主校区内的一幢综合教学楼)，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就属于那儿，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也同样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尽管我们是知识分子，更重要的是我们是人，是普通人的一种。所以，可以说我们就生活在人类学的处境当中，人类学是本不应忽略也无须强调的。
▲提到文化研究我们总是将伯明翰学派与法兰克福学派相提，它们之间有怎样的关联呢？
●尽管法兰克福学派对伯明翰学派的影响是很大的，但是，它们的角度有很大不同。当人们谈论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时，总是爱着重于理论的层面，这方面人们谈论得很多，但我想这种不同在很大程度上还表现在历史的语境上。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的写作主要是在纳粹大屠杀这样一个独裁文化阴影下进行的。希特勒之前，德国民众有着一段时期的文化自由，后来的历史也可以说是民主选择的结果。所以，很多人在思考到底错在了哪里。当时的群众文化实际上成了一种让人们热情接受滥用权力的方式。后来，好莱坞电影和其他流行文化可以让人们不再去思考，这虽不是给人们洗脑让人没有思想，但它是让人们不要集体思考，是另一种轻松形式的法西斯主义养料或麻醉剂。所以，置于一定语境下，他们对人们毫无拒绝之意的流行文化是持否定态度的，认为这同样可能带来厄运。在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英国伯明翰学派对此略有不同。可以说，英国伯明翰学派对文化工业更感兴趣。文化工业成为一切政治形态的核心，它们非常强大。我们同时也在思考，真的所有的好莱坞电影都会把人变成被动的机器人吗？答案是否定的。因而，我们试图借鉴法兰克福学派的某些概念来思考英国民众一直在寻找反抗空间这样一个语境，在这样一个空间，他们进行了再创造，创造了他们自己的社区，自己的亚文化圈。
马尔库塞和本杰明具有更加自由的思想，他们认为另一种文化是可行的。物质主义没有给人作为人的空间，这似乎是来自自由主义的声音，但在我看来，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当中始终存在着一个非常马尔库塞的主题，他们说，“是的，我非常看中我的物质满足程度，但这并非我的所有需要满足的欲求，我还有精神愉悦生命快乐生活幸福和作为人超越这种需求层次的愿望，获得了这些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满足和自由”。因此，法兰克福学派对性革命很有兴趣。同时，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极有滑向法西斯主义的可能，他们的头脑当中一直有“好莱坞影片就是贩卖独裁和垄断”的观念，这从历史的经验不难得出结论。战后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美国难民，他们思考什么是真正的自由状态，包括真正的摆脱市场和工作束缚的身体解放和性自由。阿尔多诺不喜欢Popular Culture，他和马尔库塞不同。
伯明翰学派是完全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之上的，但它是相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这张伞下融会着不同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所以，许多人尽管同归于学术上的马克思主义，但可能属于不同的流派，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有一段历史不能被忽略。1968年革命的年代，革命风暴席卷了西欧甚至美国。工人阶级、普通百姓和大批学生走上街头，他们异常地乐观、积极和兴奋，然而结果并非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令他们非常失望。大学的学者、理论工作者不得不反思自己。我们的分析错了吗？我们拥有正确的理论和广大的群众，但我们还是失败了。因此，这给我们留有巨大的思考空间，去思考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传统，去思考如何适应现实的政治语境。
1968年之后的几年对英国来说仍旧是艰难的时代。经济发展异常迅猛，尽管并非每个人都能马上直接从中受益，但人们开始感到生活正在变好，正在变得越来越富裕，人们突然得到了他们的父辈做梦也没有想过得到的东西。Popular Culture也开始流行，英国在人们心目中突然变成一个很有希望的国度。然而，紧接着，1973年的石油危机，又将英国和许多西方国家抛入艰难境地，出现许多工业争端，大批劳工组织相当不满并开始罢工，英国似乎一夜之间就能被摧毁。很多大城市出现腐臭的垃圾，人们意识到，如果工人阶级对生活状态不满，生活质量就会改变。而且，当时的货币也很不稳定，很脆弱。此前的乐观和幸福的生活昙花一现之后，似乎从未有过地离他们远去。这时的知识分子开始了进一步的思考：如何生存？日常文化空间是什么？反抗的空间在哪里？当人们特别是女性对他们的权利拥有危机感时，如何重新组织群众运动或任何形式的运动？经济危机时期，人们更容易走向右翼意识形态，因而，种族主义巨增，各种类型的种族冲突不断。人们不仅用马克思主义传统来分析，同时也受到其他哲学人文论争的广泛影响，比如，后结构主义。当然，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欧洲人接触更多的可能还是前苏联意义上的，而非中国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
▲您谈到后结构主义，那么，这方面的研究以及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研究在伯明翰学派中是怎样一种情况？
●关于后结构主义我想强调这样一点看法。很明显，在英国无论多么权威的文化观点和见解，意识形态，都不可能被灌输，被完全接受，因为，对任何文化进程的阐释和描述永远都会伴随预见不到的现象和因素，任何语言都是不确定涵义的载体，对同样的客体会有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见解，这来自于后结构主义的影响。当我看到印在纸上的“太阳”两个符号，它并不能告诉我任何意义，其他事物包括没有提到的事物也许可以告诉我，在纸上并未出现的符号的涵义，可以通过这些结构来理解。
女性主义是伯明翰学派的一个重要主题，它与性的革命是有关联的。这个进程是非常坎坷的，作为女性我们还在继续为之奋斗。女性不应有生理的疲倦，好的避孕方法对女性非常重要，这样可以减少我们对怀孕的恐惧，而一旦怀孕就意味着退出了生活。女性需要自治，自我控制生育，这并不意味着女性反对性进步而处处依靠自我。问题的关键实际在于人和人之间如何相处，如何生活在一起，在我们懂得这一切之前，何以获得性自由和其他一切自由？上世纪70、80年代关于女性主义的争论在伯明翰学派当中是异常激烈的，许多人写了大量文章。性别是重要的社会结构成分，理解和认识社会必须研究女性独特的经历和心理世界。上世纪70、80年代许多女性主义者投入政治运动当中，女性主义的学术和政治运动给包括文化研究在内的一切思想领域带来巨大撞击，尽管有人会痛恨它，但他们却不得不去思考它、重视它。女性主义的主题使文化研究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影响。
后殖民主义是近些年提出的概念，对它的研究可以说在英国才刚刚开始，它更多地局限在文学领域，文学批评家或历史学家会更多地运用这一概念，自然，它会对文化研究产生影响。伯明翰学派早年曾关注过种族和民族问题，现在有少数学者在研究英国的少数民族起源问题。
伯明翰学派中的许多人是非常反对多元文化主义的，因为，我们认为所谓多元文化只不过是对种族主义的一种忽视或掩盖，是用一种表面上的平等掩盖不平等的事实，很容易麻痹人，更何况，对于反对种族主义来说，只有多元文化是不够的。事实上，这个问题目前在英国又一次被提了出来，人们反对很多电视节目和其他媒体刻意伪装的多元文化宣传。
▲在访谈即将结束时，我想回到我们开始时的话题。在伯明翰大学的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系被关闭之后，着眼于当前的格局，伯明翰学派何去何从？
●我认为文化研究作为一个学科是一个相当特别的领域。伯明翰大学文化与社会学系的关闭，似乎意味着关闭了文化研究的大门，文化研究已经成为了过去，已经封存为一段历史，所以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反对。但是，正像我开始所说，也有很多人认为它的关闭促使我们去更多地思考和反省。一方面，许多学科比如社会学、传媒学、地理学、文学等等深受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的影响，读有关书籍和文章你很容易发现其研究的方法、观点和思想带有明显伯明翰学派色彩，而且在更广阔的历史语境中形成交叉学科。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巨大影响和作用自然不容忽视，它的思想和理念已被众多学者所接受和采纳，同时，它也超越了学术的范围而扩展到很多人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在今天这样一个新的每时每刻充满急遽变化和恐惧的时代，我们确确实实应该冷静地来重新评估伯明翰学派。我们目睹了9·11和伊拉克战争，人们失去了安全感，身陷纷乱、冲突和恐慌，新保守主义和新帝国主义在重建世界格局，人民是何反映，人民如何生存不可避免地应该成为文化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不应停留在“这是什么”和“去还是留”的问题上，我们需要给文化研究重新定位。在我看来，伯明翰学派的文化传统是思考普通百姓对生活的反映和生存状态，我们需要用这一传统来继续思考在这样一个更加艰难和更加充满恐惧的现实处境下普通百姓的生存问题。从哪里寻找最基本的人权？哪里是我们作为人的生存空间？如何能让我们时时刻刻对邻居放心？如何让我们不对每个长着拉登一样胡子的人心存戒备？这就是英国的大众文化。这项工作在英国的文化研究中已经有许多人着手。我想，文化研究仍旧有很强的生命力，有很宽广的研究领域，再比如，INTERNET，新科技对人类日常生活带来的冲击和影响，有人称之为新的殖民，它不仅重塑人们的生活，而且重塑人们的意识和思维方式。这些都可以毫无疑问地纳入文化研究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