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平庸之恶，走向积极生活

思想家阿伦特在中国的公共舆论中引用率很高，尤其是她描写纳粹时期屠杀犹太人的艾希曼时，用到的一个词语被多数人熟知。“平庸之恶”一般的理解就是不思考从众的心理状态。

这样的理解也对，也不对。

对的层面是阿伦特就是要说明，艾希曼拒绝个人判断，而服从希特勒元首的指示而行动。这种服从的行为本身是平庸的，就像一个小职员服从老板命令做工作一样，每天生活中都能看到这种服从。

错的层面是阿伦特要说明，希特勒不是拒绝个人判断，而是将服从希特勒元首视为美德。而执行希特勒的命令是高尚的。这种代表正义的行为遇到杀戮时，没有任何道德冲突，而成为平庸的日常行为。

要注意，艾希曼不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而是在康德意义上道德律令的指引下生活的（错误的理解），我服从的是具有希特勒实体的规范。就像单位里有人说，我是按照老板制定的规范来工作的，而这个规范会直接造成对他人过度伤害时，“我是无感的”，因为我是正义的。

在反思文革时期，人们的道德心理时，一种观点认为多数人也只是为了个人私利才会去批斗自己亲人和老师的。这种观点低估了价值形态对人的主观判断力的侵蚀，人的意志是飘荡的，需要寻求一种内在力量。“思想要掌握群众”，而多数不思考的人，需要简单粗暴的口号，然后指导他们行动。

这些没有判断力的群众，就都成了艾希曼。而真正有判断力的人，是无视服从美德的人，是不够“平庸”的人，要削平，要被批斗。无知和愚蠢对智慧的反对。

而在这样的群体道德中，当一段历史结束后，人们是找不到罪人的。人人有罪，等于人人无罪。这是时代病，是一个时代道德层面的堕落。

让人走向平庸之恶的根本，不是人内在的罪恶，而是外在服从的美德。因为人是想要向善的，一个看起来善的行动，尤其对热血青年是有感染力的。

我们经常说的告密，恶的地方不在于故意，为了自己利益利用公共力量，这种有意识将外部力量工具化为自己目的服务，近乎是人“趋利避害”的本能。关键是公共力量能否被利用。

告密者的悲哀，在于服从的美德作为公共力量感染了个体，而个人出于不思考，去为了服从而失去基本的人性。外部力量的强大会给每个人带来恐惧，以至于“趋利避害”的思考，“趋利避害”的行动。平庸之恶，是说人按照生物的本能去活。服从必然性规律，就是动物最高的美德。

阿伦特提到反抗平庸之恶的关键，是个体的责任。就是任何人都有良知，当屠刀指向同伴时，有责任说出和制止这样恶的行为。服从必然性规律，对于动物不是选择，那就是它的本能，而对于人来说也是一种选择。而选择站在良知一边，说出来和站出来，也是选择。阿伦特认为人要有这种责任，才成为人，否则和禽兽没有差别。

有责任的言说和行动，就是阿伦特说的“积极生活”。这种凭借道德良知而积极的存在状态，在极端冷漠和孤寂的现代生活是更需要的。人们去言语，语言和声音会传递人性的光辉，人们去行动，会在公共空间照亮这个世界。就像蜡烛的火光照亮一方黑暗。

因为你要说你要行动，就要有场地和对象，有聆听者。就会寻找到同伴，找到不愿意放弃良知，和愿意承担责任积极生活的人。形成一种道德层面上深刻的联系。

这种联系绝不是意念意义上的，而是说一种结伴而行的实在权力。阿伦特认为，人们的平庸之恶依附在根本恶上，是因为另一群人制造了足够的恐惧、“权力”就是多数人在一起的力量，而陪伴的存在本身也是一种权力。

走向积极生活不是一种承诺，而是回到本真状态。在没有外在压力的情况下，一个人原本是如何想如何做的，只需要回到那个具有个人分辨能力的状态。凡事去反思，就像苏格拉底一样积极的生活，市场上都是他的朋友，他真正活过。

公号：天亮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