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文明连载45:规律史
一,探索人类文明发展规律史
今天的物质世界是直接建立在大航海时代殖民与工业革命的基础之上,但是从另外一方面各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是大航海与工业革命引发的启蒙运动的余声,所以,近现代的国家是近代以来的理论家们塑造的。他们对于世界的认识,他们对于人类文明的认识,影响着今天的人们如何思想与建设。
政治思想的建设,又建立在人们对于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认识之上。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简略回顾一下近代以来的文明规律性方面的的发展。
所谓规律,就是反复出现被得以验证的一种自然界和社会现象之间的稳定关系。就人类或文明发展规律本身而言,一定要具备足够的历史长度或足够长时间以观察总结,时间短就无所谓规律,或者规律即便有也很难被发现。
寻找规律需要足够的长度,越长越容易。这在股市里也很明显。坚持价值投资的人常常说:“短线操作是无法预测的,长线则是依靠已经显示的趋势看出相对的规律”;或者说,短线与长线的规则与规律是根本不同的。短线其实也是有一定的规律的,但是会频繁受到各种偶然因素的干扰,无法形成真正可靠的规律。而长线才提示相对可靠的趋势规律。趋势就是规律所指出的大方向。因而我们也说:短线多偶然,长线有必然。文明学研究的就是“必然”,就是相对稳定的大趋势和规律。必然,就是规律。
在狭义的文明初起阶段,人们就没有什么所谓文明发展规律的概念。即便是到了古希腊领军的轴心时代,也没有人会思考“规律”问题,因为人们掌握的人类历史文明发展的时间不够长,而且“文明”现象尚未引起人们的关注。但是到了文艺复兴之后,尤其是发现新大陆之后,人类对于地球的整体地理有了一个把握,许多人就开始考虑整体地球与人类发展之间的问题了。所以,这个学科有其时代性是必然的。
另外,研究人类文明发展规律,肯定属于一个“科学”研究,所以这项研究理应出现于牛顿时代之后的工业化时期,更应该出现在今天。之前的时代不具备条件,只能靠空想,在21世纪越来越多的历史量化之后,文明发展的规律研究才能真正实现。
17世纪牛顿时代的认识
牛顿(1643年-1727年)时代的确是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滥觞。牛顿发现的物理学三大定律(1687年)揭示了一种自然规律的存在,知识分子为之感到兴奋,他们发现原来整个错综复杂的世界,不过是一个机械装置。所以,他不仅开启了多个科学领域的大门,很可能也是潜在的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启蒙者。今天,发现文明,实际上也是这一发现规律思维的一个继续。但是我们认为,人类文明的发展非常复杂,它因为所受限制条件极其复杂多样,而且人类本身的文明发展也会动态反作用于文明本身,所以,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是个不规则复杂体系,不是简单的机械论可以概括的。所以,我们说,人类文明发展确实是有规律的,但却也没有一个简单统一的否则可以概括,并且明显的有阶段性表现。之前的人们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认识过于简单化、肤浅化,所以需要得到根本的修正。
牛顿本人其实不仅是新时代的开创者,而且是旧时代的延续,仿佛人类的原始蒙昧与现代科学的子午线从这个人的一生中豁然劈开。其实正如凯恩斯勋爵对于他的评论:他是最后的魔法师,最后的巴比伦人和苏美尔人。他总体是以晚年前的古人同样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世界,他的主业除了物理学是研究圣经与炼金术,所以我们不能指望他对于人类的文明开出现代的药方。但这个旧时代的科学家依然是个伟大的科学家,并且是开启新时代的大师。
但牛顿之前其实已经有人关注到人类社会的规律性问题,这就是意大利的维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1668年-1744年),这位并不为中国人所熟悉的哲学家、美学家和法学家在西方的近代思想史上如雷贯耳,代表作有《新科学》、《普遍法》等。
维柯生活在那不勒斯。英国的牛顿和意大利的维柯都代表了当时他们所处国家或地区的文明地位,我们假如可以评价17世纪或工业革命之前的人类社会的的话,那毫无疑问,牛顿与维柯所处的国家与城市就是当时的第一先进梯队。
维柯时代的人们已经隐约感觉到人类社会是有一定的规律性的,他将人类社会划分为三个不同的时代:神的时代,英雄时代和人类社会。
18世纪英法国家的认识
与英国毗邻的法国人从文明的角度或许可以说是最贴近意大利与英国的另外一个先进国家,他们就人类社会的统一规律方面最著名的研究者是孟德斯鸠(1689年-1755年),《论法的精神》(1748年出版)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以科学思维来研究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著作(法与规律,在一些印欧语里可以是同一个词汇,比如law)。门德斯就指出,law同政体、自然地理环境、宗教、风俗习惯等各种因素都有关系,法律之间也有关系。这些关系构成“法的精神”。很明显这与今天我们谈论的以文明为核心的规律探寻既有关联,但还有一定距离。
法国思想家伏尔泰也曾经试图研究过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由于当时人们的科学认知有限,当时的许多探索都很幼稚,甚至许多思想其实属于机械论,将之直接放大更大时空里。按照今天的情况,这种以一个方程式来解释所有现象的简单社会发展规律确实是不存在的。用一句绝对的话,截至目前的人类大文明观察,人类文明发展规律就是“没规律”,我们研究的只是一种相对的规律,而非绝对的规律。
所谓“人类文明发展规律”是相对存在的,是一定时空条件下的成立,根本没有一个简明的统一规律,但有许多明显的规律。换句话说,人类文明发展是有一些规律的,但这些规律也会随着情况的变化而变化。所以,完整的表述是,人类文明发展没有整体的绝对统一规律,但有许多可以掌握的片段规律,并且这些规律的片段相对于我们人类的寿命而言甚至是非常漫长的,而非短暂的,所以研究这些规律就是有价值、有意义的科学行为。在现代也有一些物理理论试图一言以蔽之地概括人类文明发展规律,如熵增理论、自组织理论、耗散结构等,都属于绝对机械理论的案例。宏观文明学一般不同意他们的假设,因为他们都属于僵化机械论。
假如人类文明发展属于机械论,那么未来就可以准确地预测,但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未来的人类文明发展在每个方面都是不可预测的,这依然是个非常复杂的话题。
杜尔哥(Anne-Robert-Jacques Turgot,1721~1781)曾经是法国的财政大臣与政治家,他认为文明是地理、生物和心理因素的产物。圣西门同意此说。这个设想也非常接近于今天21世纪的宏观文明学的理论,不过当时肯定不会有详细的正确论证,宏观文明学对于文明的形成可以总结为环境与人性的发展结合,非常接近。
孔多赛侯爵(1743年-1794年)则认为,法国大革命是过去和未来的分水岭,并且他提出了人类社会的三大问题:国家之间不平等的消灭、一国之内平等的进步和人类的完善。对此英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戈德温提出,通过文学、教育和政治公正可以达到人类最终的理性目标和真理的胜利。
英国的亚当.斯密(1723-1790)则把地主、工人和资本家以租金、工资和资本家得以区分。后来马克思以剩余价值区分了没有剥削的时代,剥削的时代以及没有剥削的时代。
决定论
牛顿乃至其后的一些科学家常被称呼为“决定论者”。甚至有些决定论者还是“历史决定论”,但文明学不是历史决定论者。我承认历史乃至文化和传统对今天有影响,但宏观文明学不是决定论者。宏观文明学可能常常会被误解为“地理决定论者”,这肯定是一种误解。否则我将来总结出来的文明规律就不会是许多条规律的相互交叉制约了。判断一个人是否决定论者,看他对未来预测的态度。认为明天可以精确预测的就是决定论者,比如坚定的认为今天中国的制度是好的,或者坚定的认为今天的制度是坏的,这些都多少属于决定论者,因为他们对明天有绝对的预测,并且就是制度决定论者。
而宏观文明学不是,我们看到可以决定文明发展的因素实在过多,所以没有精确预测,态度也不坚决,唯一可以预测的就是人类文明不能精确预测。
另外,宏观文明学注重动态变化观察,这不仅仅是一种道德上的审慎,而是一种科学精神。巧合的是,中国道家的某些精神是符合文明学的这一精神的,因为道家比较强调尊重自然规律、无为而治,也很符合宏观文明学的精神气质。但是宏观文明学不是来自道家,只是碰巧了。道家是一种古代智慧,一种人生与社会态度,但不属于科学体系。文明学是一种科学观察体系。
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总结研究,不仅是一个研究人类客观现象的活动,从一开始也与哲学本体论与宗教,乃至数学、物理、天文学有着密切关联。从一开始,所有这些学科都是联系在一起的。
中国古代有着漫长的神秘天象学,政治家们将天象天文与地上的政治现实直接挂钩,一颗星辰就代表着一个国家或一个政客的命运,直到今天某些中国人还信任这个体系。或许只有从哲学上将人类文明规律定位之后,才可能真正找到“人类文明发展规律”(也包含“没规律”的规律)。
法国的拉普拉斯(1749-1827,Démon de Laplace)就是一个著名的决定论者。这个法国数学家于1814年提出一种科学假设:有个“恶魔”知道宇宙中每个原子确切的位置和动量,能够使用牛顿定律来展现宇宙事件的整个过程,过去以及未来。这当然也包括人类的发展。这就是标准的决定论者。这就是著名的拉普拉斯妖。这种牛顿时代的机械论思想一直潜在渗透到今天人们的思想观念中。
拉普拉斯还提出了一个星云假说等。著名的德国哲学家康德(1724年-)在之前也已经提出过一个太阳系是由一个灼热的气体星云冷却收缩而成的理论。“星云假说”(1755年)以解释宇宙的生成是一种斥力和引力的作用,在打破神创论方便有一定贡献。就整体来看,宇宙的构成规律的讨论与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讨论基本上的同步开始的。这都是因为牛顿开辟的规律世界。
心理学上的决定论或机械论鼻祖当属更早的笛卡尔(1596-1650,法国,Rene Descartes),他讨论人体的机器功能的理性思维即属此类。当时的社会氛围看来探讨人类诸多规律的兴趣浓厚,但没有人触碰人类文明发展规律,其中原因之一是因为尚未破除神创论。笛卡尔认为“动物是机器”,当然也包括人。英国的约翰洛克与法国的孔迪亚克,他们都是笛卡尔的继承者。
当时的决定论者或者机械论者认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有规律的,自然规律统摄一切。但至少他们还没有科学地给人类文明发展总结出一套规律,因为当时不具备基本条件,当时连人类是怎么产生的都不十分确定。在基督教世界里当时人们还是信仰上帝创世说,连牛顿当时在大环境之下都还是一位基督徒。在20世纪之前的西方社会,人们一出生就是天然的基督徒,直到20世纪这一现象才开始改观。
顺便我们也可以发现一个规律,近代社会理论的创建者几乎都出现在欧洲,尤其是西部欧洲社会。这本身就也是一个人类文明发展规律:最先进的理论思想都出现经济发达地区。或者反过来我们可以总结,哪些地区的理论科研工作开始起飞,就意味着这个地区的经济有了重大的发展或崛起。这相当于一个指征。那些理论空白国家就是落后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