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长寿：那年，我们去“乌船”
那年，我们去“乌船”
文/罗长寿
谨以此照，纪念我们早已逝去的青春
很多事情，现在回想起来，当年的确很无奈……虽然已经过去了五十二年，但是回忆起来，就像昨天。
1969年2月9日，我随重庆一中第一批上山下乡的同学前往开县插队落户。一到开县铁桥区，适逢“开县1969年春节向毛主席献忠心篮球运动会”即将举行，县体委通知区里让知青加入，于是我们加入了铁桥区篮球队，立即投入训练和比赛。
春节期间，作为刚刚获得开县农民篮球赛冠军的铁桥区队的主力，我和“麻秆”（外号，重庆一中高三同学），就被红星区（原名陈家区）挖走了。
但是，因为我是走读生，户口不在学校而在家里，这时尚未迁来。公社召开知青大会，发现我的户口未转到农村，要由公社开户口迁移证明，回重庆办理户口迁移手续。在经过生产队、大队、公社，特别是生产队的层层感情联络，在花掉全部毛泽东像章后，终于拿到了公社革委会盖的公章。我和麻秆还有其弟，三人精疲力竭地汇合，准备到万县坐船回重庆。
那时，旧历大年才过去五六天。望着滚滚长江，囊中羞涩，每人8元多的上水船票钱到哪里去找？我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乌船”——就是无票混上船，逃票。
我们都是重庆市第一重点中学培养出来的乖孩子，对此行为，平常都是嗤之以鼻的。但此时，我们已山穷水尽，决定一试……
我找到被分配到万县长江边囤船上工作的原重庆河运校学生熟人，讲明情况，他们豪爽地答应将我们送上船。傍晚，我们仨上了开往重庆的客船。
第二天早上，一觉醒来，望着逝去的江水，心里真高兴。突然，人群中有人大呼：“查票，查票！”我朝麻秆示意“快躲”，一闪身进了厕所，好一阵没有出来。
当我再回到原地一看，麻秆和他的兄弟都不见了踪影。经向旁边坐着的旅客打听，才知道他俩都已经被抓上了楼。经过思考，我往东方红轮的二楼会议室走去。“你干什么？”一个守门的问我。“我们是一路的。”我头也不回地走向会议室。
会议室里坐了大概八九个人，麻秆和他兄弟也在，都是“乌船”的。
船到朝天门码头，我们被带下船，走在最后。人人情绪低落，肚皮也在喊饿。
跟随着走了好一段路，来到了一个派出所。麻秆始终闭着双眼，不说话。
派出所要求一个个交钱补船票，从排在前面的人开始。不一会儿，有人开始掏钱补票了。我急忙问麻秆：怎么办？只见他还是紧闭双眼。
轮到我们了。
“叫什么？”盘问麻秆。
“Xxx，知青。回家，没有钱！”麻秆回答。
我心里一惊，好！就这么回答。
麻秆的兄弟也这么回答。
我们三个知青模样的人都这样回答。那年月，“知青。”就是最如实的回答。
派出所的人软硬兼施，我们都不改口：“知青，没钱，回家！”
最后，所长大吼一声：“莫非还要请你们吃早饭吗？快滚！”
我们相对一望，二话不说，就滚出来了。
回家了。
写于2021年2月9日
作者近照及简介：
罗长寿，重庆一中高66级学子，1961年9月进入大改班学习。曾参加过重庆一中少年篮球队、校篮球队和文革中的红警区男子篮球队，两次代表重庆市篮球少年队参加全国比赛。1969年2月到开县插队。1971年3月进入西南药业。1992年下海到深圳文兴工贸从事营销。2008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