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送出手的礼物能不能够反悔？又或者说，送的人其实本来就没有真心想送的呢？在案件Scott v Bridge and others [2020] EWHC 3116 (Ch)中，英国高等法院针对上述提问给出了解释，并告诉我们，什么情况下才算是“有效赠送”。今天故事中的主角，是一位年老又行动不便的婆婆，她的先生在2016年时去世。这个婆婆有一个儿子，儿子有3个小孩，都是和不同伴侣所生。其中，3个当中排行最小的孩子，今年也约18岁－而这个孩子的母亲，也就是上述婆婆儿子的其中一任伴侣，则是今天案件中的另一位主角。为了便于称乎，我们将她化名为夏绿蒂。夏绿蒂是主角婆婆的前媳妇，之所以和婆婆的儿子分开，是因为婆婆儿子有了外遇。之前，或许是婆婆行动比较不方便，很多事情无法亲自处理，也或许是原来婆媳感情不错的因素，婆婆给予了夏绿蒂可以直接控制她银行账户的权力。
由于能够直接动用婆婆账户里的钱，夏绿蒂就拿了婆婆的钱，为自己父母买房付了首付－这件事情，婆婆是知道的。同时，婆婆原来名下有两套房子；但她声称，在夏绿蒂的诱导下，便把其中一套转到了夏绿蒂儿子的名下。值得一提的是，这里提到的夏绿蒂“儿子”，并不是婆婆的孙子，而是夏绿蒂在和婆婆儿子结婚前，就已经有的一个孩子（而且这个所谓的“孩子”其实已经成年了）。
根据夏绿蒂和她父母、儿子，认为不论是婆婆为父母买房出的钱，亦或是转给儿子的钱和房子，都是属于婆婆“赠予”给他们的“礼物”（Gift）。不过，婆婆本人却不是这样认为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案件最终促使双方对簿公堂。对于婆婆来说，她表示，最初她之所以会同意让夏绿蒂拿钱去帮父母买房，是因为婆婆把它视为一种投资，而不是赠予。也就是说，婆婆认为她出钱，是可以拿到房子一半的利益，尽管房子买的不是她的名字。在这一方面，婆婆和夏绿蒂之间的认定是有出入的－夏绿蒂认为婆婆资助的钱是“纯礼物”；可婆婆却将其视为一种投资。另一方面，婆婆也认为，她并没有想要把房子和账户里的钱，“赠送”给夏绿蒂的儿子。所以婆婆向高等法院的法官请求，让她收回（她本来就没有打算）赠送出去的房产和钱，同时也拿回关于夏绿蒂父母房产她应有的份额。
法官在判决中指出，要判定是否为“有效赠予”（Valid Gift），是必须建立在：赠送人/捐赠人知道他们将要赠予出什么（清楚了解赠予的内容），并且同意“它”是一种赠予，也就是当做礼物“赠送”给受赠人才行。并且同时，受赠人也必须接受了该“赠予”，最终才可以达成“有效赠予”。法官更指出，这种认定必须是“主观”认定，而不是一种客观认定。换句话说，丽莎认为，如果要确保“有效赠予”的成立，当初负责的律师，应该要确认有证据能够证明，赠予人（也就是案件中的婆婆），确实地知道资产转移（比如汇钱，把房子转到另一人名下）的目的是什么，清楚了解这是一种“赠予”行为和将要赠予的内容，并且真正同意把该财产赠送给对方。对于故事中的夏绿蒂来说，假若当初她的律师有给她更完善的建议，把相关内容都详细记录下来，并且做了有效见证，确认婆婆是完全了解并同意该“赠予”的话；或许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对簿公堂了。不过当然，对于婆婆来说，如果说“赠予”确实不是她的本意，不是她真实的意愿；那么法官的判决也进一步告诉了更多处于类似情况的当事人，一定程度上能够免于因为被错误诱导而拱手让出根本没有打算给出的财产。毕竟，一些晚辈诱骗长辈把财产转给自己的新闻，应该说还是不难见到的。
根据高等法院法官的判决，我们可以知道，不只在赠予人缺乏正确判断能力，或者被欺骗、胁迫的情况下，而做出和自身意愿不相符的“赠予”可以是无效的；赠予人被“误导”或“误解”的情况下（如案例中的婆婆），所做出的“赠予”也可能是备受挑战的。
不过需要指出的一点，法官在判决中也表示，在这种“赠予无效”的情况下，只能是要求“Personal Remedy”（属人补偿－法官这边特别指的是“金钱”上的补偿）而非Proprietary Remedy（属物补偿）。
简单解释，对于案例中的婆婆来说，她只能拿回当初她资助夏绿蒂父母买房的“首付款”，而不能要求获得该房产的相应股份或利益。
对于夏绿蒂儿子那方，她可以把夏绿蒂之前从婆婆账户转给儿子的款项给要回，但不能收取该笔款项在儿子账户所生出的利息。
（不过当然，原本没有打算给到儿子名下的房产，是可以转回婆婆名下的。）
对于这样的判决有另外一个需要特别注意的点是，这对于想要索回“非赠礼”的当事人来说，在诉诸法庭前需要先了解清楚对方的财务情况，才能得知届时对方是否真的有能力“还钱”，以及当事人如何才能拿回原本就属于自己（而非自愿赠送的）财产。
针对这些方面，不论是想要做出有效赠予，亦或是想要拿回属于自己的“非赠礼”，需要做出的细节准备或调查都是不可以忽视的。
由于牵涉到的方面可能很多，丽莎建议当事人如果有任何不清楚或不确定的地方，一定要事先征求专业建议，并找值得信赖的律师为您把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