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谈枕边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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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枕边书有哪些？会经常变化吗？

格非：我的枕边书往往是随笔、杂录、笔记、哲学小品、历史评论、方志、博物志一类的闲书和杂书。有些书在我的床头待的时间比较长，最常见的，比如说，《鲁拜集》《法国历史轶闻》《沉思录》《道德箴言录》《廿二史劄记》《读通鉴论》《初潭集》《岭外代答》《春在堂随笔》《花镜》《世说新语》《梦溪笔谈》《帝京景物略》《扬州画舫录》《容斋随笔》等等。当然也包括大量的诗歌作品。不论是现代诗人的集子，还是古典诗词的选本，作为枕边书，都很合适。临睡前读上几首，感觉也很轻松。这些书籍当然也会发生变化。往往是床头柜堆不下时，我会整理一下，更换一批。在这些书中，我印象比较深，且一读再读的，有《一千零一夜》《史记纂》《论语》、奥维德的《变形记》、利希滕贝格的《格言集》，《尼采遗稿选》《克尔凯戈尔日记选》等等。有一本英汉对照的《圣经故事》，我也反复读了很多遍。

这些书为什么会成为您的枕边书？

格非：所谓枕边书，按照我的理解，是指放在床头柜上供睡前阅读的书籍。我们不可能躺到床上就睡着，总需要读点什么。对于我这样一个有睡眠障碍的人来说，读书是为睡觉做准备，而不是为读书而读书，因此对枕边书的选择往往很挑剔。它最好能符合以下几个要求：1）书不宜太厚、太重。如果太重，需要很大的臂力支撑，你不太可能很快睡着。最好薄一些，轻一些。2）字体最好大一些。为了方便入睡，床头灯不可能搞得太亮。如果字太小，你为了看清书上的字都需要集中注意力，就会让你一直保持兴奋。3）它必须是非小说类的读物。小说属于某种有相当密度的织体，有经线，也有纬线。要搞清楚故事是如何发生的，往往需要充分的脑力活动。我一般不在床上读小说。当然，《追忆似水年华》算是一个例外。4）书籍的内容不能太艰涩。你要是跟书较上劲，一个晚上就别想睡了。5）不能有异味。我注意到，10年前或20年前印刷的书籍，出现刺鼻异味的概率很高。近些年，这种情况已有很大改善。

能否具体谈谈，您眼下读的枕边书的感受？

格非：我最近在读的是宫崎市定的《中国史》。这本书的装帧很好，字很大，纸张也极其考究，闻之有一缕淡淡的清香。但对于枕边书而言，缺点仍然是太重太厚。宫崎市定被认为是京都学派的集大成者，他的历史学观念自然是属于内藤湖南、桑原骘藏那个思想脉络。宫崎市定在发表观点时，那种不容置辩的专断和自信的口吻，显得很老派，也很有魅力。当然，从世界史的视野、尤其是将“现在”视为一个历史结果，来追溯、审视、界定中国历史的演变，也带出了很多有意思的话题。这本书还没读完，无法具体、清晰地给出恰当的评价。

枕边书给您带来什么？

格非：首先是愉快、平静的心境，就像李清照所说的那样，枕边读书，心闲尤好。这时，阅读是一种权利，一种生活中的乐趣。其次，我们白天的阅读，或多或少有明确的目的，有些书是你根本不想读的，但由于种种原因而不得不读。或者有些书实在无趣，但因为某项工作或义务，又无法绕过它。因此，枕边书也可以被定义为你在自由状态下，自愿选择的读物。它们当然也可以给你带来获取知识的欣慰，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纠正功利性阅读的偏颇。最后，因为我的睡眠不太好，枕边书多少也有催眠作用。有点像是你愿意放在枕边，可以与它随意漫谈的伴侣。

您最理想的阅读体验是怎样的？

格非：最难忘的一次阅读体验是在拉萨。那是1990的夏天，我和妻子去西藏玩了一个月后，因为一时买不到回北京的机票，最后滞留拉萨。刘伟和扎西达娃介绍我们借住在西藏文联大院的一位朋友家。每天的三顿饭，要么在扎西达娃家，要么是在色波家。我记得也曾去马丽华老师家蹭过饭。至于借我们房子的那位朋友是谁，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了，只知道他们一家出远门了，房子空着。他家卧室的一个小书架上，摆满了金庸的武侠小说。因没有别的书，我只得靠金庸度日。那时的拉萨正逢雨季，几乎每天都会下暴雨，有时在深夜，有时在午后。百无聊赖之中，我没日没夜地躺在床上读金庸。累了就睡，醒了就接着读，晨昏颠倒，不知今夕何夕。就这样，在十几天的时间里，我差不多将书架上的金庸小说全都读了个遍。现在一想起金庸小说中的人物和情节，常常会与那年夏天西藏的记忆联接在一起，比如说不期而至的暴雨、院中齐人高的杂草、一条被色波亲热地称为“儿子”的野狗。

您读过最有意思的书是哪一本？

格非：这很难说。人的阅读趣味和偏好一直在变化之中，有些书我过去认为是不可多得的旷世杰作，现在虽然也觉得很好，但并非不可或缺。比如罗布·格里耶和西蒙的作品，甚至是加缪的作品。有些书过去不太重视，如今重读，往往爱不释手，比如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我最近开始一本本地重读这部巨著，感觉上有一种后怕。我的意思是说，即便像巴尔扎克这样极罕见的伟大人物，也是很有可能被我们这等轻浮的读者错过或忽略的。想到这一点，有时不免悲从中来。

哪些书对您的思维影响最深？

格非：如果您的意思指的是，某些书曾经极大地影响了我们对世界的根本看法，那么这样的书还是很多的。比如说，当年开始接触弗洛伊德的时候，他给我带来的感觉是全新的，令人惊愕的。直到几年前，我在读《一种幻想的未来》《文明及其不满》时，仍然有那种震惊之感。疫情期间，我读了德国哲学家瓦尔特·舒尔茨的《德国观念论的终结》之后，开始对谢林的晚期思想产生了一些兴趣，最近正在搜罗谢林的相关著作。海德格尔的《尼采》是华中科技大学的王均江教授向我推荐的，读了之后，的确很受教益。

您会有自己的读书计划吗？

格非：没有什么计划。在阅读方面，我不知道别人的情况如何，我自己常常会受到一种莫名其妙的羞耻感的折磨。比方说，别人在热烈讨论的某部著作，我竟然闻所未闻，心中的羞耻感往往油然而生。我渐渐养成了一个习惯：在一个专门的本子上随手记下可能很重要、但我还未及阅读的作品或著作，等到书单累积到一定数量，我就会下单购买。穆齐尔曾说，现在很多人追求知识，跟在银行存钱的行为差不多，扎根于一种资本主义的储蓄欲。我觉得在读书方面，也需要克服虚荣心，需要适当的节制。有时候，知识太多，反而会让人陷入真正的无知。

书架上最终留下来的是什么书？您会怎么处理自己的书？

格非：说到清理自己的书架，也是一件让人头疼的事情。所谓清理，说白了就是扔书。但哪些书该扔，哪些书不该扔，并不取决于你心目中书籍的价值大小，有时候还会涉及道德困扰。长辈、朋友、同事、学生送你的书，当然不能扔；可那些你素不相识的作者的著作，难道就能毫无愧疚地处理掉吗？因此，我在送书给别人的时候，通常不太喜欢签名，这是为了这些书有朝一日被清理时，可以让朋友们少一些心理负担。

您常常重温读过的书吗？

格非：当然会重读。这就好比吃饭——你觉得某个菜好吃，何妨多吃几次？我喜欢重读的书，都是一些极平常的、大家都知道的书，主要是古典或经典作品。

所有您见过的作家中，对谁的印象最为深刻？

格非：我和作家迟子建认识的时间相对比较早。1986年夏天在青岛见面时，我们就已经是很好的朋友了，到今天依然如此。

如果您有机会见到一位作家，在世的或已故的，您想见到谁？

格非：除了常有联系的同行朋友之外，我没有什么特别想见的作家。你赞赏、钦佩或喜欢一位作家的作品，读他的书就可以了，不一定非得见面不可。我曾有幸与当今文学界的一些大人物在一起吃饭，比如说以前是南非作家、如今移居澳大利亚的库切、土耳其作家帕慕克以及日本学者柄谷行人等等，说实话，感觉并不很好。主要是在那种场合，大家都过于严肃、矜持，不太可能谈论任何有意思的话题。

如果您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岛，您会选哪三本？

格非：如果只能带三本，我一定会挑选那种经得起反复阅读而不会让人厌烦的作品，比如，我或许会从诗歌、历史和哲学著作中各选一本。你在不同的时间、心境中阅读诗歌，感受会完全不同。在某种意义上，诗歌更接近于音乐作品——我这么多年反复听巴赫，从来就没有感到任何厌倦。我相信优秀的诗歌经得起时间的磨洗。而选择历史和哲学著作，是因为它们通常比较枯燥。越是可口的东西，往往越容易让人厌腻，书也一样。

如果请您约一位作家朋友来谈谈枕边书，您最希望请谁？

格非：如果让我来约一位作家的话，我就选阿来吧。在与他的交往中，我发现他的知识背景以及在日常生活中所关注的问题，和其他作家有些不同。我对他提供的书单很好奇。

（主持人：宋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