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诗作家研究的又一力作 ——评《乾嘉诗人吴锡麒研究》
缪钺曾言：“吾尝论有清一代之诗，以量言则如螳肚，而以质言则如蜂腰。”（缪钺《冰茧盦丛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20页）某种程度上看，这种量胜质瘠论一度遮蔽了人们对清诗成就的体认，间接拘限了相关研究的开展。所幸这种沉寂局面在本世纪渐次改变，清代诗人别集不断得到整理刊行，专题研究的论著层出不穷。然而，在整个中国古代诗歌研究中，这仍然是亟待深耕的领域。我们不仅要清醒地意识到清诗艺术上集历代诗歌大成的独特成就，更要耐心寻求适合对象独特性的研究理路。有清一代诗人数量远超前代，理论、创作空前繁盛，流派纷呈，地域性特点显著，如何切合其特点，拓展传统的诗歌研究方法，将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是清诗研究者共同面对的问题。
新世纪以来，清诗研究在原有基础上取得了不少新突破，形成了一些关注焦点，例如作家作品研究、诗歌理论、流派群体、地域文学的研究等。同时，有研究者指出，近年来的清诗研究在研究方法与广度上也呈现出一些新趋势。如清诗作家研究在关注大家、名家的同时，开始逐渐拓展到二流作家的研究；具体作家研究在考证生平、交游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作家的人格、心态，以及所处时代、群体的文坛生态；从地域、家族、科举等文化视角研究清诗，成为新的热点。这些新动向都标志着清诗研究开始走向成熟。
在这种情形下，刘欢萍的《乾嘉诗人吴锡麒研究》出版了。著者选取清代中叶浙派重要诗人吴锡麒作为研究对象，考察其人诗歌创作与理论，制定翔实年谱，成为目前清诗领域又一引人注目的成果。
吴锡麒是乾嘉时期一位诗、文、词俱工的作家。浙派自朱彝尊、查慎行后，杭世骏、厉鹗起而振之，吴锡麒诗境超妙，实系此派承绪之后劲。道光年间，海盐吴应和曾将吴锡麒与厉鹗、钱载、袁枚、严遂成、王又曾等并称“浙西六家”。吴锡麒于骈体文与词致力亦深，他的骈文曾被全椒吴鼐许为一代骈文正宗，他的词作与词论在浙西词派发展中影响甚巨。对于这样一位作家，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骈文和词，形式上以论文为主，忽略了吴锡麒的诗歌成就，未将之置于所处的时代、流派与地域作综合考察，这是一个明显的缺憾。所幸，刘欢萍的《乾嘉诗人吴锡麒研究》弥补了这个缺憾。该著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五章研究吴锡麒的诗歌、诗论等；第二部分是吴锡麒年谱。它也可以说是两部专著的合刊，体现了著者以文献学与文艺学相结合、文学与文化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进行作家个案研究的积极尝试。
在具体研究过程中，著者能不拘限作家个案研究，紧密结合流派群体、地域文学的研究，形成本书的一大特色。蒋寅先生曾指出，清代改变了传统的以思潮和时尚为主导的诗坛格局，出现了以地域性为主的诗坛格局。针对清诗这一典型特征，将作家置于具体的地域和群体中来关照，显得尤为必要。刘欢萍该著由此切入，将吴锡麒的诗歌与诗论置于整个清代浙派诗歌发展流变的大背景下进行审视、定位，更准确地把握作家的创作成就与所在流派创作的新走向。例如第三章，从通变论、创作论、鉴赏论、风格论等角度探讨吴锡麒诗论，作者将之与浙派前期代表人物朱彝尊、厉鹗、杭世骏等的诗学观点相比较，指出吴氏诗论既对本派先贤有所绍承、深化，又广受博取，融以新变。在诗歌宗尚上，吴锡麒既不满于主格调说的沈德潜等人专宗唐音，也不盲目趋从浙派的独尚宋诗，他主张熔汉魏六朝、唐宋于一炉冶之，在唐宋诗之争的问题上见解通达，并以自身示范性的创作为浙派诗歌注入新鲜活力。
浙派论诗有重“学”传统，厉鹗在《樊榭山房文集》卷三《绿杉野屋集序》中说：“故有读书而不能诗，未有能诗而不读书……书，诗材也。”杭世骏《道古堂文集》卷十《沈沃田诗序》亦云：“余特以学之一字立诗之干而正天下言诗者之趋。”承此派法统，吴锡麒论诗也强调“学”的重要性，但他注意到一味重学，失于饤饾。他主张先天“性灵”与后天之“学”相辅相成，“发之以性情，辅之以学问”。无疑，这是清中期出现在浙派内部的一股自我修正的新流。
在诗论自觉修正的同时，以吴锡麒为代表的浙派中后期成员在创作上是否也出现修正与新变？换言之，浙派的创作与理论是否步调一致？著者通过第四、五两章，对这些问题做了富有洞见的阐释。通过大量诗作细读，著者指出吴诗清峭而不秀媚、情韵格律兼长，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后期浙派诗“神骨不俊，气格不高，力量不厚”的弊病，足称浙派厉鹗一路诗风的归结。他对浙派末流弊端的修正表现为诗歌宗尚上不拘囿于宋诗，博采汉魏六朝、唐宋之众长又独标新响；语言、结构上，既承袭了浙派自樊榭以来雕琢成风、饤饾挦扯的弊病，又有意识地摆脱歧径；风格上，对乡先贤宗“清”的诗歌风格有所追踪，又不无超越，风格多样。这些结论的得出是建立在诗史发展的宏观考察与作家作品的微观分析相结合的基础上，作者对浙派诗歌内部的传承与突破的分析，修正了学界部分已有的认识，具有文学史意义。在方法上，视野开阔，贯通源流，具有学术史的眼光和识力，体现了作者突出的思辨能力。
文献基础扎实是该著的另一特点，它体现在年谱编订、著述版本考辨、集外诗词文辑佚、交游考索等方面。
二十余万字的吴锡麒年谱是该著的突出价值之一。年谱资料翔实丰赡，考订谨严。吴锡麒诗文集未系年，且文集多收骈体，导致叙事功能萎缩，这些都构成了行实系年的障碍。然而，著者有效地突破了这些困难，广泛爬梳剔抉时人与后世的碑传史志、年谱、笔记、诗文集等材料，排比参证，汇辑了大量有关吴锡麒生平和交游的资料。同时，她尽量全面地掌握吴锡麒传世著作，发掘并利用了一些作家全集外较为罕见的著述，如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早年诗集《匏居小稿》、南京图书馆藏清刻本《有正味斋集》（十六卷）、上海图书馆藏《有正味斋文集》等，与晚年未刻抄本《垂老诗稿》等。尤其是《还京日记》《澄怀园日记》《南归记》与《有正味斋尺牍》等文献的利用，厘清了谱主的一些生平行实。
作者在文献版本上有一些新发现，指出了以往研究存在的误区。如该著第一章第三节著述及版本考辨指出，因吴锡麒有《有正味斋全集》73卷，因此论者多以此集立论，忽视了《全集》之外吴锡麒尚存数部同名的诗文集，因为题名相同或相近，常被研究者忽略，这也间接导致了吴锡麒研究缺乏应有的深度和广度。此外，吴锡麒晚年编订全集时，文章只录骈体、不收散体，这也造成了《有正味斋全集》的不完整性。吴锡麒晚年位居祭酒，又主持江浙书院数年，交游颇广，且喜为人作序，因而集外散佚文字颇多。针对于此，著者进行大量艰苦细致的辑佚工作。
正是基于扎实的文献工作，著者对吴锡麒所处的时代、地域、流派群体的总体风貌有着准确的宏观把握，对吴锡麒的交游活动作了细致梳理。这主要体现在该著第二章，著者以时间为经、以地域为纬，有侧重地考察对吴氏生平思想与文学创作影响较大的交游。其中“诗龛”、“都门诗社”、“题襟雅集”等交游群体的选取，体现了著者敏锐的学术眼光。这三个群体牵涉了很多乾嘉时期成就卓著的诗人，例如翁方纲、蒋士铨、黄景仁、法式善、洪亮吉、张问陶等，对于考察乾嘉时期京师、淮扬二地的文人交往与文坛生态颇为重要，值得后来研究者继续探讨。
向来，清诗史常以康雍、乾嘉、近代（道咸直至清末）划分为三期，在清诗研究中，前、后两期的诗歌研究相对充分，而中间的乾嘉诗歌研究较为薄弱。这当然也源于部分研究者认为此期诗歌艺术成就平平，例如近代文学家陈衍就指出：“道咸以前则慑于文字之祸，吟咏所寄，大半模山范水，流连景光。即有感触，绝不敢显然露其愤懑，间借咏物咏史，以附于比兴之体，盖先辈之矩矱类然也。”（钱仲联编校《陈衍诗论合集》下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74—1075页）另一位近代文学家汪辟疆则认为：“乾嘉之世，为有清一代全盛时期，经学小学，俱臻极盛，而诗歌不振。盖以时际升平，辞多愉悦，异时讽诵，了无动人。”（张亚权编《汪辟疆诗学论集》上册，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1页）无论是威慑于政治威压还是安逸于盛世升平，总之多数研究者们以此出发，认为乾嘉诗歌不足观以致相关研究一度冷落。尽管近十数年，这种局面得以改变，但仍待进一步拓深。可喜的是，刘欢萍该著在这一方面作了初步的探索，著者以吴锡麒的交游辐射乾嘉时期文化发达的江浙、京师地区的官员、学者、诗人，考察他们的诗歌交往活动与诗坛风貌，对于丰富和深化乾嘉诗歌研究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当然，该著也有一些可继续深入之处。清诗研究文献极其丰赡，研究者们常存难以竭泽之慨。就该著而言，虽然作者力图尽可能全面地搜罗有关吴锡麒的资料，但亦意识到颇难穷尽。因而将来如果继续发掘梳理，必定还会有不少新发现。此外，该著在绪论曾揭露历来对吴锡麒作品的接受与批评存在昔盛近衰的现象，即吴锡麒诗文别集在乾嘉时期直至清末，被多次翻刻刊行，有多种选本收录、多家笺注，影响颇巨；进入现当代后却较为沉寂，体现在文学史与论著评价较少，偶一涉及，轩轾不一。作者发现并提出了这一问题，然而并没有进一步寻绎缘由。因此，如果继续深入考察历史文体与近世作家的当代境遇也将会是一项颇有意义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