秉烛探幽：方龄贵先生访谈录

秉烛探幽：方龄贵先生访谈录

□范祖锜

范祖锜（以下简称“范”）：尊敬的方先生，您是我国著名的蒙元史专家，在漫长的治学生涯中，对蒙元史研究和教学倾注了全部精力。时至今日，已届85岁高龄，仍在这一领域孜孜不倦，笔耕不辍，您对事业的赤诚和执着追求，为后学者树立了楷模。您之所以钟情于蒙元史研究和教学，我想，最重要的是您对祖国源远流长的历史和辉煌灿烂的文化满怀深情，对神圣的学术事业矢志不渝。除此之外，恐怕与您的身世有关吧？

方龄贵，以下简称（方）：我是吉林省松原市人，童年是在前郭(扶余两地度过的)父亲原籍河北滦县回头庄，祖上大概在清朝末叶“跑关东”来到今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县老达房方家岗子，祖父逃荒到吉林省德惠县，父亲又辗转流落到郭尔罗斯前旗（今前郭县），母亲属郭尔罗斯前旗蒙古族人。我1918年生于前郭旗锡伯屯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后来举家迁往扶余谋生，我先后就读于扶余县一区第四初级小学、县立第一高级小学。前郭和扶余乃是鱼米之乡，风光秀丽，历史上还是辽、金两朝的重镇。关于我的民族成份，要在这里说上几句，过去我的民族成份，依惯例一直从父填的是汉族，解放后大家知道我的民族出身，或称我为蒙古族，并见于有关著录，这使我很受触动，回想我的母亲不但是蒙古族人，生我养我，给了我生命，在我身上流着蒙古族的血脉，而且平生有许多蒙古族亲友，朝夕相处，频繁往来；成人后又在名师指导下以研治蒙元史安身立命，对蒙古族怀有深厚的民族感情和血肉联系，因而正式申请将民族成份从母由汉族改为蒙古族，并递交了必要的证明材料和申请书，经有关部门审核批准，把民族成份正式改为蒙古族，了却了我的一桩心愿，

范：您来自贫苦农民家庭，又成长于日寇入侵的动荡年代。战火纷飞，经济拮据，求学之路肯定是坎坷不平了？

方：1931年当我读高小二年级的时候，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日本兵侵占了东北，父亲无着无落，又返回前郭务农，我在乡下读了一年私塾，接着考入县立初级中学，这时有一老同学从关里返乡探亲，说起北平，今北京$有一所专收东北流亡学生的中学，免收学费饭费，使我为之心动，因而有避寇入关求学之想，家里最初不同意，后因我态度坚决，不得已让了步，乃约同学共5人，于1935年初到了北平，那时关里的学校都是秋季招生，故进入知行补习学校补习半年，暑假后考入东北中山中学高中部，这所学校半属救济性质，免收学费饭费，但生活还是很艰苦的，同来的5位同学，有4位熬不下去，只有我一个人留了下来。同学中多半是关里有亲朋照顾，或靠家里汇钱接济，而我却举目无亲，老家又是那样贫困。只有一次，因无奈而告急，家里东挪西借！汇来伪币20元，在北平只折合法币16元。我深知家里这钱来的不容易，从此再也不忍心再向家里要钱。怎么办呢？只有自谋生路。所幸我的笔下还行，于是试着向报刊投稿。记得第一次向北平《世界日报》副刊的《学生生活》栏投寄一篇短文，居然被采用登了出来，领到三角钱的稿费。数目虽少，却令我欣喜莫名，看到了一线希望，从此便一发而不可收拾，接连向北平《晨报》副刊《红绿》，上海《大公报》副刊《大观公园》，上海《申报》副刊《春秋》，以“雪文”的笔名发表一些散文，每月总有不下五六元钱的稿费收入贴补生活，被班上同学推为“自食其力”的人。

1938年高中毕业后，到长沙报考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社会系，等待发榜。这时敌寇已占领岳阳，长沙危急，人们纷纷西行避寇。我们班6个同学决定转移到重庆，那里有一个东北青年教育救济处可以暂时落脚。当时西行的汽车早已被阔人高价订座一空，自然没我们的份。我们少年气盛，决定结伴徒步西行。苗力田学兄，他就是后来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主持编译《亚里士多德全集》中文版工作的著名希腊哲学专家）首倡此议，大家一致赞成，并推他做我们的领头人。那时我们每个人除了简单的被盖而外，还有点衣物包袱，于是每人买了一条竹扁担，上面用毛笔写上“任重道远”4个大字，挑着行李，沿湘川公路而行，当时在这条公路上经行的汽车并不很多，特别是过湘西入川的一段尤其荒凉。最初每日行程不过二三十里，后来增加到百八十里。

回想我们从长沙走到重庆历时46天，其间风风雨雨，艰苦备尝，到达重庆朝天门码头时，真是百感交集，如释重负。知道已考取西南联大，于是求师告友，凑点路费，在1938年底到达昆明。及至去西南联大报到，才知已是规定时限的最后一天，再迟一天就要编入下一个年级，多读一年。这年我20岁，从此便和西南联大，特别和云南，和昆明结下了不解之缘，屈指算来，不多不少，整整度过了66个年头。云南，尤其是昆明，说起来已是我的第一故乡了。

范：前辈学者走上治学之路，或因家学渊源，或有名师点拨，或二者兼备。您出身寒微，恐难论家学，师长的教诲和启发，或许才是您踏入史学领域的关键？

方：应该说，我投考西南联大历史系，本意并不是将来要做一位历史学家，而是梦想成为一个作家、文学家。这是有来由的。我自幼喜好《文艺》在中学时还发表过一些散文，据我所知，有两位知名的文学家端木蕻良，孙毓棠都是读清华大学历史系出身的。1936年我在萧乾主编的上海《大公报》副刊《文艺》上发表过一篇题目为《雪夜》的小说，深得他的鼓励。他和大作家沈从文先生是深交。当时沈先生正住在昆明青云街靛花巷，我由萧乾中介，拜识了沈先生，从此趋访无虚日，凡有所习作，径送请沈先生过目审正，在香港《大公报》副刊《文艺》及重庆《大公报》副刊《战线》发表。有时稿子回到我的手中，发现原稿经沈先生过手，不但时或加工润色，乃至对个别的笔误都细心予以纠正，连标点符号也不放过。这使我惭愧，更使我十分感动。这种认真不苟的学风，和后来本师姚从吾教授和邵循正教授严谨治学的态度，影响我终生不敢不自励自勉。

沈先生不但不惮烦琐为我修改文章，还经常不断把一些中外（译本）文学名著借给我阅读，其中有一本竟是国学基本丛书本陈彬和选注的《元朝秘史》，后来我才知道《元朝秘史》是一部非常重要的蒙文典籍，是研究蒙古历史、文学、语言和社会制度必不可少的古典文献。原书是用蒙古文（回鹘蒙文或八思巴蒙文）写成的，明初用汉字标音译写而出，体例极为严谨，对每个语词都作了旁译，还每段（全书共282段，称为“节”）另有总译以贯穿之，用的是元代通行的白话文。陈彬和不是蒙元史专家，这个本子只有总译，注释也无多可取。当时我还没有开始钻研蒙元史，这些都是以后才晓得的，沈先生借书给我时。再三强调要我注意此书文字是多么古朴自然。富有生命的活力，我读了此书。深为书中所铺叙渲染的蒙古草原的磅礴气势和粗犷风情所吸引。联想到当年在郭尔罗斯前旗的种种经历，倍感亲切。不料想这竟是我研究蒙元史的先河！

1942年历史系毕业后。我考取了北京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史学部。两位导师就是我所曾受教并十分敬仰、深孚众望的姚从吾教授和邵循正教授。切实指引我走上蒙元史治学之路！

两位先生在如何培养我的问题上。是有明确分工的，姚师教我习读汉文史料。不但把案头常用的四部备要本《元史》赠我，要我认真点读。还把叶刻本《元朝秘史》《蒙兀儿史记》长期借我披览。指点我如何正确对待史料的搜集、整理、辨伪、运用。要我凡有述作，必须尽量用原手史料，即第一手史料。万不得已引用转手史料时，必须注明出处，切忌直接称引。姚师还规定我每周三下午向姚师汇报读书心得，呈交读书笔记和对《元史》的圈点，见我偶有失误，立即检出指正。姚师对门下从不疾言厉色，而是循循善诱，如对家人子弟，蔼然长者。门下偶有无心之失，必婉言启发诱导，使有自得。对门下在生活上也十分关心。抗战期间，物价飞涨，研究生那点津贴根本不够用，姚师知我举目无亲，除同意我在中学兼课外，还设法在他所主持的中日战争史料征集委员会帮助翻译一点日文资料，取得若干报酬。此外还在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文史地专修科为我谋到一个半时教员的位置，通过讲课，一方面进行教学实践，同时也增加一点收入！

我的研究生论文《元朝建都及时巡制度考》是姚师创意，与邵师共同商定。在两位本师指导下完成的。1945年邵师赴欧洲讲学，指导的重任落在姚师一个人身上。姚师认为，通常把大都（今北京）作为元朝惟一首都，并不很妥当。元朝诸帝自世祖忽必烈以下，一般阴历二三月间赴上都（地在今内蒙古自治区正蓝旗东北闪电河北岸），携同后妃百官前往。照常处理政事，住上半年光景，到八九月间返回大都，成为一代定制。这绝非为了所谓“清暑”，实际意味着有元一代实行的乃是两都并立的制度。我遵循姚师的思路，搜集大量史料，综合分析，证明姚师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情况是：大都便于对内陆的统治，上都则着重对蒙古故地的照管，不妨说，有点二元帝国的意思。1946年5月，由姚师主持，聘请雷海宗、徐炳昶、毛子水、向达、唐兰、吴晗几位先生组成答辩委员会。通过论文答辩，我获得硕士学位。这一年我结了婚，姚师是我当然的主婚人。于时抗战结束。北大、清华、南开3校分别复员北返，我因家累留在昆明，经姚师介绍。在云南大学文史系任讲师。

这就是我所经历的简单的治学过程，如今两位恩师均已作了古人，回顾当年两师耳提面命，谆谆教导，在学术上抚育我长大成人，为日后安身立命之本所倾注的大量心血。永远使我刻骨难忘。如今两师音容宛在，而墓木已拱，恍然竟成隔世，抚今追昔，能不怆然？

范：恩师的耳提面命，烛照了您的人生道路，然而真正要登上学问的高峰，必须不畏崎岖艰难跋涉。您正是在几十年的岁月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沉浸在蒙元史的教学与研究之中，通过艰苦的探索而取得丰硕成果。除发表数十篇论文外，还出版了《元朝秘史通检》《大理五华楼新出元碑选录并考释》《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古典戏曲外来语考释词典》《通制条格校注》《元史丛考》等6部专著，请您对这些专著作一介绍。

方：先说《元朝秘史通检》。《秘史》对研究蒙元史（且不论其他方面）既然这么重要。因而成为蒙元史学者必治之书。不少专家都对《秘史》作过深入寻究探讨。“秘史学”已成为当今一种“显学”，治《秘史》，往往都要自己动手，编制有关人名、地名乃至种姓名的索引，以便寻检。这很必要，但做起来既耗时又费事。从前王国维先生曾作过《元秘史山川地名索引》，没有做完，《遗书》未收，最近听说即将出版的《王国维全集》已将索引收了进去，渴欲一观，刻下尚未见到！

又日本箭内亘博士作过《元秘史地名索引》《元秘史部族名索引》两种，未见刊布，不知是否已成定本。我自己最初作的《元朝秘史索引》分为人名、山川地名、种姓名3部分，以四部丛刊三编本《元朝秘史》为底本，只于每个条目收的专名之下，注明所见卷、页、节次而已，比较简单。后在使用中，立“对校”一栏，据叶德辉刻本和前苏联东方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影印本《秘史》(依旧例称“俄本”)互校对勘，标明异同，更进一步立“附见”栏，将《圣武亲征录》《元史》所见相对应的专名也列了进去，还在每一条目旁转写拉丁字对音，并立“备注”栏，对有关条目进行必要的考证。前后五易其稿，历时50余年，初时原备自用，深藏箧底，无心问世，而朋辈知有此稿，时或索观，因思倘能公之于众，使研治蒙元史的同道不必耗时费事自编索引，谅非无益。此意深得中华书局编辑部有关同志大力支持，还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见和建议，因重加董理，以《元朝秘史通检》之名，版行问世。大家认为此书很有用，或以“有学术价值的工具书”许之。

次说《大理五华楼新出元碑选录并考释》。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省份，又跟蒙元史有其特殊关系。云南不但至今有蒙古族居住，而且有大量元碑存在，现存元代文物也不少。我长期在云南生活和工作，还参加过一年多对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调查，有关云南元代史事的探考，不能不是我的研究课题。据历史记载，当年忽必烈进军大理后，曾在五华楼驻兵。但这个五华楼是南诏故物，早已无存，后来的五华楼乃是清朝康熙年间对明修鼓楼的改称。1977老友王云先生回大理探亲，在县文化馆见到几块元碑，探询之下，知为1973年拆除五华楼时所出，原系修楼时垫做石脚之用的。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对“四旧”破坏之不遑。文化馆有意入藏，未能如愿，仅得此数通。多数已被用于县体育馆修造篮球场看台，余或流散民间，用作修桥补路、修厕所、垫猪圈的都有。他随即追踪到体育馆篮球场看台察看，发现改作看台之用的碑刻，有的所敷石灰业已脱落，现露出至元、至正等年号，审为元碑无疑。回昆明后因向有关部门游说，建议对砌做看台的碑刻进行拆换清理，以复其旧。得到省文化局支持，拨款6000元作为资助，大理地方党政部门也热心力促其成。1979年6月，王云约我和其他几位先生到大理，在大理文化馆有关同仁合作参与下，组成班子，将估计元碑数量较多的看台头两层进行拆换，对发掘出来的碑刻，逐块进行清洗拓片，所得远出预期之外。这些碑刻原为明初修筑鼓楼(即后来所称的五华楼)时垫做石脚之用，故均为元代(包括北元)或以前的故物，因有少数宋(大理)碑。总的看来，可大别为3类，一是汉字铭文比较完整的，但多已在两次垫用中遭到刬毁；二是汉字附有梵文；三是纯属梵文经咒的。回昆明后，我们根据拓片做了些整理，发现所拓还不够理想。9月间，我和王云又第二次赴大理，对拓片做了些拾遗补阙的工作，续有所获。前后计得宋碑3通，元碑66通(单纯的梵文经咒没有计算在内)，昔人已有“宋元碑不易得”之叹，过去，《新纂云南通志·金石考》所收元碑最为完备，细审所收不过58通，其中从旧志转录的26通，元碑尚存的32通，存目待访的41事。此次所获现存元碑远过此数，不谓为稀世之遇不可了。这批元碑的发现，不但对治蒙元史非常重要，而且对研究南诏史、大理史、白族史、彝族史也很有价值，其中元碑署年可考者自至元二十五年迄至正二十八年，最晚为北元宣光九年，考宣光乃北元爱猷识理达腊所用年号，止八年，无九年，九年为脱古思帖木儿在位之天元元年，此盖因南北交通阻隔，不知改元而致误。此外，如对忽必烈下大理下令止杀及侬智高死事等均有相关史料，足资考证，我们于所获大理五华楼元碑的发现不敢自秘，因稍加整理考证，编为《大理五华楼新发现宋元碑刻选录》，以油印本提交1980年在南京召开的元史研究会成立大会，轰动一时，海外蒙元史学界也对此表示关注。后又重加董理，改题《大理五华楼新出元碑选录》，在《西北民族研究》发表，2000年3月又在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大理五华楼新出元碑选录并考释》。书分上、下两编，上编选录部分由我和王云先生合作，下编考释乃我所独撰，计收入论文11事，在此不复一一列举云。

再说《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和《古典戏曲外来语考释辞典》。两书是姊妹篇，论题近似，所以放在一起来说。《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1991年10月汉语大辞典出版社出版。大家知道，元曲里夹杂些蒙古语，过去治元曲的人对此视为畏途。胡小石先生在南京大学讲授元曲时，曾把元曲里的蒙古语比作拦路虎，令人裹足不前。元曲大家吴晓铃先生也说，从事古典戏曲研究的人，常常在选作品时不得不割舍有些理应入选的作品，原因之一便是注不出这些非汉语词汇（按，主要当指的是蒙古语），云云。近年为着寻检有关元代社会经济史料，随便翻阅了《元曲选》以外的一些元明戏曲书，发现其中不大为人留心的蒙古语竟意外的多，因草成《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收录蒙古语87事，以油印本提交1981年在乌鲁木齐召开的蒙古史学会年会，并送请元曲大家吴晓铃先生审正，多承赐教。于时吴先生赴美国讲学，讲到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时，当即出示拙著《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油印本，引起美国元曲大家韩南教授（P.D. Hannan）和加拿大元曲大家施文林教授（Wayne Schlepp）极大关注，托请晓铃先生函询我是否可以允许复制（他们是非常重视版权问题的），我当然表示同意。该文旋在《民族学报》发表，海内外反应尚好，并希望有以续为辑补。后又成《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拾遗》，收得蒙古语6事，在《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88年第1期发表。时晓铃先生正在山西普救寺参加，《西厢记》研讨会，与会的日本元曲专家田中谦二教授获见此文，颇感兴趣，因从晓铃先生处索得，云回国后作为他所指导的元曲研究生学习参考之用。1991年拙著《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专著在汉语大辞典出版社版行问世，海内外同道多所许可，吴晓铃先生在为本书所写的序言中并推为“必传”之作，令我深受鼓舞。惟是学如不及，本书出版后，我又获读前此无从寓目的一些中外文献资料，个人翻检亦续有所获，并应读者的要求，把清代戏曲中的蒙古语也收了进去，所收蒙古语由旧著的114条增至近200条，并有部分来自波斯语、阿拉伯语、突厥语、满洲语等的借词。然则本书已非《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所能包举，因更名为《古典戏曲外来语考释词典》，2001年12月由汉语大词典出版社、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著名蒙元史大家，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罗依果教授（Prof.de Rachewiltz）读后于2002年8月28日来信说：“去年你寄赠的大作《古典戏曲外来语考释词典》，我几乎每日用它，对我极大的帮助，再次谢谢！”

范：先生多年从事教学工作！桃李满天下，愿听这方面的感悟？

方：我的职业是教学。自从研究院毕业，一直从事教学工作，度过了40多个春秋。先在云南大学文史系任教1年，后转至昆明师范学院（今云南师范大学）历史系以终老。严格说，我在研究院毕业前，已在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文史地专修科上过课，后来还在昆明的好几所中学兼过课。回想起来，我教过的同学大概成千上万了。1987年退休，还不服老，给四届硕士研究生上过课，讲蒙元史。历年来我教过的课是很多的，在大学，开过中国通史、中国古代中世纪史、辽金元史、蒙古史、元史、历史文选、中国史学史、史学概论、历史教学法；在中学我教过国文、英语、历史。可以说，教书不但是我的职业，也是我的乐趣，所谓“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我所教过的同学，现在都已长大成人，成为社会栋梁。在他们中间，从省委书记到专家学者、各行各业的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到处都有，这首先必须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培养造就。想到我曾经跟这些同学一起学习、成长，我也有幸尽了一点绵薄之力，像一颗红色的蜡烛，为同学们在前进的道路上照明。我觉得生活得很充实、很满足、很幸福、很自豪，可以说，我并没有虚度年华。我常讲，人如果有第二次生命，我将毫不迟疑地仍然选择教书这个行当，不离开三尺教坛。倘问我的人生感悟，那就是8个大字：“愿为红烛，甘做人梯”，如此而已。

转载自《今日民族》200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