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仕华：方国瑜与谭其骧的学术争议述论
木仕华
求是师求真,要求是求真，必先辨是非真假。要明辨是非真假,关键首在能虚衷体察，弃绝成见，才能舍各宗各派之非之假，集各宗各派之是之真。学术之趋向可变，求是之精神不可变。——谭其骧
嘉兴谭其骧（季龙）教授（1911—1992年）和丽江方国瑜（瑞丞）教授（1903—1983年）都是20世纪中国历史学界和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的学术巨星，两人均为一代学术所法之师，均有开阔轩昂的大气格局。在具体研究中秉持艰苦励行、博取精进之风操，并以精研文献、搜检浩繁、考证精细、爬梳缜密、结论矜慎、淹贯深邃的学术气象和不朽的学术业绩，铭镌20世纪学术史的丰碑，在百年中国史坛享有无可轻易改移的学术席位，兀然矗立、巍然为一代宗师。
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和方国瑜先生主编的《云南史料丛刊》、《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都是中国史学、历史地理学的扛鼎之著。方谭两位教授均执教于高等学府，终其一生均以科研教学为业，毕竟是书生，堪谓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培养人才，推进学术，有功于国家者。学术，是他们终生的志业，亦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主旋律。两人在学术研究中声气相通、互有往来；在具体学术问题上一直有砥砺扬榷、互兢雄长的研讨、辩难过程，十分值得后学学习和效法，也是方谭两位教授的学术生涯中十分重要的内容。谭其骧教授的弟子葛剑雄教授著的《悠悠长水——谭其骧前传》，《悠悠长水——谭其骧后传》，《禹贡传人——谭其骧传》，作为亲聆其教，属同一学术领域内薪尽火传的助手和研究者，葛教授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将乃师生平业绩作深入浅出地叙述，精炼明白，为我们了解谭其骧先生的人生阅历和学术活动及学术业绩提供了可靠的信史。方国瑜教授之女方福祺著的《方国瑜传》也从方先生的子女的角度追述了方先生一生的求学治学经历,为后人全面知悉方先生的道德文章开启了户牖。从方谭两位前贤的弟子及子女的学术评传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历史学界，尤其是历史地理学界的学术活动，在政治运动的冲击下众生百相，更凸显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真实心路历程。尤其可以得知他们在经历了急风骤雨般的政治冲击洗礼中坚守人格操守和学术精神的不易。这对于后学学习和了解两位教授的学术历程而言是十分重要的依据，也蕴含着人生的真谛。我们谨从上述的著述中摘引相关事实，梳理方、谭之间的学术争议的概貌，进而感悟和体认方、谭两位大师的学术贡献和他们作为一代学术宗师的独特魅力。孟子云：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诚哉斯言！
三月杨图会议，瑜因授课不能脱身，尤中同志一人去参加，归来谈论，多得知识。所担任明图，已按统一图例重绘寄复旦，可能还有许多不适当，请汇总时更正。今后当照会议决定的办法，待统一图例寄到绘制，可少错误，当经常与复旦联系。
会议讨论问题很周密，但又一时不甚明确，瑜已函谭其骧同志提意见，这问题比较重要，所以给您二位写这封信，请求指教!
历代舆地图，在各个时期包有现在国土，这是已确定的，要照这样办。但现在国土之内，历史上常常是几个国家政权区域，质言之：常常有些地区不在中原王朝版图之内；如果只承认中原王朝为中国版,在各个时期就有一些地区要被划在中国之外，要如何处理这一问题呢？
这里要讨论中国历史发展的实质，是不是中原王朝史等于中国史的问题，我的意见是否定的。去年四月写了一篇《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后在云南《学术研究》九月号发表，意见很不成熟，希望史学界讨论这个问题，现在把拙稿寄上一份，请求指教！在此不重复说了。
近读中苏来往七封信，在苏共中央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给中共中央的信，关于中苏边界问题那一段里，有一句：“……以武力侵占了不少别国领土的中国皇帝……”，这样的意思，在一九五九年九月尼赫鲁在印度联邦院说过，去年出版近代史研究所编辑的《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史的》一书里，这种议论所见不鲜。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不懂得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大肆诬蔑，发出谬论。不能使任意传播，要严厉申斥，请您二位领导史学界讨论这个问题，这是中国史上反帝、反修的重大问题，不能等闲视之。
历代舆地图，也要考虑这个问题。地图要反映现在国土之内的历史沿革，在历史上，常常有几个政权同时存在，政治区划如何处理？第一种办法是：只把中央王朝的版图认作中国的版图，其余在当时中国之外。第二种办法是中原王朝版图只认作中国的一部分，其余政权区域也认作中国版图的一部分。在这两种办法，第一种是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看法，我认为是荒谬的，所以只能采取第二种办法。
第二种办法在地图上如何具体表现呢？我对于地图知识很陋，说不出很好的意见，姑且提出以下几点，以明代总图为例：
1.标题，不作“明代总图”或“明朝总图”，而作“明朝时期中国舆地总图”，以明朝时期表示年代，不是限制地域，明朝版图以外的鞑靼区域、畏兀儿区域、乌斯西藏域等等，在这时期都是在中国版图之内，是中国版图不可分割的部分。
2.政区界线符号，国界线符号只有一种，包有各个政区，至于国界之内的不同政权区域的界线，只有政区的符号，也就是：明朝版图之外的政权区域，是作为地方政权区域，而不作为国家政权区域。
3.政区着色，明朝版图之内各大政区各着不同颜色，以外政区亦着不同颜色，与明朝版图内相同，即不以明朝版图内外而有分别，亦即同是中国版图之内，有一致性。
4.全国首都符号只有一个北京，明朝版图以外的政治区域，即有称王称帝，不用国都符号，只用地方政区首府符号。
总之，同时有几个政权区域存在，不做几个国家区域处理，只作为一个国家版图处理，因同是中国版图，而明朝版图亦只为当时中国版图的一部分，不只为明朝版图也。
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之内在历史上的沿革，要反映作为整体发展的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区域，要为当前的政治服务，而不是为历代王朝的政治服务，要不能给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以口实。我们的工作，不是单纯的考据问题，而是有激烈的政治斗争，要贯彻政治要求，同时也要根据历史实质，要把历史实质弄清楚，首先要击破旧传统的王朝体系。我的知识很陋，不能把问题讲得清楚，希望指教！也希望你们多作考虑！如何？草此即请撰安
方国瑜上言五月廿四日[3]
葛剑雄教授评曰：“方国瑜的意见，总的来说是已经解决的问题，因为打破杨图局限的出发点，就是为了打破传统的中原王朝的体系，使这部图集能够完整地显示历史上中国各民族的共同疆域，到1963年，'杨图委员会’和参加编图的各个单位已经形成这样的共识，实际上早已采用了他所说的第二种方法问题只是如何在编稿中正确地运用。至于他提出的具体办法，如采用'明朝时期’和着色方法，实际上已作了充分讨论，并且已找到了更完善的解决方法，而他提出的第2、4两点却证明了他所谓的'把中原王朝版图只认作中国的一部分，其余政权区域也认作中国的一部分’的观点，就是把中原王朝以外的其余政权都当作'中原王朝的地方政权’，当作从属于中原王朝的一部分，将他们的首都降为明朝的一个地方行政中心。显然，他是想通过无限扩大中原王朝范围的办法来解决问题，根本没有'击破传统的王朝体系’。谭其骧当然不会赞成这种观点，以后'杨图’的编绘也没有采纳他的这两条意见。但在'反帝反修’、'突出政治'的声浪日甚一日的形势下，吴晗和尹达对这封信异常重视，他们很快作了正式答复。”
国瑜同志：
文章和信都收到。
文章的论点，我们完全同意，而且，我们过去一直是如此主张的。
在历史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上，常常有几个政权同时存在，政治区划如何处理？我们同意你的第二意见，即把中央王朝版图只认作中国的一部分，其余政权区域也认作中国的一部分。
至于如何表现在图上，你提的四个办法，原则上我们都赞成。具体贯彻，需要具体编图单位复旦谭季龙同志等去研究，商讨，已将尊信转交季龙同志，并将此信复写了一份给他了。
此后遇有此类问题，务必加强联系，提高工作的科学性和政治性。你的意见是十分正确的。
覆致
敬礼
吴晗 尹达
1964年6月3日 [4]
谭其骧先生在1981年5月下旬召开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学术座谈会”上的讲话稿的基础上整理出来的《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一文,可以视为他本人对上述问题的基本观点的集成和具体论证。谭先生指出：《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工作开始于1955年春。开始只要求把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予以“重编改绘”，范围准备一仍杨图之旧，那时还没有接触到历史上中国的范围这个问题。杨图各时代都只画中原王朝的直辖版图，除前汉一册附有一幅西域图外，其余各册连王朝的羁縻地区都不画，更不要说与中原王朝同时并立的各边区民族政权的疆域了。所以杨守敬所谓《历代舆地图》，起春秋讫明代，基本上都只画清代所谓内陆18省范围以内的建置，不包括新疆、青、藏、吉、黑、内蒙古等边区。编绘工作开始没多久，我们就感觉到以杨图范围为我们的图的范围这种想法是不行的。新中国的历史学者，不能再学杨守敬的样儿仅仅以中原王朝的版图作为历史上中国的范围。我们伟大的祖国是各族人民包括边区各族所共同缔造的，不能把历史上的中国同中原王朝等同起来。我们需要画出全中国即整个中国历史的地图来，不应只画秦、汉、隋、唐、宋、元、明等中原王朝。随后我们就作出决定：图名改为《中国历史地图集》，范围要包括各个历史时期的全中国。怎样确定各个时期的全中国范围，从此便成为我们不得不反复慎重考虑的一个首要问题。[5]
关于《中国历史地图集》范围，谭先生指出：“我们是拿清朝完成统一以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前的清朝版图，具体说，就是从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以前这个时期的中国版图作为我们历史时期的中国的范围。所谓历史时期的中国，就以此为范围。不管是几百年也好，几千年也好，在这个范围之内活动的民族，我们都认为是中国史上的民族；在这个范围之内所建立的政权，我们都认为是中国史上的政权。简单的回答就是这样。超出了这个范围，那就不是中国的民族了，也不是中国的政权了。”为什么作出这样的决定？我们的理由是这样：首先，我们是现代的中国人，我们不能拿古人心目中的“中国”作为中国的范围。我们知道，唐朝人心目中的中国，宋朝人心目中的中国，是不是这个范围？不是的。这是很清楚的。但是我们不是唐朝人，不是宋朝人，我们不能以唐朝人心目中的中国为中国，宋朝人心目中的中国为中国，所以我们要拿这个范围作为中国。第二个问题。我们既不能以古人的“中国”为历史上的中国，也不能拿今天的中国范围来限定我们历史上的中国范围。我们应该采用整个历史时期，整个几千年来历史发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国为历史上的中国。我们认为18世纪中叶以后，1840年以前的中国范围是我们几千年来历史发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国，这就是我们历史上的中国。至于现在的中国疆域，已经不是历史上自然形成的那个范围了，而是这一百多年来资本主义列强、帝国主义侵略宰割了我们的部分领土的结果，所以不能代表我们历史上的中国的疆域了。[6]
关于中央王朝和边疆（区域）政权，谭先生指出：我们历史上中原王朝跟边疆少数民族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关系？主流是什么？是和平共处？还是打仗？我们看不必去深究它，确实有的时期是很好的，和平共处，有的时期是打仗，有的时期打仗还打得很凶。但是，总的关系是越来越密切。我看这点是谁也不能否定的。随着历史的发展，边区各族和中原汉族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形成了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光是经济文化的交流关系不够了，光是每一个边区和中原的合并也不够了，到了17世纪、18世纪，历史的发展使中国需要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权，把中原地区和各个边区统一在一个政权之下。而清朝正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完成了这个统一任务。17世纪、18世纪清朝之所以能够在这么大的范围之内完成统一，这绝不是单纯的由于那时的清朝在军事上很强，在军事上取得一系列的胜利所能够做到的。单纯的、一时军事上的胜利和军事征服要是没有社会、经济基础来维持的话，统一是不能持久的。所以我说清朝之所以能造成大统一的局面并且巩固下来，是顺应了历史的潮流。是历史的发展自然形成的。不能说一定要与中原王朝有关系才算中国的一部分。我们一定要分清楚汉族是汉族，中国是中国，中原王朝是中原王朝，这是不同的概念。在1840年以前，中国版图之内的所有民族，在历史时期是中国的一部分。就是这么一条，没有其他标准。我们中国是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这一句话并不是泛泛而谈的，少数民族对我们的贡献确实是很大的，除了经济文化方面我们暂且不谈之外，就是我们形成这么大的一个中国，少数民族特别是蒙古族、满族对我们的贡献太大了。我们设想一下，在12世纪我们这个中国分成七八块，长江流域、珠江流域是南宋，东北和黄河流域是金，宁夏、甘肃的河西和鄂尔多斯这一带是西夏，云南是大理，新疆是西辽，西藏是吐蕃，分裂成许多部落的蒙古高原上是蒙古各部、突厥各部，整个中国分成七八块,每一块中间还不统一。由于从成吉思汗到忽必烈祖孙三代的经营，才出现了一个大统一的局面，这个大统一的局面多么珍贵啊！所以我们绝不能把中国看成汉族的中国，我们中国是各族人民共同的中国。很多少数民族对我们中国历史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没有元朝，没有清朝，今天的中国是什么样子？我们怎么能把中国看成汉族一家的？王朝跟中国不能等同起来，应该分开，整个历史时期只有清朝等于全中国，清朝以外没有别的中国政权。清朝以前任何历史时期，中国都包括两个以上的政权，我们绝不能说这个政权是中国的，那个政权不是中国的，不能这样分，要分也分不清。“历史上同时存在两个以上的中国政权时，那就得承认事实上当时几个国家并峙，谁也管不到谁，不能硬说中原王朝管到了边区民族政权。”“我们只能认为吐蕃、匈奴、突厥、回纥是历史上中国的一部分，但不能说它们是汉唐王朝的一部分。”“我们对内提倡民族团结，对外提倡尊重邻国，特别是比较弱小的邻国，这是对的。但不应该，也不需要为了要尊重邻国，就抹杀或歪曲历史事实。”“因为历史是发展的，我们不能拿后来的关系看当时的关系”[7]。
葛剑雄教授在回顾20世纪历史地理研究时也指出：“关于中国疆域的概念，直到20世纪50年代还非常模糊，往往将中国与中原王朝等量齐观，因而关于疆域的定义并不十分确切。参加《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者首先遇到了疆域问题上的一连串难题。主编谭其骧深入细致地剖析了各个时期的不同情况，经过反复琢磨，直到晚年才发表了他的论文《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他认为，历史上的中国是多民族共同缔造的国家，因而中国与中原王朝是两个不同概念：凡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任何一员在历史上建立的政权，都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权；她所管辖和活动的范围，都是历史上中国的疆土；中原王朝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历史上除了清朝以外，没有一个政权曾经包括过所有中国的领土。这个观点，现在成了边疆史地研究的基本理论。在学术成果上，既推出了具有规模效应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丛书，又出版了一些零散但很有深度的学术专著。论地域，这些成果覆盖了西北、内蒙古、东北、西藏、云南、台湾、海南、钓鱼岛、南海诸岛等地，填补了不少空白；论民族，匈奴、鲜卑、乌孙、突厥、回鹘、吐蕃、渤海、南诏、契丹、西夏、大理、女真、蒙古、维吾尔、满、高山等族历史时期的疆域政区、活动范围或主要地名，都有了不同程度的了解，有的已经能画出比较精确的地图；论时代，涉及了夏、商直至明清各朝的全部或部分疆域，分裂朝代也不例外，均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甚至像南越国边界、河曲十六州、唐代羁縻府州、明代辽东都司等这样偏僻但很有意义的专题，也有专门的论著问世。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些成就远非客观条件所能提供的极限，专业研究人员太少，其中受过良好的历史地理训练又通晓外语或少数民族语言的人更少，对少数民族文字资料和国外研究成果的利用还很不充分，所以已有的成果还必须不断充实和修正。不过这还不是历史疆域研究的主要困难。关心这一领域的人们一定已经注意到，尽管汉文史料十分丰富，但对中原王朝及整个中国疆域的研究却并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进展；尽管近代的史料和档案更加丰富，但对清代疆域的研究却往往只是对旧说的注释，甚至是在维持自相矛盾的陈说；尽管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并不少，能够与学术界公开见面的却并不多。在中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边疆多事之秋，在建国初期的特殊国际形势下，历史疆域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受到现实因素的制约。但从20世纪50年代以后，继续混淆历史和现实、学术同政治的界限，将历史疆域的研究同现实政治和外交政策等同起来并列为禁区，就严重影响了这一分支的进步”[8]。“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国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但由于封建正统观念和大汉族主义的影响，也由于少数民族的历史大多未得到足够的记载和研究，以往的历史地图一向只画中原王朝，实际上抹杀了非汉民族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图集》以如实反映各民族共同缔造伟大祖国的历史为目的，确定以19世纪40年代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以前的清朝版图为历史上的中国的基本范围。历史上所有在这一范围内活动的民族所建立的政权，包括虽有部分辖境在此范围之外但其政治中心在此范围内的政权，无论是汉族还是其他族，都毫无例外绘入图中。一些边疆地区、少数民族政权如吐蕃、突厥等，还尽量选用了显示它们极盛疆域的年代。《图集》既反对那种只承认汉族政权、中央王朝为中国的谬论，也否定了把少数民族政权、边疆地区政权都作为汉族政权和中央王朝附庸的观点，有利于人们了解历史事实，增强民族平等的观念，正确理解中国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9]。
上述这些关于中央王朝和区域政权之间的关系问题的基本观点其实与方先生在1963年发表的《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中所论的观点基本一致。方先生强调了中国历史的范围不限于中原王朝的辖域；中国历史的整体性与统一性；中国历史的整体性与不平衡性；整体之内存在差别而歧视是错误的。方先生以云南为例指出：以云南历史的发展过程来说，与中原王朝的政治关系在各个时期不同，秦时开道差吏，西汉设为郡县，延至南朝爨氏称霸，隋代、唐初复设州县，天宝后蒙氏割据，后经郑、赵、杨、段、高诸氏更替，到元代置行省，与历代王朝的政治关系，有时在王朝的版图之内，有时在版图之外；如果只以王朝版图来决定，西南各族的历史，将至有时在中国历史之内，有时在中国历史之外，如此“变更伸缩”，不惟云南各民族历史发展过程中能否系统地阐述，也破坏了中国历史的整体性。只有把云南各族历史始终作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中国历史包括云南各族全部历史，从历史实际来看，必要如此处理。[10]方先生强调了王朝史不等于中国史，中国历史的发展是有其整体性的，中国历史是中国各民族共同的历史[11]。方先生的基本观点与谭先生的基本观点并无根本冲突，从文章的内容看方谭两家并无根本的差异，当然，具体搬到地图上去标识，对操作的方式理解会有差异，同样对具体的国界、行政区划等问题因各方掌握材料的差异，也会有不同的认识，这是可以进一步探讨的问题，这些认识上的不一致和材料事实的差异引出的问题自然不能归结为政治问题或政治化。由于方谭二先生等为代表的史家的努力，使《中国历史地图集》得以突破历史上的种种民族偏见和歧视，强调了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两千多年前就出现了疆域辽阔的统一政权，充分反映几十个民族共同缔造伟大祖国的历史事实，反对只承认汉族政权、中原王朝为主的谬论，也否定了把少数民族政权、边疆地区政权都当作中原王朝附庸的错误观点，有利于正确了解历史，堪为理论创新的典范。
1969年11月20日各方协作单位碰头会在复旦大学召开。就在会议结束前的27日晚上，谭其骧意想不到地见到了刚到达的云南大学教授方国瑜。原来云南大学历史系之所以一直没有给复旦大学回信，是因为方国瑜迟迟不能解放，没有人能够承担这项任务。直到收到上海市革会的文件后，云南省革会下令立即参加协作，云南大学才同意让方国瑜到上海来开会。据说方国瑜事先一无所知，是从牛棚直接去火车站的，以至他误以为要被送到什么地方去接受新的审查了[12]。与此相应，谭其骧忍辱负重，在业务上尽量发挥作用，他写了清图、明图的编例，边疆地区编例，布鲁特和哈萨克的编图提纲，广西边界的处理方案，明代蒙古幅表示疆域政区的方案，明图西北幅增补疆域的建议，并校阅了全部图幅，虽然他还没有资格参加定稿小组。最令谭其骧不满的是，由于主编负责制已作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受到彻底批判，包括来“掺沙子”的红卫兵在内的一些人不但自己会在编稿中犯下莫名其妙的错误，还常常擅自修改他的编稿。但一旦被他发现，他还是不顾受到批判的压力，提出异议。如1971年1月7日，他发现隋、唐图幅上的“大江”（长江当时的名称）己被改为长江，就向室负责人提出抗议，并写成书面意见；当晚又提出明以前灵州附近黄河应按《读史方舆纪要》《大清一统志》的记载。可惜他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而且并非所有被改的编稿都能让他看到，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错误就这样留在以后内部出版的图集上[13]。这种境遇不免让人唏嘘，方谭二先生彼此都身陷囹圄，而能坚持学术操守的精神，则理当为后学大书特书，他们在如此的境况下，认真负责地对所担当的工作提出不同意见或通过一些政府部门的渠道来申述不同的观点的行为不能简单地归结“文化大革命”和长期存在的“左”的影响下的“政治”化行为，或认为是政治错误引导下的过火行为。更何况《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策划者吴晗和尹达在给方先生的信中已经有言在先的交待：“此后遇有此类问题，务必加强联系，提高工作的科学性和政治性。”因此，我们在当下评论方、谭二老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做出的种种合乎当时时宜的举动时，也需要设身处地地考虑他们的精神负担和特定历史时期的行事程序和规矩，不能简单地与目下的宽松学术交流环境下的学术交流辩论相提并论。这样我们自然能够理解他们当时为何有如此的举措，也就无由责难并归结他们的做法为“左”的影响下的“政治”化行为。
1971年5月19日，谭其骧收到云南大学方国瑜关于隋唐寸部难解的考释，觉得对史料的一些解释并不妥当，写信提出了意见。8月9日，他收到了云南大学关于隋唐边界的意见书，仔细研究后，觉得有必要加以答复，从23日开始撰写，因其他工作极多，直到9月20日才写完，他又根据这一结果修改了隋唐幅有关界线。
在这篇近三万字的答复中，谭其骧与方国瑜讨论了三个问题：
（1）随南宁州总管府南界。方国瑜主张大致按今红河、文山二自治州的国界画线，根据是《隋书·梁睿传》《隋书·韦冲传》《南诏德化碑》和《新唐书·南蛮传》中的记载。谭其骧认为这四个论据都难以成立，南宁总管府的南界在今通海以东大致以曲江、盘江为界，通海以西以今峨山新平县南界为界。（2）唐剑南道成州都督府南界及西界。方国瑜认为唐开元前戎州都督府领地包有旧兴古郡南部，并推定《太平寰宇记》所载距戎州最远的几个州应在今曲江以南。谭其骧指出《寰宇记》所载戎州距“旧管蛮夷新旧州”的里距错误很多，不可轻信，而张九龄《曲江集》中的《敕安南首领爨仁哲书》所载的界线并非“暂时之事”，是稳定的，应该是今天绘图的依据，所以原画的安南北界，不是向南移至今国界，而是应该北移，东以盘江与戎府为界，西以曲江今石屏、元江的北界，折南以哀牢山脉与姚府为界。（3）南诏在爨地的南界。在逐条分析了方国瑜所采用的史料后，谭其骧指出：南诏南界达到今国界的可靠年代是大中初，所以在以乾符五年（878年）为标准年代的南诏图上，这条界线可大致按今国界来画。
这本来是一个不难解决的学术问题，但在“爱国”和“政治”情结的影响下，方国瑜却认为是重大的政治问题[14]。
1974年的审图会议上，涉及边界地区的国界问题。其中对今云南开远市以南唐安南都护府北界的争议，是1971年的继续和扩大。对这条界线的画法有三种意见：一是云南大学其他同志的意见，主要根据唐樊绰的《蛮书》；二是方国瑜的意见，在上面一条线之南；三是谭其骧的意见，在上面一线之北，根据是《曲江集·敕爨仁哲书》[15]其中记有开元二十四年的确切界线，与《图集》釆用的标准年代只差五年。方国瑜认为此五年中有很大的变动，却举不出具体事例。经过反复讨论，口口决定采用云大其他同志所定中间一线，实际上只是一种折衷的办法。当时大家都服从了，但谭其骧和方国瑜心理都不赞成，所以以后方国瑜旧事重提，谭其骧也一直想写文章重申己见，只是因为其他工作太忙才没有写成，为此他与我谈过不止一次。他逝世后，我将他1971年答复云大的意见整理后在1994年第4期《复旦学报》上发表了[16]。
方先生于1982年发表的《唐代前期南宁州都督府与安南都护府的边界》[17]成稿于1973年9月5日，可知此文正是针对《中国历史地图集》1974年审图会议之前的研究。葛剑雄教授所说的“方国瑜认为此五年中有很大的变动，却举不出具体事例。”一说不尽然。方老在辩驳法国学者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中所说的“唐代云南之东南部隶属于安南都护府”论点的同时以大量令人信服的事实和史料论析了爨部诸首领之间的纠纷及辖界争端问题，十分有益于后人理解方老关于安南都护府北界的争议问题的独到见解，堪为一家之言，并非举不出事例。此外，方老的论文《试论“大理图志”诸问题》[18]《古涌步之位置》[19]均与《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绘制密切相关，需要治此门学问者认真辩证细读，方能全面理解方老的观点和证据，这些论文都是在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过程中的研究成果，对理解方、谭二老的学术争议定当有助益。
方、谭二老之间在《中国历史地图集》编绘中的学术争议自20世纪50年代末期以降，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初及至1992年谭其骧先生去世后，可谓旷日持久，影响广远，因此自然成了学术界的逸闻和典故，甚至视为不同学术流派之间争锋辩难的典型，白话曰：这两派不对付。
后人对方谭二老的学术争议的评说也是仁者见仁，莫衷一是。如谭老的弟子葛剑雄教授对此就有他个人的评价，辞曰：……但“文化大革命”和长期存在的“左”的影响，使一些人习惯于将一切问题归结为“政治”，所以一旦发现图集中的问题或与他们意见不一致的地方，就认为是政治错误，甚至是严重的政治错误，动辄向报社、宣传部反映，引起一些领导的关注，甚至将状告到中央。尽管主持修订工作的中国社科院完全支持谭其骧的正确意见，但他还是不得不一次次奉命答复，为此耗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
云南大学方国瑜教授对唐图幅中安南都护府与戎州、姚州边界的画法一直有不同看法，对╳╳主持的审图结论持保留态度。1979年6月，他又向外交部作了反映，等认为他并没有提出原上报材料以外的证据，感到应该维持原议。6月30日，╳╳╳去看望正在北京开会的谭其骧，要他回上海后给方国瑜复一封信，加以解释。8月26日和第二年的3月28日,谭其骧两次去信，说明了维持审图结果的理由。1982年3月，方国瑜致函中国社科院领导，再次提到唐图和清图中有关边界画法的“严重错误”。在接到高德的电话后，谭其骧命我写一书面答复，送社科院备用。与此同时，方国瑜要云南大学领导禁止出版该校负责整理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西南地区的文字资料，说这些资料是“卖国”。
看了中新社内参356期《方国瑜教授认为〈中国历史地图集〉存在若干严重问题》一文，我们不胜惊奇。因为文中所举的所谓“主要错误”，有的根本不是事实；有的本来存在不同的意见，后经过正常的讨论，由外交部领导同志审定并报中央批准。在这以前，中国社科院曾多次转来方先生的意见，我们每次都作了答复。《图集》的云南部分，主要是由云南大学协助编撰的，参加者除方先生外，还有其他中年同志。在外交部审定边界画法时，云南大学有代表参加，曾详细地转达过方先生的意见。从八零年开始对《图集》的修订是在中国社科院的主持下进行的，修改方案曾上报中宣部，于1982年由中央书记处批准。这些情况不仅有关方面完全了解，而且方先生本人也是清楚的。
现对方先生提出的几点“主要错误”说明如下：
1.关于“三蓬”的归属问题
在清代中后期，清政府尚未控制田蓬街。田蓬“原属越南之上蓬地区”，中法划界时，我方“拓地纵横约三十里”，并由“地方官收入册籍”。但当地有“三蓬陪嫁”的传说，谓上、中、下三蓬是广南土司嫁女儿时陪嫁给保东土司（属越南）的，中法划界时才收回上蓬的八寨。方先生认为国家疆域地方土司不能私相授受，没有经过中央政府批准，不能承认既成事实。
但由于清图的标准是1820年的，当时三蓬在越南辖境，且得到清政府实际的承认。因此，还是将三蓬画在越南一侧。这是1973年由外交部口口同志主持审定，并报中央批准的。
2.关于台湾的处理问题
1980年修订《图集》的方案确定对台湾的处理办法是：在清康熙之前，台湾用中国各政权、各地区同类色彩，与邻国有明显区别，但与大陆政权也不完全相同，类似中国范围内其他少数民族和政权或地区。这样做法的依据是：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但与大陆同处一政权统治之下，是从康熙时候开始的。方先生听说“在明、清以前的历史图中，台湾与大陆颜色处理不一致，而与邻国家同为白”，并非事实。而且，修改后的《图集》一二册已发行，读者可以核对审查。
3.关于汉龙关的故址
对汉龙关故址的今地，学术界并无“公认的说法”，在云南大学几位同志中也有不同意见，《图集》采用了不同于方先生的一种。历史地图当然应该尽量符合历史事实，但在两说并存有无法判定哪一种是绝对正确的情况下，编者采用其中一说，是完全正常的。这在《图集》编绘过程中是常有的事。汉龙关故址的两说均在今缅甸，显然并不涉及边界问题。
4.唐图中今开远市以南划界问题
这一段界线的划法，在1973年交外交部审图时有三种意见：一是云南大学其他同志的意见，主要根据唐樊绰的《蛮书》；二是方先生的意见，界线定在第一说之南；三是我所的意见，主要据张九龄《曲江集》记有开元二十四年的确切界线，离《图集》标准年代仅五年，界线定在第一说之北。方先生称这五年间已有改变，却并无史料根据。经过反复讨论，╳╳同志决定采用第一说，《图集》即据此上图。
顺便说明一下，当时越南并未独立，这只是唐朝内部安南都护府与戎州都护府两个政区间的界线，不仅不同于今天的中越边界，也有异于此后越南与中国王朝的边界。如果越南方面要节外生枝，必然是枉费心机的。
《中国历史地图集》涉及上下几千年时间、上千万平方公里范围，由于历史情况复杂，缺乏完整系统的史料，加上我们能力有限，必然存在不少错误，的确值得认真探讨研究，上面提到的各点，我们也并不认为目前的处理方法完全正确，不可更改。所以我们赞赏方先生认真、直率的态度，也欢迎学术界继续提出批评意见。但是我们认为没有必要，也不应该把什么都说成是政治错误，把历史时期的边界或中国政权内部的争取界线同今天的国界等同起来。
在起草完这份答复时，惊悉方国瑜先生不幸逝世，深为隐痛。方先生在编绘《图集》过程中作出的贡献以及他对《图集》的负责精神与《图集》共存。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地答复他生前提出的问题，以求得正确的结论，保证图集的质量，也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但是他们在学术上的分歧无法调和，在方国瑜逝世后的1984年3月19日，谭其骧为唐图定稿。他“终日考虑唐图戎州、安南界问题”，反复思考方国瑜的意见有何接受的可能，当天没有作出决定。20日，他还是否定了方的意见，作出了图上界线不改的决定，并用两天时间写下理由[20]。
现在看来，《中国历史地图集》编撰过程中与政治的关系似乎很难完全剥离开来。因此，完全“去政治化”的评价也十分为难。诚如葛剑雄教授书中所载：一部《中国历史地图集》牵动了伟大领袖、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地图集出自毛泽东的建议，先后为这部地图集作过指示、参与过领导、解决过问题、表示过关心的人有周恩来、胡耀邦、李先念、胡乔木、郭沫若、范文澜、吴啥、胡绳等，也有林彪、康生、陈伯达、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等人，曾经惊动过中共中央书记处、外交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上海市委和数以十计的有关省市自治区或更基层的政府，也引来过海外的大量报道、外国政府的关注和驻华大使馆的照会。[21]参加的单位众多有复旦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考古所、近代史所、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南京大学、云南大学等，问世后被学界称之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重大的两项社科成果之一。
可知身处其中的学者、史家们不可能全然超脱于政治之外，他们的言行甚至学术活动和思想都会受到政治的影响。谭先生在《中国历史地图集》前言中指出：实践证明，这一良好的愿望只有在新中国成立后才能实现。很显然，政府的重视、经费和人员的保证，是《图集》这样一项大型研究和应用项目得以完成的前提。只有健全的主编负责制才能保证学术权威能真正发挥主导作用。“文化大革命”期间，主编负责制受到批判，红卫兵、工宣队一度决定一切，对《图集》造成很大破坏，虽经修订，至今还留下隐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恢复了主编负责制，使修订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图集》从开编至公开发行本出全，历时三十多年。但实际上，政治因素造成的方案一改再改，多次推倒重来，特别是“文革”期间的破坏，浪费了大量时间。只有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路线得到恢复，才通过了尊重历史事实、讲究科学性的修订方案，并在修订工作中得到贯彻。国家的安定、党的路线的正确是社会科学研究能够正常开展蓬勃发展的基本保证。[22]这当是当事人对于历史事件的真切地总结和感言。
关于《图集》的缺憾，葛剑雄教授做了十分允当的总结：由于《图集》内部本的定稿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间，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错误路线的干扰破坏和错误思潮的影响。尽管在修订中已尽可能作了补充和修改，但限于时间和人力，当时被无理删去的一些内容还无法全部恢复，有些已经发现的错误也因重新制版T作量太大而暂时维持原状。另外，大多数地名是根据文献资料考订定位的，与实际位置不符的肯定不在少数；古代的水道经流等难正确复原。这些都有待今后改进，有的只能随着整个学科的发展才能逐渐得到补充和修正。[23]尽管如此，《地图集》的出版问世代表了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的最高水平，目前已经成为国内外文史研究最为重要的工具书之一。
回溯历史，开山创派者启学术山林的发凡之功，理当为后学记取和赓续。历史研究和历史地理研究要求史家钩沉探隐，原始要终，以宏阔的视野与精深独进的洞察力出击历史和历史事实的本真。学者间对历史事实和史料的掌握程度和判断能力的差异，注定会有切磋砥砺、互相学习升华的研讨辩难的过程。师承系统和学术家派的差异；治学手段、方法和学术路径的不同必然会形成风格迥异的流派的对垒。
谭其骧和方国瑜的学术研究虽然师承因求学的不同阶段有异有同，两位前贤都曾得到陈垣（援庵）的亲炙教诲，均为陈氏及门弟子。在《中国历史地图集》编撰过程中，两人对具体的历史疆界的划定及历史事件的看法不尽相同，本着对事不对人，坚持原则，对具体问题展开了持久的争议和辩驳，但终能以“君子和而不同”的态度应对事实和真相，而不是采取人身攻击和谩骂的小人做法，均能从长计议，以大局为重，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以学术研究求实求真的根本为重，本着对历史和事实负责的态度来应对学术研究中的是非真假，坚韧执著。
历史的评价前人和历史事件往往是隔代人的事.当代人的评论，鉴于历史真相尚未毕现、历史风云的尘埃尚未完全落地，因此，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文革时期学术研究截然与政治相分隔是不太可能和不切历史实际的，若干涉及政治的史实和人物的论说依旧会觉着为时尚早。很难有客观公允的定论出现。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每个学者的人生阅历和学术思想不可能与他所处的历史时代相分离，无论是学术研究的历程还是学术思想的形成都不免要烙上时代的印记，囿于时代的局限。为人为学，概莫如斯。正本清源，论人衡史，当从学术贡献上入手，力避政治性评判，平实允当、客观公正之论，方显论者心态之正直和思想之精邃。
承蒙盛情邀请出席“方国瑜故居开馆庆典暨方国瑜先生与民族文化学术研讨会”，不胜荣幸，十分感激。本应遵命到会，惟因此前已另有安排，经与对方协商，仍无法更改，故不克参加，尚祈谅察。
方国瑜先生是我敬仰的老师，二十多年前，我有幸随先师谭其骧先生访问云南大学，有机会拜谒方先生。方先生亲自主持云南省历史学会欢迎谭先生的聚会，我与林超民先生在会前得与两位老师合影，留下珍贵的照片和美好的记忆。
先师受命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不久，方先生就承担了云南部分的编绘任务，是《中国历史地图集》的主要合作者。在十年浩劫期，方先生不计个人荣辱，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完成全部编稿。《中国历史地图集》修订和公开出版期间，方先生也提出了重要的修订意见。尽管方先生与先师在某些学术问题上有不同意见，但他们都以国家利益为重，坚持真理，顾全大局，互相尊重，体现了老一代知识分子的爱国精神和崇高品德，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深信方国瑜故居纪念馆将成为学术界缅怀先贤的场所，后学学习研讨的课堂，云南民众和纳西族同胞的骄傲，为丽江増添文化魅力，与世界文化遗产长存。
葛剑雄教授的这封信再一次彰显了方、谭两位教授的道德文章，也更公允的评价了方国瑜教授对《中国历史地图集》的贡献，以及对方、谭之间的学术争议所持的平正态度，情辞恳切，令人铭感。今天我们重叙方谭两位大师间的这一段学术争议的历史过程，旨在丕显他们的学术精神和为人为学的风范，以期有助于后学更全面地了解学术史的进程，无意去挑起任何的事端和误解，这理当为各方学人所明鉴间知。悠悠长水，泽被后人；巍巍雪岭，独步青云；大师其大，高山仰止。
注释：
[1] 仕华按：王晓清先生著《学者的师承与家派》中用“双峰并峙因其大”借“吴晗与罗尔纲学案”的标题；而以“悠悠长水铭斯人”为“谭其骧学案”的标题，今连缀为一，用以彰显标识方谭两位大师不朽的学术业绩和严谨的治学精神。
[2][22]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前言》。
[3] 葛剑雄：《悠悠长水——谭其骧前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80-281页。
[4] 葛剑雄：《悠悠长水——谭其骧前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82-283页。
[5][6][7] 谭其骧：《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第1期。
[8][9][23] 葛剑雄、华林甫：《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与展望》，《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
[10][11] 方国瑜：《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学术研究》1963年第9期。
[12] 葛剑雄：《悠悠长水——谭其骧后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06-107页。
[13] 葛剑雄：《禹贡传人——谭其骧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08-210页。
[14] 葛剑雄：《悠悠长水——谭其骧后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11-112页。
[15] 即张九龄《曲江集》卷十二《敕安南首领爨仁哲书》。
[16] 葛剑雄：《悠悠长水——谭其骧后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26-127页。仕华按：根据葛剑雄教授的这一说明，我翻阅了《复旦学报》1994年第4期，原拟将方谭二老的文章对读，探讨他们的分歧所在。但经我核实，该期《复旦学报》并未刊载有葛教授所提的文章，因此拜读谭老的文章和系统的观点也就无从下手，疑为葛教授记忆之误，有待进一步证实。
[17] 方国瑜：《唐代前期南宁州都督府与安南都护府的边界》，《云南社会科学》1982年第5期。
[18] 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
[19] 载《滇史论丛》（第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0] 葛剑雄: 《悠悠长水——谭其骧后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2000年，第156-161页。
[21] 葛剑雄：《禹贡传人——谭其骧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