篆刻史话：徽派篆刻的兴起与发展

内容提要：徽派篆刻在中国文人篆刻史上始终是主流，但对徽派篆刻进行系统研究的文章却没有。本文将徽派篆刻分为三个阶段，对徽派篆刻的兴起与发展进行了系统的探讨。文章将徽派篆刻置于文人篆刻艺术发展历史的长河中加以考察，指出徽派篆刻是最早的篆刻流派。对一些徽派篆刻家的生卒年月、籍贯、事迹、艺术成就以及徽派篆刻形成的原因进行了考证和研究，认为徽州考据学和徽商对徽派篆刻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一、徽派篆刻地位的确立（1535—1643）
1.何震的崛起
       何震（1535—1604），字主臣，一字长卿，号雪渔。休宁县前街人。周亮工《印人传》及今版《辞海》等工具书均载何震为婺源人，误。明嘉靖《婺源县志》没有何震的记载。按照志书生不立传的原则，嘉靖《婺源县志》不为何震立传，是可以理解的。但最接近何震生活年代的清康熙八年（1669）《婺源县志》，也没有何震的记载，这就不可理解了。直到晚清、民国时期的《婺源县志》才开始提到何震。1993年10月新编《婺源县志》则进一步明确何震是“婺源田坑人”。何震究竟是不是婺源人呢？就在何震去世后的第三年，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编纂的《休宁县志》明确记载：“何震，字长卿，号雪渔，邑前人。以高雅游名公卿间，工金石篆刻，海内图书出长卿手，争传之。”万历三十七年（1609）编纂的《歙志》亦载：“同时有休宁何震长卿，传文寿承一种，解散局束，旧章天趣超然，故是独造，且复出蓝。”康熙三十八年（1699）编纂的《徽州府志》对何震的休宁籍也予以确认：“何震，字长卿，号雪渔，休宁邑前人。工金石篆刻，海内图书出其手者，争传宝之。生平不刻佳石及镌人氏号，故及今流传尚不乏云。”

        我们再从与何震有交往的当时人的文字中来加以考察。明万历时期的著名书法家祝世禄曾于万历十七年（1589）至二十三年（1595）在休宁任县令，同何震有一定交往。他在《梁千秋印隽序》中记载：“往余令海阳时，得主臣甚喜。及官秣陵，数与相习，所有印章，皆出其手。”休宁县始建于东汉建安十三年（208），初名休阳。吴永安元年（258），因吴主孙休讳，改休阳为海阳。晋太康元年（280），改海阳为休宁，遂沿用至今。海阳为休宁古称，古人写籍贯，亦喜用古称。如明末清初另一位篆刻名家胡正言为休宁人，其《印史初集》封面题签为《海阳胡氏印史初集》，衔名题“海阳胡正言曰从氏篆”可为佐证。何震逝世后二十余年，其私淑弟子程原、程朴摹其印作，成《忍草堂印选》二卷，衔名题“海阳何震长卿篆，同邑程原孟长选，男程朴元素摹。”

        由上可知，何震为休宁县前街人无疑。或曰：何震祖籍婺源，后迁休宁。亦非。据道光《休宁县志》记载：“何氏其先袁州宜春人，南唐有讳令通者为国师，显德间谪休宁。兄令达仕国子司业，生润，字彦德，随叔令通居邑前。”可见何震的祖先是南唐时从袁州宜春直接迁休宁县，与婺源丝毫没有关系。对何震的生卒年，说法也不一，刘江称约生于明正德十年（1515），卒于万历三十二年（1604）。①韩天衡称约生于嘉靖九年（1530），卒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②沙孟海称生于嘉靖二十年（1541）。卒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③均误。冯梦祯《快雪堂集》卷三十一《题何主臣符章册》记载：何主臣，歙人，名某，字雪渔，以善符章奔走天下。昔年在白下，余召之入官署，授之玉、石、铜，成数十面，俱奇古有致，宝用至今。主臣去岁满七十，客死承恩寺。搜其稿，惟奇石一座存焉。友人醵金敛之，归其柩。今遂无视瓣香于主臣者。余闻之丁南羽，主臣之学符章也，破产游吴下，事文休承、许高阳最久，兼得其长，老而益精，遂纵横一时。末署“万历乙巳夏日游黄山雨中题”。乙巳是万历三十三年（1605），“去岁”当是三十二年（1604）。是年何震年七十，而且即卒于这一年。于是可得何震生于嘉靖十四年（1535），卒于万历三十二年（1604）。冯梦祯于万历乙巳春夏之交来歙，主于西溪南吴氏，又与吴廷同游黄山。此在山中所作，回杭后于当年十月去世。故文中所记何震的卒年和卒时岁数是可信的。

        何震晚年寓居南京，一生以刻印为生。现存最早的作品为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刻的“云深不知处”寿山石印。①何震以刻印为生，刀法娴熟，但对字法的认识不足。于是专门到苏州去拜访文彭，向文彭求教有关六书方面的问题。经过文彭的指教，何震对治印比以往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努力钻研字法，注重临摹先秦刻石、金文，汪道昆有诗称赞：

        宫墙佳气日氤氲，有客亲摹石鼓文。莫问酒徒工说剑，看君笔阵揔凌云。
        刻画直须摹九鼎，飞扬早已逼三仓。而今一掷金如斗，径寸垒垒肘后藏。②

        在当时印坛注重宋元而忽略秦汉的大趋势下，何震率先对先秦刻石、金文进行研究，从先秦刻石金文中汲取印学营养，不能不是一大进步。

        隆庆六年（1572），武陵顾从德、歙县罗南斗精选古玉印150余方，铜印1600余方，首创用原印蘸朱钤出《集古印谱》行世，准确、精美地再现了秦、汉印的本来面貌，震动了整个印坛。可惜此谱当时仅钤20部，一般人很难见到。于是罗南斗又于万历三年（1575）将《集古印谱》原钤本扩充，以木刻翻摹，拟名《印薮》行于世，流传甚广，对当时印坛的复古风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印薮》的流行，同样也为何震临摹秦汉原印风格提供了便利。古印以铜玉为质，印文遒劲之中寓浑穆，古朴中寓流丽。但翻以木刻后，其神韵就无法同原印朱拓相比。故对《印薮》的弊病，明末印坛多有批评。王稚登曾说：《印薮》未出，而刻者拘今；《印薮》既出，而刻者泥古。拘今之病病俗；泥古之病病滞。③

         所谓“病滞”，指的就是木刻之印气象萎靡，气韵不畅。应该指出的是，当时的文人习《印薮》同刻工习《印薮》，角度不同。文人重“刻”的借鉴，刻工重“字法”和“章法”的借鉴，因此所得到的效果也不一样。重“刻”的借鉴，必然导至“滞”。重“字”与“章”的借鉴，却会给自己的治印水平带来质的飞跃。何震临摹《印薮》，就是从字法和章法上来体会汉印的精髓，使他的治印技艺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祝世禄就指出：大都《印薮》未出之时，刻者病鄙俗而乏古雅；既出之后，刻者病泥迹而失神情。主臣虽从迹入，性自神解。①

       从隆庆初期至万历二十几年，何震基本上都在家乡徽州与南京之间往来从事篆刻活动。其间曾一次北上京师和边塞，一次西游湘楚。这两次出外游历都是由同乡汪道昆介绍推荐，并写诗为其送行，兹录如下：
        送何主臣北游四绝句：③

        绨袍底事傍风尘，簪笔由来妙入神。试向钟山瞻碣石，两都国手更何人。
        黄山白雪照城头，千里辞家一敝裘。何处梅花堪岁暮，君家诗兴落扬州。
        渔阳幕府拥雕戈，书记翩翩国士多。肘后黄金如斗大，尚方追琢法如何。

        送何主臣之楚十绝句：①
        燕子矶头理画艭，秦淮渡口倒银缸。送君四月黄梅雨，五两南风过九江。
        肘后雷文佩赤符，鱼龙千里避江湖。石尤风息天如镜，嬝嬝新装出小姑。
        扁舟落日艤临皋，囊底旋探金错刀。赤壁千寻堪擘划，恐惊水族夜深号。
        泽畔高封宿草青，朱弦一鼓吊湘灵。江门锦石中流见，知是宵沉婺女星。
        夏口悲风引素车，西来不为武昌鱼。颠毛半落新丰里，忽到江关咫尺书。
        开府风流迥不群，兰台宾从俨如云。向来黄鹤楼中笛，好在胡床月下闻。
        泽国雄风四坐生，歌钟薄暮动江城。何郎酒态由来美，睥睨尊前笑祢衡。
        吾道天迥日月光，缁帷宛在水云乡。试看讲席谁南面，知是弦歌旧海阳。
        迥舟一水抹匡庐，片片青莲扑太虚。陶令尚闻材力健，倘从白杜遇篮舆。
        彭蠡湖边落采霞，豫章城外簸龙沙。南州孺子如相问，垂老青门学种瓜。

        汪世清先生对何震这一时期的行迹，曾作考证：②方杨《方初庵先生集》卷六有《送何生序》，首称“新安何生，翩翩当世奇士也”，“故工书法，独时时刻琢古文篆隶，进诸王侯所。”又记其挟一艺而游食四方，“下浙江，浮五湖，登姑苏之台，再返而后税驾都门也。”“复仗剑行彭蠡，经豫章，度五岭，登罗浮”。可知西行在北上都门以后。汪道昆长于何震10岁，《太函集》卷一百一十七有《京口送何主臣还海阳为母陈孺人七十寿》七律一首，时在隆庆二年（1568），将从京口回休宁。欧大任《欧虞部集·秣陵集》为万历九年（1581）至十三年（1584）在南京所作，卷八有《送何长卿往江西兼询同伯、宗良、贞吉、孔阳诸宗侯三首》，其一云：“南来居士得何顒，篆学秦斯隶汉邕。一舸图书前路去，大江秋色照芙蓉。”是欧大任在万历九年（1581）秋与何震相遇于南京送何震前往南昌的赠别之作。题中提到的诸宗侯五人是朱拱熥、朱多、朱多煃、朱多炡、朱多炤。朱多炡有《衷诚孺、姜尧章载酒邀何主臣同饮》五律一首，又有《别何主臣之金陵兼简欧水部》七绝一首云：“桂树来攀雪满枝，芙蓉去采目临池。凭将蝉雀新团扇，乞与江东水部诗。”据诗意，何震来南昌似为万历九年（1581）冬，而返南京已是万历十年（1582）夏，在南昌逗留似有半年之久。他北上都门，当在隆庆二年（1568）至万历九年（1581）之间。万历十五年（1587）汪道昆家居在歙，时何震在故乡成为汪氏的座上客。何震在白下，入冯梦桢官署，当在冯氏任南京国子监祭酒从万历二十二年（1594）至万历二十六年（1598）期间，时年60至64岁之间。
        由于何震自身对印学的钻研提高以及汪道昆等人的宣传介绍和褒扬，使何震的名声鹊起于印坛。人们纷纷拜何震为师学习篆刻，万历四十三年（1615）吴忠曾说：“予不佞，生不及文先生之时，幸得淑诸何先生，从事三十余年。”①万历四十三年上推之三十余年，则万历初吴忠就已正式师事何震。朱多也说：何震“游至吾豫章，尽以（其技）授吾家良文，吾辈亦因得玩弄服习之”。②汪道昆《送何主臣之楚十绝句》中有“试看讲席谁南面”句，何震收门人朱良文，大概就是此次西行之时。万历初至万历二十几年的这段时间里，何震收集了不少秦汉古印，同乡朱简曾前往观摩、钤印。万历十七年（1589），何震应张学礼的邀请，为其摹刻秦汉古印，被收入《考古正文印薮》。书法家祝世禄曾于万历十七年（1589）至万历二十三年（1595）在休宁县任县令，同何震相识。

        如果说汪道昆在诗中称何震为“两都国手”，还是属于一种褒扬和赞誉的话，到了万历二十年（1592）前后，何震的声望在印坛已被认可并达到了顶峰。约编于万历二十几年的《印母》，首次把文彭和何震并称为印坛领袖：“古印推秦汉，今印推文、何。”③归昌世万历三十年（1602）为程远《印旨》所作的小引中也提到：“至文寿承、何长卿受律精严。”同年，屠隆在《古今印则序》中，董其昌、陈继儒在《古今印则跋》中都把程远同文彭、何震相提并论，认为他们可以“鼎立为三”。《印旨》、《古今印则》均为程远所作，归昌世、屠隆、董其昌、陈继儒为程远的书作引、序、跋，把文彭、何震抬出来提高程远的身价，予以褒扬，足见文彭、何震的影响和成就更在程远之上。其后何震的名气愈来愈大，几乎临驾于文彭之上，成为一代宗师。祝世禄称： 印章之作，其年尚矣。盛于秦而工于汉，其法平方正直，删繁益简，以通其宜，匠心运妙为千秋典型。六朝参朱文而法坏，唐、宋好盘纠而法亡。至我朝，文寿承氏稍能反正。何主臣氏乘此以溯其源，遂为一代宗匠。①董其昌说得更妙： 小玺私印，古人皆用铜玉，刻石盛于近世，非古也。然为之者多名手，文寿承、许元复其最著已。新都何长卿从后起，一以吾乡顾氏《印薮》为师，规规帖帖，如临书摹画，几令文、许两君子无处着脚。②何震是文人篆刻艺术史中书与刻紧密结合的一面旗帜，他以刻工“指节通灵”之妙，以刀代笔，再现秦汉印章中的凿、铸、镂、琢之美，气韵流畅，成为明末印坛上的领袖人物，是当时印坛万人景仰的对象，“其尸而祝之者必曰何氏”，③成为“海内推第一”④的人物。

2.最早的篆刻流派
       何震在印坛的崛起，影响和造就了徽州大批篆刻人才。与何震同时的一些篆刻家同何震互相交往，互相影响，也都成为当时印坛上的风云人物。

       明代万历至崇祯时期，徽州有着一个篆刻群体，他们或有印谱、论著行世，或与名流交往留下印迹，在当时的印坛上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和地位。其中代表人物为何震、苏宣、朱简、汪关。

        何、苏、朱、汪四人之间，何震年稍长。何震、苏宣虽曾同师文彭，但苏要长一辈（相差２０来岁）。苏宣自认为不如何震，他在《苏氏印略》自序中谈到：“余于此道，古讨今论，师研友习，点画之偏正，形声之清浊，必极其意法，逮四十余年，其苦心何如！而今继吾乡何主臣而起者，家家篆籀，人人斯邕，是是非非，奴出主入，而余乌能独树之帜。”何震要比朱简长两辈（相差４０来岁），两人亦为印友，朱简曾到何震处观赏其集印。①朱简也认为“吾乡何长卿，其应手处卓有先民典型”。②汪关与朱简同辈，与何震也有交往，何震曾为汪关刻“汪东阳”印，③朱简也为汪关刻有“杲叔”印。④由此可见，何、苏、朱、汪四人互有往来，也常在一起切磋印艺。

        歙县西溪南人吴良止（字仲足）与汪道昆为诗友、禅友，共结丰干社和肇林社，因而同何震亦为朋友，两人曾同受张学礼的邀请，摹刻秦、汉古印。在当时，吴良止与何震齐名，“评者则曰：仲足无邪气，长卿有逸品。”⑤休宁人金光先究心篆籀之学，少时曾到苏州拜访文彭，得到文彭的笔意。后来又到南京，同何震一道探讨研究篆刻宗旨。又与黄圣期、吴敬父齐聚赵凡夫野鹿园，谈论印学的玄妙真缔。邹迪光评价金光先的印作：数十年来，此道惟王禄之、文寿承、何长卿、黄圣期四君稍稍擅长，而亦时有善败。乃今一甫所为《印选》，先字法，次章法，次刀法，与王子弁、吾子行诸说互相发明，盖有四君之善，而无其败矣。⑥歙县人陈茂，与何震同时，篆刻悟何震刀法，印风颇似何震，曾有几方印章署何震的名，何震不辨，竟据为己有。陈茂的门徒徐上达亦为歙人，他广泛搜罗印史资料，对印学理论很有见地，著有《印法参同》一书。该书注重技法，论说有据，阐述明晰，授人以法，是明代文人篆刻史上一部具有代表性的巨著。歙县人罗南斗曾为顾从德精选古印辑成《集古印谱》行世，又木刻《印薮》流布海内，为何震印风直追秦汉，提供了便利。后又木刻《秦汉印统》广泛流传，为明代印坛复古风潮的兴起，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比何震稍晚一些的徽州印人更是追慕何震。歙人吴忠，万历初即拜何震为师，成为何震的入室弟子，师事何震30余年。何震晚年寓居南京，吴忠亦随寓南京。治印得何氏精髓，所刻印章酷似何震。王野以辨印著称，他说：往者，人以汉印杂各代印试余，辄能辨之，以何氏杂汉，不复能辨矣。以诸家杂何氏，余辄能辨之，以孟贞杂何氏，则不能辨矣。①何震去世时，吴忠为之殓葬。休宁陈九卿是何震的表弟，刻印得何震指授，摹刻有《何雪渔印薮》4卷行世。歙县李流芳“闻何震工篆刻，戏效之，未久竟与震同工”。②歙县吴迥，少年时代即开始篆刻，师法何震，“今犹二十许人，试以其印章杂之长卿印章，不复可辨。”③休宁程原、程朴父子更醉心于何震，程原说：
        世之刻印谱者，何啻人隋珠，家荆璧，大都各标门户，各树旗鼓，而总未集其成。集大成者，吾不得不宗何主臣……秦汉以后，一人而已。原也不敏，夙负篆籀癖，欲往师先生，恨未及门。④

        程原四处收集何震印蜕5000余方，从中精选1000余方，令子程朴摹刻。程朴天资聪慧，私淑何震，神形毫发无遗，达乱真地步。天启六年（1626）程原将程朴摹刻的何震印章汇集钤印成《忍草堂印选》行世，韩敬、陈继儒、陈赤为之作序，称赞“一一逼真，如灯取影”。⑤在何震光环笼罩明末印坛的日子里，也有一些徽州印人不囿于何震的影响，独立创作，走自己的路。苏宣、朱简、汪关是这样，吴正旸、汪徽亦复如此。吴正旸是休宁人，儿童时即开始刻印，为人所赞许，经常有人向他索印。他自己说余无所师授，以古为摹，融会诸家，独摅心得，字画笔法，与主臣差不相类，主臣得之为主臣，我得之为我耳。⑥在摹古中，吴正旸的印风有三次大的变化，吴正旸把自己对印学的认识及其变化概括为：盖印有古法、有笔意，古法在按古不可泥古，笔意若有意又若无意，意在笔先，得心应手，可以自喻，不可以告人。余笔意凡三变矣，故后与前参观，若出两手。初变散而不存，再变存者十一，三变存者十九。①正旸的治印主张很有见地，可惜他只活了31岁，天不假年，未获大成。婺源汪徽，诗书画印号称四绝，尤工秦汉印章。朱简在《印经》中论及当时印坛文彭、何震、苏宣三大派时，把他归入“别立营垒”一派。安徽省博物馆藏有汪徽的一方“琴书乐趣”印，用刀泼辣，气度宏大，确实别具一格。

        明末值得提及的徽州印人还有：吴元满，歙县人。出生时亡一目，常说：“吾以一目外观，而以一目内照，觉内之所得者较多。”②藏书极富，精字学，与赵宧光、朱宗良友善，曾把自己50余年来钻研六书的成果向赵宧光、朱宗良求证，得到赵、朱的赏识。自三代及秦汉鼎彝碑铭皆淹贯于胸中，尤悉心于古印文字，万历二十五年（1597）辑有《集古印选》四册行世。刘卫卿，休宁人，篆刻宗何震，刀法古朴。传同邑赵时朗、赵又吕、赵以滂，时朗印风苍健严紧，又吕古朴浑雅，以滂秀爽精劲。胡正言，休宁人，精字学，著有《六书正伪》，治印取法何震，豪放不足，然有翰墨雅气，平实稳健。“奇不欲怪，委曲不欲忸怩，古拙不欲矜饰”③是其所长。洪复初，歙县人，工篆刻，黄汝享《题〈珍善斋印谱〉》称可与“长卿竟敌”。程齐，歙县人，风雅多艺，篆刻尤其所长，有《稽古印鉴》行世。范孟嘉，休宁人，为朱简外甥，传其舅氏衣钵，所篆印作可与朱简乱真。王守谦评其印“师古而不泥古，蜩之承，丸之弄，别有一种天趣”。④根据现有资料统计，明嘉靖至崇祯，徽州一府六县共有印人50余名，以何震为旗手，吴良止、罗南斗、苏宣、金光先、朱简、汪关、李流芳、吴正旸、汪徽等为中坚，构成了一个印人群体，他们互相学习，互相提高，震动当时的印坛，很多篆刻评论家都注意到了这一现象。早在万历三十八年（１６１０），赵宧光就指出：“此道（按：指篆刻）多落新都，新都故有心人也。”①按：新都为徽州的古称。清初，周亮工再度提到：“自何主继文国博起，而印章一道遂归黄山。”②郑文焯亦曰：“有明新安摹印者盛极一时。”③ 明末徽州印人群体成为印坛上最早的篆刻流派。

3.明末印坛徽派的一统天下
       明嘉靖以后，当文人篆刻艺术体系逐步确立之时，徽州涌现出一大批篆刻家。他们在超越宋元，直溯秦汉的篆刻艺术实践中，开始取代嘉靖年间以文彭为领袖，以苏州为中心的篆刻主导地位。他们有理论，有实践，以一股强劲的创新之风，席卷整个印坛。以至从万历开始至崇祯末年的长达六七十年的印坛，成为徽州人的一统天下。

        韩天衡曾把明代印坛划分为五大流派：

        明季印坛高手甚多，而论其艺术成就，个人风貌对后世的影响，则当推文彭、何震、苏宣、朱简、汪关五大家。
        明代五大家所创立的历史流派，文彭以纯正胜，何震以精能胜，苏宣以雄强胜，朱简以险峭胜，汪关以雅妍胜。由他们领衔的无数文坛印人，在这崛起的篆刻天地里，作出了可歌可颂、不可泯灭的卓越成绩，它既炫赫于明季，也给巨大影响于清代。④五大家中，除文彭外，皆为徽州人。何震已见前述，下面谈谈苏宣、朱简、汪关。

        苏宣（1553—1627），字尔宣，一字啸民，号泗水、又号朗公，歙县人寓泗水。幼年丧失父母，成为孤儿，倾心于文章之道，被人们誉为才子。后来遭遇不平事，于是弃书学剑，杀人报仇，遁迹于淮海。文彭因与其父有交情，当仇家事平后，苏宣便前往投奔文彭，“以通家坐落绛帐下，然食指日贫，书剑埋没，干禄无谋，喟然叹曰：丈夫不能执一艺成名，釜甑尘生乎？”⑤于是学习六书，文彭教以篆刻之道。又在顾从德、项元汴等收藏家处博览秦汉玺印，曾摹汉印近千钮，积聚了很深的功力。苏宣师古而不泥古，创新求变，“始于摹拟，终于变化。变者愈变，化者愈化，而所谓摹拟者逾工巧焉。”①他说：“余于此道，古讨今论，师研友习，点画之偏正，形声之清浊，必极其意法，逮四十余年，其苦心何如！”②所刻作品气势雄强，布局严正。俞恩烨评其印：其奇幻也在秦、汉前，其醇古也则汉、魏之间，其博雅也有开元、大历之盛，识者谁不惊艳袭以为珍。③

        朱简（1570？—？），字修能，号畸臣，休宁县北门人。幼读书即能辨古文奇字、铜盘、石鼓之章，稍长，精研八法、六书及诗文，曾从陈继儒游。究心于字学，尤精古篆，曾云游四海，“得顾、项二氏家藏铜玉，印越楮上真谱四千余方，又于吴门沈从先、赵凡夫、疁城李长蘅、武林吴仲飞、海上潘士从、华亭施叔显、青溪曹重父、东粤陈文叔、吾乡何主臣、丁南羽诸家，得其所集，不下万余，用是涤心刮目，拓成《印品》一书”。④篆刻不拘泥于时尚，别开蹊径，以草篆入印，自成一格。创用短刀碎切技法，增强点划之间，字与字之间笔势的牵连、呼应和顾盼，产生一种浓郁的富有提按旋转、跌宕起伏的笔意。周亮工说：“继主臣而起者不乏其人，予独醉心于朱修能。”⑤可见朱简篆刻艺术的魅力。朱简不仅在篆刻实践上取得极大的成就，在印学理论上也颇有建树。先后著有《印书》、《印图》、《印品》、《印经》、《印章要论》、《印学丛说》、《集汉摹印字》等书，很多观点发前人所未发。如所论：上古印为佩服之章，故极小。汉晋官印大仅方寸，私印不逮其半。所见出土铜印，璞极小而文极圆劲，有识、有不识者，先秦以上印也；璞稍大而文方简者，汉、晋印也；璞渐大而方圆不类，文则柔软无骨，元印也；大过寸余，而文或盘屈，或奇诡者，定是明印。⑥

        在当时人们都不认识战国玺印的情况下，他把“璞极小而文极圆劲”一类印断为先秦之印，很有见地。同时在章法艺理等方面，也多有论述并敢于对当时的名家篆刻进行有理论依据的批评。

        汪关，原名东阳，字杲叔，后得一汉代铜印，龟钮碧色，斑斓错锈，文曰“汪关”，极爱之，遂以此更名，李流芳又为其更字尹子，①歙县人寓居娄东。少时酷爱古文字，收藏金玉、玛瑙、铜印不下200方。后遭家难，藏品大多散失。汪关参习佛学，心平气和，故治印亦沉稳安详，篆法精严，饶有雍容华贵气象。韩天衡评价：

        明人借鉴汉印而能形神兼备、气韵雅驯者，为首推尹子。朱文师元人，配篆堂皇婉畅，恬静醇美，在点画交错处，刻作微粗厚的“焊接点”亦属首创。②汪关这种带有书卷气的印风，也多为后世取法，巴慰祖、黄士陵印中可以见到汪关风格的延续。汪关的儿子汪泓，得其家学，能稍变虚实，又出新意。

        何、苏、朱、汪四大家之外，明代印坛复古运动点火者之一的罗南斗，也是徽州人，他不仅辑钤、辑刻了《集古印谱》、《印薮》和《秦汉印统》，为复古运动摇旗呐喊，同时，他本人亦工篆刻。罗逸《题罗公权印章》称：
此艺自文博士寿承暨延年始复古观，而何山人主臣崛起，足称鼎立。③朱简也把他列入与文彭、何震、苏宣“别立营垒”的篆刻行列。罗南斗晚年授徒郑彦平、王山子。他的儿子罗昭、罗伯、罗及从孙罗公权都能传其家学，尤以罗公权酷嗜篆刻，成就也高。

        明崇祯最重要的一位篆刻大家江皜臣同样也是徽州人。与别人不同的是，江皜臣不刻石章，以刻玉印享誉当世。江皜臣身躯伟岸，气宇轩昂，腕力尤强。篆法取法古人而参以己意，行刀自然取势，无凝滞之病，作品为时人所重。曾说：

        坚者易取势，吾切玉后，恒觉石如宿腐，如书恶缣素，辄胶缠笔端，不能纵送也。①

        有印谱行世，程嘉燧题云：
        皜臣恂恂，贞不异俗，和不徇物。无山谷僻陿之气，无江湖脂韦之态。②

        江皜臣收学生陶碧，陶碧长随左右，勤奋学习，尽得刻玉精髓。然而陶碧未能将江皜臣的刻玉之法传下来，至使刻玉印的技法失传，为印坛一大憾事。崇祯十四年（1614），周亮工选辑江皜臣所刻玉印成《江皜臣印谱》行世，程嘉燧为其题序。

        明末值得一提的徽州印人还有一位胡正言。胡正言（1584—1674），字曰从，休宁人。弘光时曾官中书舍人。他是一位著名的版刻艺术家，创制饾版和拱花彩印技法，在版刻艺术和版画史上功绩彪炳。在篆刻上亦很有造诣，“精究六书，以篆籀名世”。③曾将古篆籀缩为小石刻，拓印行世，书名《十竹斋临古篆文法帖》，颇受人们珍视。治印平实工稳，有印谱《印存初集》、《印存玄览》等行世。《四库全书总目》收录有《印存初集》和《印存玄览》，并称赞说：

        自明中叶，篆刻分文彭、何震二家，文以秀雅为宗，其末流伤于妩媚，无复古意；何以苍劲为宗，其末流破碎楂枒，备诸恶状。正言欲矫两家之失，独以端重为主，颇合古人摹印之法，而学之者失于板滞，又为土偶之衣冠矣。④

        郑振铎曾得一部《十竹斋印存》，记曰：
        印章皆押于开花纸页上，其色彩至今尤焕耀鲜明。气魄甚大，不拘拘于摹拟秦汉印。⑤

        明末印坛徽州人的一统天下，还可以从徽州印人印谱的数量上得到体现。据韩天衡《中国印学年表》，明隆庆六年（1572）至崇祯十六年（1643），共计有各种印谱93部，其中徽州人参与辑钤、摹刻、自刻印谱45部，占全部印谱的48.9%。万历二十八年（1600），何震汇辑自刻印成《何雪渔印选》，开印人汇辑自刻印成谱之先河。

二、徽派篆刻的发展（1644 —1848）
1.徽州考据学对篆刻艺术的影响

        文人篆刻由对篆法的研究，转而对刻法的重视，继又讲究篆刻合一，融笔意于刀法之中。有明一代文人篆刻艺术的发展，就是在这种螺旋式的发展中，不断升华。

        文人自有文人的优雅，操刀刻石，像李流芳、归昌世、王志坚辈“每三人相对，樽酒在左、印床在右，遇所赏连举数大白绝叫不已”，是极为痛快的。后来“三人为世故所驱，俯首干时”，①不再有刻印时的那种激情和冲动。篆刻，由于有“刻”这样一种匠式操作过程在其中，似乎总不那么雅，于是文人自嘲式地称篆刻为“雕虫小技”。但又总是抵挡不住方寸之间的那种无穷的艺术魅力，便想出点子说，篆刻的落脚点是“篆”而非“刻”，是学问而非技艺。明末清初之际，当“刻”的技法被文人们普遍掌握之后，大家对“字”的重视特别显现出来。对文字渊源流变、金文刻石的研究，成为篆刻理论和篆刻艺术实践的重点。

        清代徽州考据学的兴盛，代表了清代学术的最高成就。考据学虽不为篆刻而起，但它对金石文字的考证研究，对篆刻艺术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徽州学者做学问，主张重史实依据，解经由文字入手，以音韵通训诂，以训诂通义理，注重考据。朱熹曾说：
        学者观书，必须读得正文，记得注解，成诵精熟。注中训释文意、事物、名义、发明径指、相穿纽处，一一认得，如自己做出来一般，方能玩味。②

        明万历时期，徽州的文人曾撰写了一批文字方面的著作，可视为考据学的发端。歙县吴元满撰《六书正义》12卷、《六书总要》15卷、《六书泝源直音》2卷、《谐声指南》1卷，凌立撰《字镜》4卷，休宁詹景凤撰《字苑》，婺源游逊撰《字林便览》4卷。考据家钻研字学，是为研读经史，篆刻家钻研字学是为辨明书体，两者虽有侧重，但并不矛盾。吴元满同篆刻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前面已经谈到。詹景凤虽没有篆刻方面的记载，但他本人是明代著名的书画家和书画鉴赏家，其孙詹吉工篆刻，有秦汉体裁，想必詹景凤也不会疏于篆刻。明末清初歙县岩镇人程邃，“能识奇字，释焦山古鼎铭，辨其可识者七八十字”。①得力于对文字学的深厚学养，程邃借鉴钟鼎彝器款识和刻石的文字，打破前人所谓大小篆不能混用的清规戒律，“合款识录（按：青铜器铭文）大小篆为一，以离奇错落行之”，②开后世印外求印之先河。明末至清中叶，徽州出现了不少金石文字辑录的著作。主要有江绍前《金石录》20卷，许楚《金石录》，吴玉搢《金石文存》，方成培《金华金石文字记》1卷，巴树谷《蟫藻阁金石文字记》1卷，吴颖芳《金石文释》6卷等。
         虽有金石录，如不识金石上的文字，亦为枉然。乾隆以前，印学界对印章文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古文字的嬗递演变、缪篆与正篆的区别、官和私印章名称考订等方面，对古文字的研究水平并不高，更谈不上借鉴金石以提高篆刻艺术水平。如乾隆四十七年（1782）董洵作《多野斋印说》，谈到古玺时说：

        朱文小印，文多不识，而章法、篆法极奇古，相传为秦印，朱修能定为三代印。白文有边者，文亦奇古难识，末一字或谓是“鉨”。按：鉨，诺叶切，音捻。《博雅》云：正也。《五音集韵》云：小箱也。然则，何所取义？尝取数印审视，左不尽是“金”，右不尽是“尔”，恐未必然。相传为西汉印，二者窃疑之。

         董洵因不懂古文字，无法考证清楚古鉨，导致“鉨”字的读音和释义的错误。考据学家由于精通经史，对古文字触类旁通，往往发印学家所未能发。
         清初歙人黄生撰《字诂》，钻研文字声义之奥。又撰《义府》，详细考论经、史、子、集，辨证精确，开徽州考据学先河。黄生本人也是一个篆刻家，其子黄吕幼时即受庭训，印作遒劲苍秀，有秦汉遗风，为汪启淑刻印多方，被收入《飞鸿堂印谱》。比黄生稍晚的婺源人汪绂，专意以考据治经，涉猎极广，凡乐律、天文、地理、兵制、绘画、篆刻，无所不通。考据学家汪肇龙，少时家贫，13岁进学，初习篆刻，因篆刻而通六书。后来与戴震同学于江永，专治经学。于《尔雅》、《说文》诸小学书及水经、地理、步算、音韵、器物等诸书无不博览涉猎，师友均服其精。游京师，观太学石鼓，于是摹而注释之，著有《石鼓文考》。至于尊彝、钟鼎等古篆、云鸟、蝌蚪文，寓目辄能辨析。曾为汪启淑刻印多方，收入《飞鸿堂印谱》，与程邃、巴慰祖、胡唐齐名，为“歙四家”之一。

        著名的徽州考据学代表人物程瑶田，著有专门的解字著作——《解字小记》。正因为他有着深厚的文字学功底，在为《看篆楼古铜印谱》作序时，对古鉨印文中的“鉨”与“私鉨”进行了详细考证：

        芝山乃复指一事，曰“王氏之鉨”，以谓余曰：若知“鉨”为“玺”之字乎？余曰：然哉！然哉！昔余每见铜章，有曰“某鉨”者，尝疑之，因检《汗简》有之，曰“ 籋 ”字也。箝籋之字，无当于印章。今自芝山言之，是亦“玺”字耳。《说文》玺从土，曰王者印也，所以主土。然则本从土，以玉为之则从玉，以金为之或又从金也。然据《说文》：“玺”，专属之王者，而蔡邕《独断》，则以“玺”为古者尊卑共之，秦、汉以来，惟至尊称“玺”，皇帝六玺以紫泥封之。刘熙之释“印”字，曰信也。所以封物以为验也。亦言因也，封物相因付也。余据二书，以为“玺”，从土者从封省也。既尊卑共之，则王者守土之说非也。今曰“王氏之鉨”，则卑者称“玺”之验也。于是复相与披谱，见曰“鉨”，又见有“鉨尔”者，又见有“尒”者，芝山曰：是何也？余曰：此皆“私玺”二字也。私玺者，卑者之玺，所谓尊卑共之者也。“玺”但用“鉨”者，古文省也。

        程瑶田在这里以古印考证研究印史，确认玺为秦以前印章，并认为是尊卑共之。又从“私”的考证，确认“私鉨”是当时的“卑者之玺”。程瑶田以他精湛的文字学功底，解决了董洵没有解决的古玺问题。程瑶田也是一位颇有成就的篆刻家，为汪启淑刻过印章，被收入《飞鸿堂印谱》。
        由于对先秦文字不认识，篆刻家们在用大篆入印，用古玺形式创作时，往往不得要领，影响了印章的审美意趣。考据学家的介入，先秦文字开始被人们所认识，也为人们认识古玺形式美扫除了障碍，使篆刻艺术创作进入一个新的天地。

        清初至清中叶徽州考据学家介入印学领域及徽州印人印外求印的艺术实践，带动了徽州篆刻艺术的兴旺，产生出程邃、吴麐、汪肇龙、巴慰祖、胡唐、项怀述等一大批篆刻名家。而且影响波及整个印坛，如丁敬有《武林金石录》，张燕昌有《金石契》、《石鼓文考释》等。邓石如得到毕兰泉家藏旧拓《瘗鹤铭》，刻“意与古会”印，跋曰：
       向之徘徊其下摩挲而不得者，今在几案间也；向之心悦而神慕者，今绂若若而绶累累在襟袖间也。

        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丁敬、张燕昌、邓石如后来都成了篆刻大家。金石与篆刻也结下了不解之缘，一度金石也似乎成为篆刻的代名词。

2.徽商对篆刻艺术的支持。
         从明代中叶至清代中叶的三百年间，是徽州商业经济最为发达的时期，同时也是徽派篆刻发展最兴盛的阶段。因徽商的富裕，人们追求风雅，人文风气浓厚。商人利用自己手中的金钱，大量收藏各种古玩字画，为艺术家们借鉴古人的创作经验提供了直接观赏临摹的机会。

        明嘉靖时期著名墨商罗龙文，家中富有，收藏了大量的古董、法书、名画、印章，其子罗南斗又独爱印章，精鉴赏，亦能刻。罗龙文曾为严世藩幕僚，与严世藩同死于西市。家难后，古玩字画尽皆散佚，惟印章由罗南斗保存未失，后罗南斗借以协助顾从德辑钤成《集古印谱》行世。罗南斗的后裔罗逸《题罗公权印章册》称：家延年好文博古，以父内史畜法书名画甚富，故得多见往代金石遗文，其工于印章有自矣。内史任侠饶智，佐明胡襄懋平岛寇有功，至今人能道之。又尝仿易水法制墨，坚如石，纹如犀，黑如漆，一螺直万钱。后坐事见籍，独古印章存，延年益校其精者梓行之，今云间顾氏印谱、海阳吴氏印谱是也。①清代，徽商收藏更富，“休歙名族，如程氏铜鼓斋、鲍氏安素轩、汪氏涵星研斋、程氏寻乐草堂皆百年巨室，多蓄宋元书籍、法帖、名墨、佳砚、奇香、珍药与夫尊彝、圭璧、盆盎之属，每出一物，皆历来赏鉴家所津津称道”，①其中自然也有大量的古玺印章。谈到徽商对篆刻艺术的支持和贡献，我们不能不特别要提到汪启淑。

        汪启淑（1728—1800），字慎仪，号讱庵、秀峰，歙县绵潭人，业盐于浙，侨寓钱塘。工诗好古，收藏甚富，尤嗜印章，自称印癖先生。搜罗古玺以及秦、汉迄至元、明历代印章数万方，又曾于巨珠上刻作篆文，以补诸品未备。相传钱梅溪有汉“杨恽”二字铜印，汪启淑欲得之，钱不许，于是长跪不起，钱不得已，笑而赠之。辑有《集古印存》、《汉铜印原》、《汉铜印丛》、《静乐居印娱》等印谱20余种。他凭借雄厚的财力，广泛接交印坛名人，如林皋、吴麐、丁敬、黄易、黄吕、张燕昌、吴兆杰、董洵、王毂、汪肇龙、桂馥、程瑶田、汪士慎、潘西凤等100余人，邀约篆刻印作，先后收集当时知名的篆刻家作品3000余方，因而编辑厘订，钤印成《飞鸿堂印谱》5集40卷行世，风行一时，成为乾隆时期印坛名手作品的集中汇展。收录入《飞鸿堂印谱》印作的作者，汪启淑又另编著有《飞鸿堂印人传》（后易名《续印人传》）8卷，与《飞鸿堂印谱》一同行世。汪启淑以一人之力，钤拓众多的古印谱，又汇辑钤录当代人的篆刻作品，为印人借鉴古代优秀作品和了解当代印人风格提供了条件，繁荣了乾嘉时期篆刻艺术创作。汪启淑虽为徽州人，但他常居杭州，其飞鸿堂作为浙人的聚会场所，客观上为浙派篆刻的兴起起到了促进作用。

        对一些贫困的印人，徽商也给予了直接的经济支持。歙县人张钧，字镜潭，家世力田，然生而好古，“称贷戚友购觅陈仓、石鼓、禹穴、峄山诸碑，忘餐废寝，昕夕研究而讨论焉。遂兼工制印，刀法即苍劲古雅，殆天赋也”。但自身的贫困使他不能安心篆刻艺术。“有邗沟族人某，雄于赀，重其诚实，延佐理财，镜潭亦藉以少裕”。②由于有同族商人的帮助，张钧不再为生计发愁，终于能安下心来进行篆刻创作，有《镜潭印赏》10卷行世。

        徽商属于一个文化修养水平较高的社会阶层。他们或“先贾后儒”，或“先儒后贾”，或“亦儒亦贾”。做官不成，亦可弄文，吟诗作画是儒商的一种表现，篆刻同样也是商人附庸风雅的一种形式，甚至在商人群体中产生出一些篆刻大家。

        罗南斗为徽商后裔自不必说。金一甫“家拥多赀，乃多雅尚，究心篆籀之学”。①在徽州“家拥多赀”者，一般为商家，可以断定，金一甫是出身商人之家。清初休宁米商汪涛，精真草隶篆以及诸家书法，“铁笔之妙，包罗百家，前无古人”。②歙县人汪芬，字桂岩 ，出身盐商世家，除习科举制艺之外，凡诗古文辞亦涉猎，并喜篆刻。乾隆二十一年（1756），汪启淑“归绵津扫墓，桂岩过存下榻予斋，朝夕相与讨论，时有新意，发人所未发。作诗亦颇清晰。因将大小石数十枚俾刻，并语以考别古文、缪篆。出示所藏古人印谱，而技益进。其印组题跋，亦潇洒有致”。③歙人黄埙因其父在杭州经营浙盐，以商籍补博士弟子。“工大小篆、八分书，画墨菊颇饶幽致，写兰竹则又双管交飞，解悟昔人怒喜行笔之旨。复寄兴篆刻，宗苏啸民、吴亦步，章法、刀法古朴苍劲”。④程瑶田也是出身徽商世家，乾隆十年（1745）曾至杭州应商籍试。其子程培在扬州经营盐业。歙人徐履安为大盐商徐赞侯的侄孙，“工篆籀，人呼为铁笔针神”。⑤歙人两淮盐业总商江春，“以布衣上交天子”，富可敌国，家中收藏甚富，喜延名流，当时的一些篆刻名家均与其有交往，座客常满，极一时文酒之盛。兄弟子侄辈或商或儒，有的擅长诗文书画，有的则精工金石篆刻。如江恂“收藏金石书画，甲于江南”；江昱“工诗文，精于金石”。⑥乾嘉时期歙县渔梁巴氏经商世家，出了巴廷梅、巴慰祖、巴树谷、巴树烜、巴光荣四代五位篆刻家。其中巴慰祖从小就爱好刻印，他说：“慰糠秕小生，粗涉篆籀，读书之暇，铁笔时操，金石之癖，略同嗜痂。”⑦巴慰祖的外甥胡唐，在舅舅的影响和带动下，也酷爱篆刻。由于巴慰祖嗜印，二个儿子及孙子、外甥也好印，不能安心经商，以致到了晚年，家道中落，只好为人作书、篆刻自给。虽然经济上穷了，但篆刻水平却得到了提高，声名流溢。巴慰祖、胡唐同时被列入“歙四家”，发扬光大了徽派篆刻艺术。

3.众多的篆刻创作队伍
       清代印人同明代相比，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文人气息更浓了。何震、苏宣、朱简、汪关、金光先、江皜臣纯粹是以印人的身份立足于印坛，但清代的印人或为官，或为商，或从医，或善于诗，或长于画，或从事经史研究，甚至集儒商医于一身，熔诗书画印于一炉，这样一来从事篆刻创作的人也就更多。特别明末清初是中国画独一无二的表现形式——诗文、书法、印章和图画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定型阶段，故对文人画家来说不仅画要画得好，诗文、书法功底要厚，最好能自己刻印。就是不会刻印，也一定要找篆刻高手为自己刻上几方精美的印章，为书画作品增辉。无疑这对篆刻艺术创作促进很大，清初至道光间徽州涌现出100多位印人，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书画家兼篆刻家，其中程邃、郑 旼、戴本孝、黄吕、汪士慎不仅在印坛名盛一时，在画坛更是誉隆天下。项怀述、巴慰祖、胡唐则是书坛大家，项怀述有“八分一字百金酬”之誉，①巴慰祖隶书被称“有建宁延熹遗意”。②诗、印两栖的大家有汪炳、汪镐京、吴麐等。

        汪炳和程邃跨明清两代，但他们的篆刻创作活动主要在入清以后，是徽派篆刻确立和发展阶段承先启后的两位重要代表人物。

        汪炳，字虎文，休宁旧墅人。明崇祯时，其父和兄均在北京为官，汪炳生于北京。少时读书，过目成诵。其兄精篆隶真草四体书法，是以汪炳于书法特有家学。清兵入关以后，全家南迁，移居杭州。见朱简《印谱》，特别喜爱，于是握刀摹刻，得其意趣。③后来在扬州遇到程邃，谈起篆刻，彼此拿出各自的印谱互相求证。程邃对汪炳的篆刻技艺极为叹服，握着汪炳的手说：“始吾自以为无踰者，今见子，则此事当与子分任之。”汪炳笑着说：“子既以此得名矣，吾又攘其善，吾不为也。”高镜庭酷嗜程邃的印作后，看到汪炳的印作后，前往拜访汪炳，抓着汪炳的衣袂说：“几几乎交臂而失之，吾从此可无须程子矣。”当时浙中的篆刻名手徐念芝闻其名，见其印，亦拜其为师。从汪炳学的还有吴下扬敏来诸人。

        程邃（1607—1692），④字穆倩、朽民，号垢区、青溪、垢道人。歙县岩镇人，生于云间。明末歙县诸生。早年曾入兵部尚书杨廷麟幕中为僚属，因议论朝政，被流寓白门十余年，刚得解脱，又因议论“马士英眼多白，必乱天下”而遭迫害，险些丧命。入清后寓居扬州，专以书画篆刻自娱。博学、多能，工诗善文，书、画、篆刻均有很深的造诣。绘画纯用枯笔渴墨，干皴中满含苍润，简单中富含重重变化，在画界自成一格，是清初画坛宗师。篆刻朱文仿先秦玺印，以钟鼎款识入印；白文精探汉法，刀法凝重。清顺治时，辑钤有《程穆倩印薮》行世。施闰章顺治十七年（1660）作《程穆倩印薮歌》七古一首：

        黄山山人真好奇，性癖膏肓不可治。雕镂文字寿琬琰，虫角错落蟠蛟螭。
        苦心爱者有数子，摩挲只字等禹碑。亦如昌黎推作者，险奥不废樊宗师。
        九月邗关木叶下，山人邂逅同僧舍。自言好古非雕虫，篆籀周秦足方驾。
        诘曲迷离多不辨，相逢十人九人诧。可怜古籍秦火焚，存者如缕金石文。
        峋嵝钟鼎尽奇字，恍惚天矫凌浮云。今人能手类刻木，仰唇俯足徒纷纷。

        岂若山人眼空六书与八分？惊魂骇目天下闻。噫嘻！山人好古不能长得食，何如归老黄山三十六峰之南北。赤文绿字藏其间，风雨千年无剥蚀。①程邃又有自辑

       《印谱》二册，《中和月刊》第1卷第9期（1940年9月）娱湛老人《印林清话（上）》一文载：
         明人程邃字穆倩，号垢道人，性嗜藏印，亦喜雕刻。尝集印谱册页两本。上册古印，下册所治之印，意殆示人以己刻胎息古人。册尾有郑板桥 燮题字，为簠翁旧
藏，曾见于簠翁之孙菊曾部郎陶处。菊曾殁后，上册归津沽孟伯方手。其下册由菊曾之子质于海丰吴氏。事阅廿年，不知流转何许，恐难为延津之合剑矣。

   上册今已不知下落。下册启功先生曾见，汪世清先生说，启功告诉他“程穆倩印谱册，素册十开半，分粘印拓357枚。册页副页郑板桥题二开，册后副页郑板桥题一开半，何子贞题一开。”据说此下册今存文物研究所。

        程邃之子以辛，字万斯，亦能作印，有《程万斯印存》行世。王概《山飞泉立堂稿》有《程万斯印存序》，称程邃“晚年诸作皆出万斯手也，惟吴文禧公能区别之”。程邃的儿女亲家吴山亦能刻印。吴山之子、程邃女婿吴万春篆刻步其岳父法，唯刀法稍弱。

        明清之际，翻天覆地的朝代更换和社会动乱，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处于下层的文人及艺术家由于强烈的民族意识，不愿为新政权服务，无论其思想意识或生活经历，都给他们的创作带来一定的影响。郑旼和吴麐的篆刻创作，就是在这种矛盾和贫困中进行的。
        郑旼（1633 —1683），字慕倩，号遗甦，歙县郑村人。本名旻 ，入清后移日于左，寓无君之意，以布衣终老山林。工诗善画，精于篆刻。郑旼是一位具有崇高民族气节的遗民，在生活极其贫困的情况下，坚持不与官场人士交结，“簪绂中人有愿近昵者，哭拒之，或先避去，虽坚请不出也。饥则以诗画易米，然以金帛干之则必不与，即或成幅亦毁之。”①所著《拜经斋日记》记载郑旼康熙十一年（1672）至康熙十五年（1676）的生活日记，其中经常谈到有关篆刻的情况，如在康熙十一年（1672）四、五、六三个月的日记中记载：
        四月廿二……得颂月联章致于鼎，印章属之仲云，并至一字托录姚公词。
        廿七。画梅竟日。为只承二印章。
        五月五日，午晴。薄醉后，步月理连月月句，仅得六章。
        七日，雨……为只承懒斋印章。

        八日，下郡……过允凝，不值，乃子铭二少款习为篆刻事，出所制相质。
        六月五日……篆“大痴”、“云林”、“章候”、“梅壑”诸印章，盖以饥年少为生发， 亦当慎所施。
       七日，寒食……为昭候二章，祀先。
       十八日。王卜臣贶香索印章。
       十九日。为卜臣印章。
       廿一，雨。为卜臣二章。
       廿五。待米而炊，披雨入镇，二十里淋漓往返，诸事未遂。留卜臣楼头少话，致印章润笔，少济饥渴。
       廿六。再入镇。晨起再为卜臣印章，遂携付之。
       廿九，阴。治诸印璞，竟日为王天章印章，为御周二印章，自欲制用者仍十数方。①从《日记》中我们不难看到郑旼治印的勤奋和生活的艰辛。同时，也得知篆刻艺术在士民阶层已经得到普及，印章如同书画一样，已经成为一般市民的收藏品。
        吴麐（1638—？），字仁趾，歙县人寓居扬州。弘光元年（1645）四月二十五日，其父残遭兵燹去世。其时吴麐年仅8岁，与母避乱金陵，得以幸免于难。母亲毁容教养吴麐 ，亲授《汉书》与《孝经》。成年后学诗于吴嘉纪，复移家扬州。诗余习篆刻以治生，颇得时誉，周亮工尤为赞赏，称吴 “每于兔起鹘落之余，别生光怪，文三桥、何雪渔所未有也”。并说：“予最好雉皋黄济叔、黄山程穆倩印，两君年皆近七十，苍颜皓发，攻苦此道数十年，始臻妙境。而仁趾以英髫之年，遂复及此，其年与济叔、穆倩齐，其所造当十百两无疑也。济叔已矣，同穆倩后先振起广陵，舍仁趾其谁与归？”②吴嘉纪亦有诗赞曰：

        旅舍沽醪重话故，自言篆学攻朝暮。石上吾初运铁刀，镌成人曰如铜铸。
        此艺前推何雪渔，以刀刻石如作书。僻壤穷陬传姓字，残章断迹胜琼琚。
        麐也何君同一里，须知助腕有神鬼。手底灵奇甫著名，疁城车马多寻尔。
        昨日空囊今有钱，籴粮籴菽上归船。辛苦高堂头已白，好凭微技养余年。

         作为书画家，戴本孝、黄吕、汪士慎、项怀述在篆刻上的贡献亦不亚于其在书画上的成就。

         戴本孝（1621—1693），字务旃，号鹰阿山樵，前休子，休宁隆阜人，寓和县。其绘画擅用　干笔焦墨，意境枯淡，形式简远。篆刻以先秦小玺入印，章法、刻法均老道。康熙二年（1663）为冒襄刻有一方六面印，设计独特，有葫芦、钟、方、圆、椭圆等形式，携带方便，构思颇具匠心。

         黄吕，字次黄，号凤六山人，歙县潭渡人。幼承家学，工诗文，精绘事，能书法，擅篆刻。所刻印章遒劲苍秀，有秦汉遗风。每作画成，辄题诗帧首，以自所镌印钤，人谓之具四美。与汪启淑交厚，在为汪启淑刻“天君泰然”印时，边款题赠绝句一首：

        频年多病万缘灰，然习雕虫兴未衰。闻说冰斯今再见，特携新制访寻来。

        门人黄宗铎“篆刻劲秀入古，论印以章法为本，刀法次之。又手摹印章二帙，几与印章无别”。②汪士慎（1686 —1759），字近人，号巢林，休宁人，寓扬州。自幼勤奋好学，多才艺， 诗书画印都有很高造诣。乾隆四年（1739），左目失明，但心志不衰，写字作画，“工妙胜于未瞽时”。并刻有“左盲生”、“尚留一目著花梢”、“晚春老人”、“一生心事为花忙”等闲章，以志其情。篆刻取法小篆，结合汉印结体与章法， 能破能收，自成格局。其章法往往在平稳中求变化，变化中求统一，很有韵味。

        项怀述（1718—？），又名述，字惕孜，号别峰，歙县桂溪人。幼从外舅吴云门学习诗文，吴云门间或自制小印，项怀述亦仿效操刀，不数年即登堂入室，慕名求印者甚众。后以眼疾，不再刻印。乾隆五年（1740）其父去世，守孝之余，又稍稍从事篆刻，并以示族叔项青来。青来精于篆刻，认为怀述篆刻有功底，劝其轻易不要放弃。怀述遂勤于操刀，直溯秦汉，技益进。不久又以左目看不清停手。乾隆二十四年（1759），“复寻旧业作消遣法，手持三寸铁，日与片石共语。闻者咸持石索篆，案上石恒满，闭户据案奏刀砉然，亦不计其工拙也。”并以所作汇辑成《伊蔚斋印谱》和《黄山印册》行世。郑燮为《伊蔚斋印谱》题词：

        追踪两汉入先秦，赖古堂中集印 人；晓风流开下相，波斋穆倩是前身。

        同里有项根松、项道暐、项绥祖俱精缪篆与绘画，与项怀述齐名，曹文埴称之为“南河四项”。

        这一阶段的篆刻名家除了前面提到的以外，还有汪镐京、王毂、孙克述、吴兆杰、方成培等。

        汪镐京（1634—1702），字宗周、快士，号洋湖居士，歙县古唐人。安贫乐道，不求仕进。工诗，精于篆刻。著有《红术轩山水篆册》4卷、《红术轩印范》1卷。随着印章普及和钤拓的需要，对印泥的质量要求愈来愈高。汪镐京对印泥进行研究，著有《红术轩紫泥法定本》1册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行世。《红术轩紫泥法定本》分为“砂要染法”、“艾要红法”、“油要洒法”、“合印色法”、“用印色法”五部分，对如何制作印泥进行了详细叙述。

       王毂，字御軨，号东莲，黟县人。少嗜临池，精鉴赏，访求周彝秦鼎法帖碑版不遗余力。后从事六书研究，爱好篆刻，经常与吴兆杰、汪肇龙一起，探讨六书渊源，切磋刀法急凿缓铸之道，章法、刀法深得古意。黟县现存其“岱峰”石刻手迹。

        孙克述（1700—？），字汝明，黟县人。少有文誉，因科举不得志，遂究心六书，寄情篆刻。经常至郡城同吴兆杰、汪肇龙、程瑶田、巴廷梅一起讨论六书渊源，追踪秦汉古印。章法、刀法高古浑朴，超绝时流。暇时临池学书，以晋人为师。梁巘对其书法、篆刻作品，极为赞赏，曾寄书奖许。

        吴兆杰，字隽千，号漫公，歙县城里人。幼师从同邑吴天仪学习，通六书，精篆刻。性豪侠、诙谐，治印收入多用于购买法书、古物，亦随手散尽。乾隆十五年（1750）春，汪启淑因事归歙，身体欠佳，闭门谢客。兆杰一日直入寝榻，与启淑讨论印事。汪启淑《续印人传》载：

        庚午春，予以事牵，归歙对簿，闭关却轨，谢绝亲朋。而漫公谬信时誉，数叩门欲见。一日直入寝榻前，余方抱疴力疾，与之讨论者竟日。漫公以平生无知己，独许余为赏音。于印章一道，名虽籍籍，然好之者尽如叶公龙耳，惟余识其派别高古，刀法秀雅，迥异时流。相与抵掌欢笑，竟忘忧患中。为余作大小十余印，自具本来面目，颇臻三桥、主臣妙境，绝不类天仪之作。所谓冰寒于水，青出于蓝耶！

        乾隆二十年（1755）秋当汪启淑再次归歙，两人相见，汪启淑认为此时的兆杰印作“更苍老，而各体俱工，于文、何两君外，另开生面”。①按：“吴士杰”系“吴兆杰”之误，同书卷四《王毂传》载王毂“日与漫公吴兆杰、家明经肇隆游”；又民国《歙县志》卷十《方技》亦记为“吴兆杰，字隽千，号漫谷”。兆杰不仅能刻石，而且还能刻金、玉、晶、牙、瓷、竹，款识尤为精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