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德意志音乐看文化爱国主义
《文汇报》2021年7月3日 （星期六）第十二版
从德意志音乐看文化爱国主义
余明锋
“识别德意志人的标志是，在他们那里'什么是德意志’这个问题从未消停过。”（《善恶的彼岸》，第244节）撇开尼采的批判意图不论，这句妙语着实切中了要害，可谓德意志自我认识的绝佳概括。
人们常说，德意志是哲学的民族，这指的无疑是许多伟大的哲学家曾诞生其间。从康德1781年出版《纯粹理性批判》到黑格尔1831年去世，仅就这50年来说，德意志的精神世界已然群星灿烂。可我们不妨借用尼采的揶揄，为“哲学的民族”增添一层含义：这是一个勤于自我认识，可也因此一直为自我认同倍感焦虑的民族。就此而言，其民族性中就蕴含着一层浓重的哲学反思意味。
有趣的是，这个自我认识的德意志故事不仅与哲学史有关，而且还与音乐史有着紧密的关联。《什么是德意志音乐》一书主要就是谈这样一个“音乐与德意志的自我认识”的故事。从巴赫到贝多芬再到瓦格纳，这些划时代的音乐家及其伟大作品无疑有着显著的德意志品格。可音乐这种最为抽象而普遍的艺术语言何以参与了一个民族的身份建构？如何塑造了德意志的自我认同？
《什么是德意志音乐》
[德]迪特·博希迈尔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2021年2月)
作者博希迈尔是著名日耳曼学家、海德堡大学荣休教授，曾任德国巴伐利亚艺术科学院院士、主席，他还曾任西门子音乐基金会顾问委员会主席。作为深通音律的日耳曼学家，他的瓦格纳研究建树尤多、影响尤其广泛。此书对于“什么是德意志音乐”的回答虽然仅仅截取了几个断片，但背后实有一种清晰的问题意识和明确的整体看法。原因在于，作者在2017年刚出版了一本题为《什么是德意志》的巨著，用1056页的篇幅对这个问题做了空前系统的梳理。书中的第十章以“德意志音乐的范式”为题，专论德意志认同的音乐故事。这片波光因此不只是断片，而且是对全景的一次折射。
研究德意志思想和文化的学者常常谈论德国哲学史、德国音乐史、德国艺术史和德国文学史等等，可直到1871年，俾斯麦的普鲁士打赢了普法战争，统一了德意志诸联邦，德国才作为一个民族国家而存在。“一个德意志的民族国家对歌德和席勒而言是无法想象的。”博希迈尔尤其聚焦于席勒来说明这当中的转变。席勒与歌德深入交往的十年，开创了德意志文学的古典时期，构成了魏玛文化的核心。民族国家的缺位，恰恰使得这一时期的德国文人能够以一种启蒙主义的普遍历史观来看待自身的文化使命。博希迈尔指出，这其实还有一个更为具体的历史原因，从1795年《巴塞尔合约》签订到1806年拿破仑入侵，魏玛赢得了十年和平，这十年才为魏玛的世界公民文化提供了空间。不过，早在拿破仑的军队入侵之前，1801年的诗歌残篇《德意志的伟大》已然表明了席勒的转变。事实上，从拿破仑1799年担任第一执政开始，像费希特这样狂热的法国大革命支持者就带着疑虑的眼光在关注局势的变化了。
“拿破仑的崛起就带来了一个转折，这是一种'从对欧洲抱有希望的高昂情绪跌落到德意志民族的文化爱国主义’的转折。”殊为有趣的是，这种“文化爱国主义”的灵魂仍然没有一个现代国家的躯体。所以会有“文化民族”和“国家民族”的区分，这是一个先有文化认同再有主权国家的民族，一个先有灵魂再创建躯体的存在！也正是因为这种分裂，时任巴塞尔大学语文学教授的尼采才会在1870年先以医护助理的身份入伍，随后又担心德意志文化毁于普鲁士的成功。“文化民族”无疑有着创建“国家民族”的热望，可一旦灵魂获得自己的身体，它是否能够支配身体还是反被身体支配，就是悬而未决的问题。尼采预感到，“文化民族”将衰退于“国家民族”的胜利。
无论如何，德意志的民族认同感首先基于那种与“文明”相区别的“文化”概念。文明指政治、经济和技术等社会现实，略相当于黑格尔所谓“客观精神”的领域，英法文明彼时遥遥领先；文化则指思想、艺术和宗教等，略相当于黑格尔所谓“绝对精神”的领域。绝对精神是目的自身，凌驾于客观精神至上，彼时无能于政治的德国人于是在文化中找到了政治的高贵替代物。（参勒佩尼斯：《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音乐何以能与哲学一道构成德意志的自我认识，也就并不奇怪了。
▲ 《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译林出版社出版
▲ 《什么是德意志》,德文原版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