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岁的梁漱溟在谈及过往时说：“行云流水，不足挂齿”
梁漱溟（1893.10.18-1988.6.23），蒙古族，原名焕鼎，字寿铭。曾用笔名寿名、瘦民、漱溟，后以漱溟行世。原籍广西桂林，生于北京。因系出元室梁王，故入籍河南开封。中国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国学大师、爱国民主人士，主要研究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大儒家”之称 。
为什么要谈梁漱溟先生？不是因为他是“中国最后一位大儒”、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也不是因为他出身名门，父亲梁济为国殉道而惊动天下，而是因为梁先生的一生就是一部传奇。他接受的学校教育止步于中学，却被蔡元培请到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教印度哲学；他在北京城出生成长，却一度决意过农村生活，并长期从事乡村建设；他一生致力研究儒家学说和中国传统文化，却也不排斥印度文化和西洋文化；他一生不断追求的两个问题：一是人生问题，即人为什么活着；二是中国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
他为我们留下很多掷地有声又发人深省的话：“在人格上不轻于怀疑人家，在见识上不过于相信自己。”“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我们要看特务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杀完！我在这里等着他！”“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1916年，梁漱溟写丁一篇改变他人生轨迹的文草《究元决疑论》。该文在上海的《东方杂志》五、六、七三期连载，批呼了古今中外诸子百家，独推崇佛法，引起了学术界广泛关注。这篇文章勾画了梁漱溟此后的人生轮廓，即用自己的方法分析问题，寻找自己的答案。刚接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看到文章后，觉得立意虽偏颇，却有独到见解，遂邀请梁漱溟到北大任教。
在北大期间，他先是开设了印度哲学课程，借此弘扬佛法。
梁漱溟对佛学的研究是从少年时代开始的。梁漱溟在北京长大，受家人宠爱，到6岁时还不会穿裤子。他上了4所小学，学的都是初浅的知识。但他一旦开智启蒙，就开始了自我求知之路。14岁时，梁漱溟开始思考人生苦乐问题。他觉得自己的家境尚好，受父母疼爱，却常常苦闷不乐；而家中的女工，天天做饭、洗衣、干杂活，辛苦得很，却并不觉苦，脸上常有笑容。这种思考与佛学合拍，因此梁漱溟拼命看佛书，渐渐通晓佛理。
他的发现佛教和当年的悉达多太子如出一辙。一次，他在街上看见一个拉人力车的白发老人艰难前行。坐车的催他快跑，老人一急，跌倒在地上，下巴渗出的血染红了胡子。梁漱溟后来写道:“而我的眼里也掉出泪来了。”据说从此以后，他一生不坐人力车。佛法似乎解决了一个少年对生命意义的第一次质问，也为他指出了一条不同凡俗的人生道路。
1987年，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成立时，梁漱溟明认自己的轮回：“我是一个佛教徒，从来没有向人说过，怕人家笑话。一个人有今生、前生、来生，我前生是一个和尚。” 他信佛，但他没有礼佛行动，从来没有去寺庙烧香拜佛，他是在自我修养上下工夫。
梁漱溟好布施，他自己的花销少，却经常接济有困难的人。他的方式很独特，送人的钱不用还，但借他的钱必须还。一位友人忘记归还，他曾前去索债。他的观点是“可以与，可以不与，与伤惠'。梁提醒已摆脱困境的借钱者还借款，目的是能够给另一些仍在困苦中的友人雪中送炭。他与萨空了合作办报，给萨空了定的薪水比自己高，因为萨有家室之累，而他自己的薪水虽低，却仍从中拿一部分资助萨空了。
1942年初，梁漱溟从日军的炮火下逃生之后，给儿子写信说道:“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这些言论，也曾遭到了包括熊十力在内的许多人的讥评。但考察梁先生行迹，我们可以肯定，他的这种言论，绝非出于狂妄，也非出于自恋，而是人格的自我期许，是对自我精进时要求。
非常的言论背后，自有梁漱溟达观的牢固基石，他信奉孔子的“仁者不忧”，因此他“乐天知命”。抗战期旧间，袁鸿寿先生在桂林七星岩请他吃饭，饭后在树下聊天，恰敌机在天上扔炸弹，袁鸿寿大惊失色，要躲一躲。而梁漱溟则镇定自若，继续聊天。
既已决定自己将选的人生方向，梁漱溟随之放弃校园，投身中国的乡村建设运动。
1931年，梁漱溟赴山东邹平筹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这个决定基于他对中国国情的分析和认识。他希望政府和百姓的关系从铁钩和豆腐的关系转化为老师和学生的关系。他认为，如果整个社会是由教育所主导的话，那么社会本来可以不必有革命。在邹平，他把整个县政府改为学校，乡学和村学起着教育和行政的作用。学校的老师和校董既是村里的领导人，又是学校的领导人。抗日战争爆发后，乡建运动随之夭折，整个中国向西南一步步撤退。梁漱溟再次选择了非主流的方向：他去了延安。
十年动乱时，那些人将梁家几代收藏的字画被投入火炉，他只是在一旁冷眼旁观。但当有人抱出精装本的《辞海》和《辞源》时，他上前阻止，说这两部书是他向外地学生借的，烧了就无法归还了。可是对方根本不予理睬，轻蔑地说：“不用了，我们有《新华字典》就足够了。”接着，将书页撕开，投入火炉。
94岁的梁漱溟在谈及“过往”时又说：“行云流水，不足挂齿。”
“那是突如其来的，很突然，思想上没有准备。物质上受了点损失，也不是我一家一户，全中国的千家万户都受到骚扰。我的女人吃了苦头，我还好，活了下来，历劫嘛！所有的字画、简牍、图书都烧毁了。这些都是身外之物，没有什么。不过，思想是销毁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