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水之恩（之一）——回忆封明为
“请记得感恩，因为没有人天生就应该对你好。”心田种上了这句真情实感的朴实话语，尽管不知何人所说。
“人生能逢几多春，单骑北上五十年。混迹京城步蹒跚，涉足宦海途艰难。”半世纪的人生历程不算平静但或许还称不上特别坎坷，在我经历过的有限时空范围内，尽心而又费力地导演了一出出小戏。虽然并非每出戏的演出都那么顺利和成功，但终究博得了一些稀稀拉拉的掌声。“百无一用是书生”，这对我在皇城根下毫无背景和靠山的一介书生来说，已足以感到满足和安慰了。我深知，在我手中办成的一件件事，每件事都得到贵人的相助，在我脚下走过的一步步路，每步路都得到前辈的相扶。无以言表，唯有诗文；无以为报，唯有长忆。
令我长忆的贵人太多，其中不乏中外名流高官，但在我脑海闪出的第一个人影却是并非名扬海内外、官居一二品的一位京官，因为他是我的绍兴老乡。尽管他少小离家，客死异乡，然而乡梓之情，拳拳在念。就我所知，他在一生中尽其所能，默默地为家乡多少次出力做事。我要写的这位京官，不是绍兴政府每逢盛大活动必邀光临的孙越崎侄子、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孙孚凌，而是几乎被遗忘在家乡爱情角落的原北京市副市长、北京市政协常务副主席封明为。
上世纪80年代中，大江南北掀起建设四化和改革开放热潮，激活了死气沉沉的江南一隅，唤醒了呼呼大睡的古城绍兴。长期处于与世隔绝环境下的小国寡民，亟需寻求项目，寻访人才，寻觅信息，寻找“关系”。时任绍兴越城区工业财贸局长的大哥谢善骏，以及随他而来的宋裕祥、陈金荣、鲁文成等最早的乡镇企业家，成为家乡给我送来的第一股新风。随着这股新风吹到京城的同时，一股更大的“越旋风”也到达了——绍兴市人民政府驻京联络处正式在京挂牌成立，首任主任李春林肩负重任，不辞辛劳地奔走于京城各地，广为收集旅京绍籍科技人员信息，并终于召集到一群百余人的各行各业人才。正是借助于李春林建立起来的老乡联络网以及联络处这一平台，使我认识了曾经同饮一湖水如今又同在一座城的绍兴人，而其中就有北京市副市长封明为。
在李春林的倡议下，在京绍兴老乡一致赞同和支持出版一本在京绍兴人名录。当他前来与我商量具体出版事宜时，我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书名可取《奉献在京华》，二是主编由李春林担任，我和北京出版社副总编陶信成两人任副主编，三是以我所在的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不收“书号费”。经李春林邀请，名誉主编封明为给《奉献在京华》一书写了题为《奉献在京华是绍兴人的荣幸》的代序言。这是我最早与封明为尚未谋面的“神交”。与封明为的第一次近距离走近是在李春林组织的一次小范围绍兴老乡聚会。出席这次聚会的多是在京重量级绍兴老乡，有封明为、何振梁（中国奥委会名誉主席）、许溶烈（建设部总工程师），我也有幸在应邀之列，而且恰好与封明为是邻座。
封明为与我无论在官职、级别和年龄上，自然均不可相提并论，何况我对这位京城父母官一无所知，焉知他的“官架子”有多大。不过毗邻而坐，沉默不语，似乎显得尴尬。正当我搜索枯肠想以适当的话语打破沉默时，想不到封明为先开口了，他和蔼地问起我的名字、所在单位、哪一年来北京？由此开始了破冰之“旅”——两位绍兴游子的第一次“河边对口曲”。谈得亲切热乎时，我就随意指着坐在前面一位中年妇女的背影问他：“那位一声不吭的女同志是谁？”封明为笑着神秘地回答道：“她是陈希同市长的夫人，也是绍兴人，很少出席公众活动。”就在这次聚会中，我们互留了电话，并约定今后多加联系。
“多加联系”对于封明为来说，或许只是一句应酬之语，而对正坐上国际文化出版公司总经理位置的我来说，却似“如获至宝”般地找到一位贵人。但初次邂逅，尽管席间谈吐颇为投机，却难以预测这位高官是否是一个“见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的人。就在这时候，一家具有浓郁的家乡建筑风格和菜肴风味的“孔乙己酒店”，于上世纪90年代初在东四南大街开业了，餐厅的设计师和首任总经理是“少壮很努力”的封少壮。在欢庆酒店开业的绍兴老乡聚会上，我又一次与封明为相遇，由于他的和蔼可亲，使我有故友重逢之感。此后，我成了孔乙己酒店的常客，并曾在这家门面不大但颇具特色的餐厅宴请过多位海内外名流，其中有中科院院长路甬祥、大作家王蒙、首任驻美大使柴泽民、原驻日大使宋之光、日本日中友好出版社社长中川真一、《英语九百句》作者Cornelius等，而封明为是我邀请最多的一位贵宾。
在我不知深浅而贸然应聘任职的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居然有一个由雷洁琼、费孝通等国家领导人为顾问，秦川为董事长的声势显赫的董事会，董事会的副董事长全是人所仰慕的各界精英，其中有：秦川、丁玲、贝时璋、戈宝权、冯亦代、司徒慧敏、许力以、刘尊棋、毕朔望、李慎之、吴仲华、邵宇、周而复、萧乾、赵寻、钟沛璋、宦乡、高粱、钱三强、康岱沙。这些名流基本上都是文艺科技界的精英，对提高公司名声是不可多得的金字招牌，虽然其中不少人对出版社的成长发展十分关心，但在关键时刻也许远水不解近渴，特别是尽管我们是一家中央一级出版社，而属地却是北京市的管辖范围。为此在调整补充董事会班子时，我提出了邀请时任北京市政协常务副主席封明为担任副董事长。当我惶恐地向封明为提出邀请时，不料他毫不迟疑地一口答应，并许诺说，今后在北京市开展工作遇到什么困难就来找我。
此后封明为经常拨冗前来参加我社一年两度的董事会和重大活动，尤其是以“副董事长”的名义与我一起宴请多位来社访问的外宾。随着关系愈来愈密切和热络，封明为索性把他的前后两位秘书（小康、小李）介绍给我，并当着我的面嘱咐他们说：“以后老谢有什么事要帮忙，你们听他的安排做就行。”他对我的了解和信任，那种忘年交，那番老乡情，令我至今念念不忘。
心中常念家乡，家乡有求总为之尽力，封明为的所作所为，在家乡官员和北京老乡中鲜为人知。北京东四南大街的第一家孔乙己酒店的店址，就是在封明为的亲自过问和鼎力相助下才得以顺利开设的。而在号称“北京21世纪样板小区”的方庄，即使在上世纪90年代，房价就昂贵到每平米八千元，创造了当时的“天文数字”。其时绍兴市驻京联络处急于在方庄求购一席之地，李春林来找我帮忙，我立即给封明为通了电话。听到这一情况，封明为指示秘书小康予以协助，在伶牙俐齿的小康斡旋下，最后房地产商看在封明为面上，将房价降低一半，使联络处仅以每平米四千元的低价买下两套公寓。
当追梦人遭遇梦想家，两颗“梦”的心灵因相遇而碰撞时，往往会发出灿烂的火花。在我十年的出版生涯中，先后与几位“梦想家”邂逅。他们满腔激情的怂恿和宏伟蓝图的诱惑，使我个追梦人与他们愈走愈近，最终促使我们的合作，推进我们建“工”立业、以“工”补文的共同事业。然而没有基础的梦想无异于幻想，碰撞出来的星星小火，不可能燃起熊熊大火，去染红西天晚霞，或者催放满地红花。经过先后多次的尝试和努力，我们终于未能闯进幸运之门，梦想家的梦碎了，追梦人的梦也醒了，留下了遗憾、叹息和对许多热心支持者的亏欠。而封明为成为我亏欠最多的一位恩人。
封明为既是思维超前又是严守规则的领导，在北京干部和市民心目中威望很高，甚至超过陈希同。就我所知，封明为在任期间做了少为北京市民口碑相传的好事，如禁止发展电动车，倡导在大城市以公共交通为主，不主张盲目放行私家车，而位于北京长安街的新政协大楼是更是他一手筹建。因此只要他一出面，北京各区领导都十分尊重。我的好友、台湾老律师段桓，看到与我们公司毗邻之地竟然是包括国子监、孔庙在内的官书院小区，而这块宝地内的低矮平房已经破旧不堪，于是向我提出开发重建的提议，希望我去跑项目他负责筹资。而更吊我胃口的是他的另一提议，即在公司原址上建造一座国际文化中心大厦，建成后可以无偿拨给我们一层或两层楼。其实英雄所见略同，这两块地皮的改造早已在东城区政府规划之中，然而万事俱备只欠资金，如能引来台资他们自然求之不得。于是以东城区住宅建设开发公司为甲方、台湾投资公司为乙方、国际文化出版公司为第三方，先后签署了《关于合作开发建设北京市东城区官书院危改小区2号楼意向书》和《关于安内大街东侧危房改造建设商业及办公用房的意向书》，封明为及东城区区长许海峰等领导都参加和见证了签字仪式。
一事未了又来一事，段桓又相继提出两个项目：改造天伦王朝饭店和在东城区建造一座台资宾馆。人说周瑜是一步三计，孔明是三步一计，我与段桓多年相处中，觉得他就是一步三计的现代周瑜。想法多，点子多，在他眼皮底下，处处都可以捡到黄金点石成金，找到投资赚钱的机遇。不幸的是他自己囊中羞涩，需要摇动羽毛扇以三寸不烂之舌说动有钱的人，而遗憾的是在他的朋友圈中，没有什么大老板。因此尽管他提出的项目一个个都是诱人的香饽饽，最终却都成了够不着的酸葡萄，让我空欢喜一场，更愧对封明为和东城区，不过大家却从未否认段桓的一腔诚意和一片好心。
上世纪90年代，既是改革开放后各地急欲大干快上的岁月，又是因财匮力绌政府急于招商引资的年代。以“外向型”而名声在外的我，也就不能不引起京内一些区县政府部门和外资、外商的关注，希望通过我这一桥梁，促成双方在某些项目上合资合作的成功。在一次浙大校友会会长会上，副会长、房山区最年轻的副区长孙新军邀请我到该区良乡去看一个地方，是我从来不知道未听说过的崇青水库。在北京有水就是景，加山更成金，而在崇青水库及其周围，碧波粼粼，山丘青青，这样的宝地真是难得一遇。“这么优美的风景，然而却是一块未开发的处女地，可惜啊！”我感叹地说。孙新军以期待的眼光看着我，希望我能为之出把力。竖起招兵旗，自有吃粮人。我把消息通过传真分发出去后，立即得到新加坡朋友、一家建筑工程公司的董事长响应。一个“北京日月潭教学、医疗中心”的建议，得到新方和房山区政府的赞同。经过多次传真联系及与新方大连代表几轮磋商，双方的意向逐渐接近，三方（包括我的公司）当即签订了意向书。但如同以往的遭遇一样，在按要求日期投入一部分资金的关键一环，新方失信也失语了，开发计划又一次化为泡影。另一项在良乡镇中心建立一个集三种功能于一体的“良乡温泉休闲购物中心”计划，到日本招商努力后也没有成功。
梦断“日月潭”，梦断良乡城，而我从此就永远终止了我的梦，然而又一次辜负了封明为以及著名的“糖豆爷爷”、“人民科学家”顾方舟的尽心尽力。
对封明为的感恩何至于此，更难忘他曾两度为我“救命”。正是台湾老朋友段桓于1989年初到北京时，向我提出一个关于大陆与台湾服装合资的项目。原来他的“干儿子”张秋吉在台北县开有一家台湾丽仪服饰有限公司，其产品特色是以黑与白的搭配打造时尚穿着主义，秉持自然、活力、新时尚的理念，开创了流行于台湾的少女服饰，而且商品从服饰又延伸至背包、饰品、眼镜等等。段桓向我展示的公司样本，所显示的少女装及服饰图片着实令我眼球一亮，我立即意识到丽仪产品在中国大陆一定会有广阔的潜在市场。这当然是好事，我马上联系封明为秘书小康，请他帮忙找一家服装厂，对象很快找到了，是位于东城区的一家老厂，叫兴华服装厂，主管该厂的北京市民政局副局长李乐兰很重视此事。不过其时鲜见合资企业，而服装企业合资更无先例，不仅办理审批的手续繁琐，而且要获准也相当困难。
1989年底我到香港出差，一天晚上段桓带我到太平山一览香港夜景，当我们站在山顶观赏时，他不禁发出叹息：“谢总，今天已经29号了，眼看这一年马上就要过去，我们这合资公司要是年内批不下来，按规定明年要重新递交申请，又得白白浪费一年时间！”我听了也真不是滋味，连观赏夜景的心绪也被吹散了。这时我借用他的“大哥大”拨通了封明为家的电话。过了两天，已经是31日下午了，封明为秘书来电说：“段先生的合资企业已经批下来了！”这真是踏破铁鞋跨不过，跨过全不费功夫，怎么回事呢？原来封明为接到电话，了解情况后也急了，办事那么拖拉怎能吸引外资发展经济？于是在次日亲自坐镇，现场指挥，终于解决了这一难题。强强结合，办好合资企业应当顺理成章。然而千不该万不该的是，段桓不顾中方以及我的强烈反对，贸然决定让一个宾馆服务员出任台方总经理。另一方面，他没有履约办厂，而是不断指挥从香港丽仪公司非法“倒运”剩余商品来京贩卖。合资企业完全走了样，北京第一家服装合资企业，竟以“总经理”携款潜逃一种不光彩的结局写下了句号，也让封明为的努力成为镜花水月。
又一次我的真正“溺水遇难”是1992年2月23日早上，这是出版社自行举办《编辑部的故事精彩对白欣赏》一书的首发式。我在约8点30分骑车从北向南，猛然看到桥南人头攒动，黑压压的人流堵塞了繁忙的安定门内大街，驶往王府井大街、北京站和崇文门外的无轨104路、108路也都被迫中断行进，一辆接一辆地静候在安定门外大街上，一种不祥之兆油然而生。当我走进公司看到拥堵在大门内外的人群时，真正感到大事不妙了，就奋力挤进人海，声嘶力竭地高叫院内的人来接应我。两位员工把我从人海中救上了“岸”，我在办公室听了发行部主任的简短汇报，才知道这次突发事件起因于演员葛优没按预先约定在公司院内下车，而是当车子在大门口停下等待里面开门时，迫不及待地从车内“蹦”了出来。当他的光头一露出，在原来整齐排队等待购书的人群中，一些追星族犹如脱缰的野马向他飞奔而去，致使长龙般的队伍哗然大乱，人们也随之争先恐后地涌向公司大门。刹那间，仿佛黄河突然决堤，河水淹没了安定门内大街，使大街的交通完全瘫痪。
我们犯了一个十分严重的错误，发行部在举办这一活动前，没有向东城区政府申报备案，因此大街上除红绿灯下站着一个指挥交通的交警外，有关部门并无配备多余的警力。透过办公室窗户，看到大院内涌动的人潮，我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却又束手无策。或许是急中生智吧，我猛然想起了封明为，向他家里打了求助电话。接到我的电话后，封明为立即采取了紧急措施，大批警力在东城区公安局长亲自带领下火速赶到现场，强有力地扭转了混乱局面，购书的人们重新排起整齐的长队。为了表示感谢，我决定将葛优、侯耀华已经签好名准备留下分发给公司员工的图书，全数赠送给牺牲休息时间前来救援我们的交警。临行前，公安局长严肃地对我说：“老谢，明天一早你到东城区政府来听候处分！”签名售书活动总算圆满落幕，按约定我在一家饭店宴请三位来宾，在宴请中看到他们特别葛优谈笑风生的样子，我却怎么也提不起精神。第二天，我带着办公室主任早早来到东城区政府办公楼大厅，忐忑不安地静候召见发落。大概姑念我们常年帮助支持区政府的工作，将功补过，区长在对我进行了严肃的训诫后，只是轻描淡写地要我交一份书面检查，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故，就下了准予放行的命令。宽严相济的教育，虎头蛇尾的处理，令我感受很深。
滴水之恩无以相报，恰好我社与日本日中友好出版社合作出版的一本日文杂志《友好21’》，决定于1992年3月9日在日本大阪举办创刊祝贺会。由于这是国内第一本以民间合作出版的日文刊物，又值正当中日建交二十周年之际，中日双方高层领导对这一文化交流举动十分关切。日方社长中川真一邀请我方派出一个高级代表团参加庆典活动，费用全部由他负责。1992年3月8日我决定以原驻日大使宋之光为团长、封明为为副团长、我为秘书长的九人代表团从北京乘机前往大阪。此前中川社长还邀请黄华夫妇和海南省常务副省长鲍克明前往参加，但在上报审批时未被国家外办准许。祝贺会于9日晚上在中国驻大阪总领馆举行，与会宾客如云，千昌奎总领事、大阪及日本关西地区工商企业界领袖和日本各地的日中友协负责人都前来祝贺，会场灯火辉煌、嘉宾陆续莅临，一片兴高采烈的气氛。其后中川社长又挽留我们游览大阪，曾经作为北京市代表团团长封明为在当年官方访日时，行动很不自由，对于这次出访他显得十分轻松和兴奋，我也为自己的这一“还愿”行动感到欣慰。后来又有一次新加坡朋友邀请我和封明为夫妇访新的邀请，但不幸在这次上报中，对封明为出访的要求遭拒。
在封明为退休之后，我曾两次到与我家不远的他家造访，认识了他夫人张一华，遗憾的是没有给她留下我的电话。75岁的封明为于2005年5月20日逝世，但我却没有接到遗体告别仪式的通知。等我获悉噩耗时，已是一周之后了。我在不胜哀痛之中草写了一首《悼封市长》的小诗并给张一华写了一信：
少小离家老未归，乡音难阻鬓毛衰。
廉而不刿留青史，枵腹从公传口碑。
终日乾乾无寒暑，文山件件费剪裁。
感君对我恩情重，噩耗掀开心底哀。
封主席夫人并家属：
前几天听说封主席不幸病逝，不敢确定真假，更不相信是事实。直到从网上读到《北京日报》的时政新闻，才确信噩耗竟是真的。
感念当年封主席欣然答应担任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副董事长，虽是名誉职务，但他对“国际”予以高度关切、热情指导和大力支持的情景，迄今历历在目。“国际”风光一时，其中包含着封主席的一片深情，一片心血。
为此今天认识封主席、业已从“国际”退休的同志，以及曾与封主席同为“国际”董事会成员等老同志，均重托我给你们写一封迟发的悼信，表达大家对封主席人品、作风的敬佩及对他过早去世的悲痛之情，同时也希望你们节哀顺变，保重身体。
绍兴同乡、原国际文化出版公司总经理谢善骁
2005-5-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