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思一位周恩来、宋庆龄赞佩的女人
近来,一篇《周恩来与宋美龄都佩服的女人》的文章在网上热传,这位女人就是蜚声中外的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吴贻芳先生。读罢文章,感慨万千,本能地勾起了我对吴老的思念。
吴老的大名,我在少时就如雷贯耳。1945年10月,联合国成立。在与会的以宋子文为首的中国代表团中,仅有吴老一位女代表。直面一百几十个国家代表团,她代表中国致辞,轰动一时,被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称为“智慧女神”。名至实归,绝非偶然。
一生不凡,35岁就当大学校长。名作家冰心曾说自己未能成为吴老的学生而深感遗憾。民国时期,吴老几次拒绝出任教育部长,只想全身心办好金陵女子大学。套用当下的时髦话,这就是她的初心。
吴老与邵家的公交私谊,非比一般,是有缘由的。吴老少年时很不幸,16岁时,一月之内,竟连丧父、母、兄、姐四位骨肉至亲,这对她打击之巨,笔墨难述。一生不发怒,一生不结婚,一生少笑容。少时家庭巨变的创痛,实难抚平。
遭此变故后,吴老及一位妹妹,则由姨夫陈叔通先生抚养。而陈叔老与先父邵力子,则是前清浙江乡试的同科举人。二人志趣相投,乃成莫逆之交。直至全国解放后,陈叔老担任政务院(今国务院)副总理,父亲则为政务委员。为社会及国家大事,二老常在政府、政协、人大频频晤谈、切磋。相互过府交游,也是常有的事。
我与吴老初次见面,是1945年的岁末年终,也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一个寒假期间。那是一个晴朗的黄昏,家母傅学文(邵力子夫人,上世纪20年代中期,曾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与邓小平、杨尚昆、张闻天、蒋经国、丁玲、乌兰夫诸公为同学),带领姐姐和我,从南京我家琅琊路的寓所,直奔宁海路上赫赫有名的金陵女子大学。因事先已电话约好,故吴老早早就在学校门口的接待室等候。俟我们一行三人走近学校时,她热情地迎了上来,亲切地与我们一一握手言欢。这次拜访吴老的目的,是想让姐姐进入金陵女子大学附中就读。
站在我们眼前的吴老,是一位戴着金丝边眼镜,穿着得体、端庄清秀、气度不凡的女人,一位令人一见就不由得肃然起敬的大知识分子。自此,几十年来,我与吴老的交往,延绵不绝,从未中断。
时光匆匆,沧海桑田。百万雄师过大江后,吴老除继续主持金陵女大的校务外,又先后担任了江苏教育厅厅长、民进中央副主席、江苏省副省长(分管文化、教育、卫生、体育),以及全国政协、全国妇联中的多项职务。多管齐下,她工作之繁忙是不言而喻的。
1954年春,全国范围内曾有过一次声势浩大的慰问解放军活动,我是在1950年参干入伍的,故也是被慰问者之一。慰问总团在北京,各大行政区设总分团,各省设分团,实施具体慰问活动。江苏省为第四总分团(华东区)第三分团,吴老是副团长。当时的江苏军区司令部在镇江,而我所在的华东军区第三后方医院也驻在镇江,因而有幸在兴建不久的镇江人民大会堂,聆听了她的慰问致辞。坐在观众席上,我再次仰视她那非凡的风采。但因慰问团行程匆匆,不克有机会与她在镇江晤谈,此乃大憾。
尽管见面机会不多,但我与吴老鱼雁往还,信札不绝。笔者手头,至今还珍藏着多封她给我的赐书,留下这一帧帧珍贵的墨宝,永作纪念。书信交往中,有两点值得一提。这么多次信件往还,她从未用过一次省教育厅或省政府的公用信笺、信封,此乃一;给我的信,都是她的亲笔,此乃二。只有一次例外,接我信后,她急着前去南通等地视察,怕我久等,才让她的吴秘书代了一次笔。
吴老寓南京的四条巷的一座小洋楼,她住楼上,吴天石副厅长住楼下。因为她实在太忙,我只拜访了她一次。府中的陈设,与平头百姓毫无二致。四条巷至长江路上的总统府(当时的省政府所在地)不是太远。所以,她上下班时,只要时间允许,大多步行往返,不坐政府配给她的专车。吴老的嘉言懿行,数不胜数,岂是“清廉”二字,所能涵盖?
功高不改忠贞志,权重未移公仆心。公务繁忙时,常常是两个馒头,一杯茶水,就成了她的午餐。稍有闲暇,她就会深入南京街头的小店、摊贩处,了解社情民意,掌握第一手资料。人人为国又为家,她只为国不为家。
唯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初生牛犊不畏虎,在血气方刚之年,我曾不无冒昧且有不知深浅地向她提过: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外出视察、组团之外,可否微服私访。她回信竟说:你的想法很好,今年的“两会”已经闭幕,来年可考虑,云云。
“文化大革命”中,面对这场史无前例的动乱、浩劫,老人依然是敢说敢言,且微词十分犀利。这就是她的正气、风骨和担当。
鲁迅先生说过,他吃进去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和血。吴老不也是如此?
像吴贻芳先生这样一位真正意义上大写的人,是值得人们永远纪念的。
八五叟邵大平于江苏宜兴乡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