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动态 | 新产业技术革命条件下产业规划的十大转变
在当前条件下，产业规划的核心是实现十大转变：从工业单边思维到产业双边思维、从产业体系规划到产业生态规划、从产业分解融合到产业跨界融合、从投资驱动增长到创新驱动发展、从外生线性滚动到内生指数爆发、从空间决定产业到产业决定空间、从你死我活竞争到共生共荣竞合发展、从营造发展环境到优化创新生态、从强调产业规制到强调产业治理、从重高速度发展到重高质量发展。
一、从工业单边思维到产业双边思维
以往的很多地方的产业规划，虽然名字叫“产业规划”，实则为“工业规划”，存在浓厚的工业经济线性发展思维，不仅未能将工业与服务业融合，还未能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融合，更难以实现以创新经济的“增量培育”带动工业经济“存量提升”的发展方针，最终造成产业规划存在对传统工业经济发展路径的严重依赖。当然，这也与产业管理的分工有关，一般而言工业与信息化归工信系统主管，而服务业一般由发改系统进行统筹，各细分领域由不同的部门管理推进。时至今日，我们认为在产业规划上，应该强调在超脱部门、超脱地区、超脱行业的基础上，强化一个地方产业发展的综合性规划，将工业的生产、制造、行业、供给与商业的消费、服务、需求、市场紧密结合起来，将工业与商业、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行业与市场统一起来，不仅要顺应制造业服务化、服务业制造化以及生产即服务、产品即服务、软件即服务，还要给不断衍生的新业态新模式新动能留有足够的空间。
二、从产业体系规划到产业生态规划
过去我们都在强调“现代产业体系”、“现代产业新体系”、“现代化经济体系”，所以很多产业规划也往往冠之以“产业体系规划”。所谓“体系”，往往是什么都有，要有发展结构，要有组织分工，要有一定秩序，几乎是一个相对独立、甚至封闭运行的系统。某种意义上，作为一个国家乃至一个大的地方经济体、城市群，构建一个怎样的产业体系是需要的，但所有的地方都去搞一个产业体系，几乎就成了地方割据，或者陷入了地方保护主义。在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的今天，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更多的是在全球经济分工、区域产业分工找到自身的区域个性，并且形成生态赋能的产业发展态势。从强调“产业体系规划”到强调“产业生态规划”，就是要从一个注重静态的、线性的、串联的、管控的产业体系生成、成长、组织、发展模式与机制，转变为一种动态的、非线性的、并联的、自组织自成长的产业生态生成、成长、组织、发展模式与机制。这种生态，不仅包括不同产业及其上中下游大中小企业之间共生共荣的关系，还包括各类创新主体开放创新、协同发展的关系，具有产业跨界融合、企业协同发展、资源高度聚合、空间服务耦合、开放创新发展等特点。
三、从产业分解融合到产业跨界融合
无论是过去的产业规划，还是过去的产业组织，抑或过去的产业发展经验，都离不开“分解分解再分解”、“集聚集聚再集聚”，其背后的产业发展规律是产业价值的分解融合运动。这其中，无论是产业分解还是产业集聚，带来了两三千个区域性产业集群，带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开始是原生态、自发的产业集聚，要么是专业的空间集聚——强调同一个价值环节在一个地方集聚，要么是空间的专业集聚——强调在同一个地方集聚了相关专业环节，也就是大家说的块状经济，其基本逻辑是产业模块化条件下的规模经济。后来是产业集群，具有产业高度集聚、价值链条完善、企业协同发展、服务配套完善、产城深度融合、综合效益突出等特点，其基本逻辑是产业分解融合条件下、基于物理空间的范围经济。伴随产业运动规律从分解融合到跨界融合，各地各类产业发展需要在规划的源头上强调产业融合、产业跨界，这种产业融合包括技术融合、市场融合、产品融合等等，这种产业跨界是不同产业之间、各次产业之间的跨界，核心是穿透产业链、创新链、资本链、数据链、供应链，促进人流、物流、信息流的资源共享、互联融通、开放创新、优化配置及快速生成。
四、从宏观推拉依赖到根植微观发展
在过去经济工作或者产业工作中，更多的是重宏观、轻微观。也就是说，一个国家或地区很容易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带动与引导下，通过投资驱动带动要素驱动，放宽土地、信贷、税收、环保条件等，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这其中，推动产业发展的，并不是来自企业微观基础的效率倍增、活力倍升、创新迭代，而是以社会投资、政府投资的推手，以及出口、消费的市场拉手。当这种经济增长与产业发展模式走到了一定的阶段，尤其是外部需求不足、内部投资不强的时候，大家越来越重视微观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创新创业活力以及生产的技术构成、制度结构等。几乎可以说，从宏观推拉依赖到根植微观发展，就是从强调宏观基本面的增长到强调微观经营基础的创新与发展，就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到创新驱动，就是从“头重脚轻根底浅”到“根深叶茂”。
五、从外生线性滚动到内生指数爆发
在以往产业规划过程中，我们在产业战略上依然是抓住制造业全球化、服务业全球化发展机遇，遵循承接产业梯度转移与服务外包的产业发展逻辑，在国际产业价值链中往往处于“中间在内、两头在外”的发展格局。这其中，除了强化招商引资的外生发展，即很多企业往往从外贸销售代理起步，然后介入生产制造，再介入研发创新，最后形成“产供销人财物”一体化的滚动发展模式。简而言之，这种“外生线性滚动”，从规划的角度就是典型的制造业全球化思维，更多的是在全球经济的既定分工与产业格局条件下做接受者、追随者。尽管从目前的发展阶段来看，这种产业发展逻辑对于很多欠发达地区仍然是需要的，但很多发达地区需要更加强调内生的指数型爆发。这种“内生”，强调的是从依赖招商引资到依赖创新创业；这种“指数爆发”，就是瞄准新兴产业发展，以新思想驾驭新模式，以新模式架构新技术，以新技术衍生新业态，实现爆发增长。
六、从空间决定产业到产业决定空间
过去的产业规划与产业发展，都是“空间决定产业”，未来需要“产业决定空间”。对于“产业决定空间”及其条件变化，有如下不同方面的理解：一是不同的空间具有不同的资源禀赋，过去的产业发展强调基于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但如今很多地方更加强调“人择优势”以及“无中生有”，尤其是对于发展新兴产业而言；二是产业规划存在项目依赖，产业空间布局受存量的、增量的项目影响，并不能形成更好的布局结构与开发时序，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或者机会主义色彩；三是从物理空间到虚拟空间，打破了产业集群、产业组织、产业生态的传统形态和运作方式，产业属性比空间支撑愈加重要。从这个意义上，产业决定空间，应该成为产业规划中的重要逻辑，更多的应该强调在市场自然选择与政府前瞻布局相结合的基础上，优化产业选择，进而决定产业空间布局。
七、从你死我活竞争到共生共荣竞合
过去的产业发展受“竞争战略之父”波特教授的影响比较多，他的主要理念体现在“竞争三部曲”上，大家都在强调企业竞争力、产业竞争力、国家或地区竞争力。应该说，在过去“世界是干的”，但在当前“世界是湿的”；以前的工业经济是标准化、权威化、中心化，如今的新经济则是去边界、去权威、去中心。如今，由企业或企业联盟组成的商业生态系统成为参与竞争的主要形式，竞争力的研究对象不再仅局限于单独的企业个体，而是发展到企业与其所处的商业生态系统并举的阶段。与此同时，新经济条件下，产业结构变化迅速，企业通过商业模式创新等手段获取竞争优势日益成为企业成功的关键，成本领先、差异化发展等通用性战略受到严峻挑战。无论是企业、行业、产业，还是地区或国家，只有走出“矛盾对立”中的竞争，找到“对立统一”的竞合，才能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种共生共荣、协同发展、开放创新、共同成长的生态发展条件。
八、从质优营商环境到开放创新生态
在过去产业规划及产业促进中，大部分都将营商环境建设作为重要的政策保障或者保障措施。一般而言，“营商环境”是指伴随企业经营全过程(包括从开办、营运到结束的各环节)的各种外围境况和条件的总和，包括社会要素、经济要素、政治要素、法律要素等方面，是一项涉及经济社会改革和对外开放众多领域的系统工程。但从目前来看，营商环境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推进经济增长与产业发展的基础课、必备品，而不是最具有吸引力的地方。从目前来看，越来越多的规划布局开始强调开放创新生态的段位。这种开放创新生态，说白了就是在创新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条件下，实现以产业链上中下游大中小企业为代表的产业生态与以政产学研金介用为代表的创新生态的协同演进与闭环发展。这其中，“开放”是基础，“创新”是灵魂也是目的，“生态”是主线也是场景。
九、从强调产业规制到强调产业治理
在以往的产业规划过程中，很多规划往往遵循产业规制的惯性思维，由规制部门通过对某些特定产业或企业的产品定价、产业进入与退出、投资决策、危害社会环境与安全等行为进行监督与管理，实现政府的某些经济社会公共管理目标。应该说，这些规制更多是针对线性增长、静态管理以及发展不足、创新不足条件下的产业发展，更多的像是在“围堵”。但由于产业的技术生命周期、企业生命周期以及产品生命周期越来越短，以产业规制为代表的围堵法，需要让位于以“产业治理”为代表的疏导法。这种产业治理，更加强调政府、市场、企业、中介之间的开放创新关系与协同创新水平，在科技革命、产业变革、业态创新、模式迭代“大破大立”的条件下，找到各类创新主体共同成长、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变成一个更有动态感、有机的共同治理方式。
十、从重高速度增长到重高质量发展
过去我们一直追求“多快好省”的政策目标，也就是“数量多，速度快，质量好，成本省”。但一般而言，“多”和“快”是联系在一起的，“好”和“省”是联系在一起的，而“多快”与“好省”往往是个矛盾。只有历经“多”与“快”的量变过程，才能进入“快”与“省”的质变过程。同样，在以往的产业规划中，很多地方往往是采用了“大产业、大企业、大平台、大项目”的产业战略导向及组织动员机制，只有规模大、数量多才能增长快。结合当前发展阶段，我们更需要在产业规划的源头强调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即从注重“大”到追求“新”，这便要求我们找到新型的区域产业战略导向及组织动员机制，满足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转变与战略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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