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诗中的“故乡”情
一提到王安石，人们更多地想到的是改革意识很强的政治家，即使承认他是一个诗人，也先入为主地规定了“政治改革家”的属性。一提到王安石的诗歌，人们老是往诗人的政治抱负、社会理想等方向去靠。当然，这并不一定就有什么不对，但至少会对王安石的“诗人”身份造成遮蔽，会对其诗歌的艺术分析发生一些偏离。我更愿意最大限度地恢复王安石的“诗人”身份，有意淡化他作为政治改革家的一面，理解诗人的叙事和叙情。
在诗歌《江上》里，王安石这样写道：“江北秋阴一半开，晚云含雨却低徊。青山缭绕疑无路，忽见千帆隐映来。”不难看出，“故乡”已经隐去了，化为一个依稀可见的影子，而这个影子，既是诗人一生追寻的，又是他终身摆脱不了的。“故乡”变成了一个模糊的、多义的概念，这恰好是王安石诗歌非常高远的旨趣。
如果我们忽视了中国古代诗歌所盛行的意象、象征的传统，忽视了中国古代诗歌所通行的恍兮惚兮、其中有象的路径，就不容易理解王安石在这首诗歌里苦心经营的“故乡”！我们就应该体味得出，一千多年前的王安石在诗歌《江上》里表达出来的复杂感情了。
王安石的《示长安君》是一首离别诗：“少年离别意非轻，老去相逢亦怆情。草草杯盘供笑雨，昏昏灯火话平生。自怜湖海三年隔，又作尘沙万里行。欲问后期何日是？寄书应见雁南征。”在这首诗里，诗人的亲人也成了“故乡”的一部分。
事实上，在中国人的观念里，“故乡”从来不是一个纯粹的地理学上的概念，每个人与故乡的血肉联系，本来就是与亲人的联系，所以处处是故乡，“回故乡”也就成了对亲人的思念、对亲情的咀嚼。
再看诗歌《北陂杏花》：“一陂春水浇花身，花影妖娆各占春。纵被春风吹作雪，绝胜南陌碾作尘。”这是彼在的而非此在的“故乡”，诗人心向往之，同时也有一种淡淡的哀愁。诗歌《书湖阴先生壁》里有两句是“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如此宁静而生机勃勃的景观，无疑属于“故乡”！可见王安石确实是一个大气磅礴的诗人，情满江山，天下皆故乡！
而在直白、达观的诗歌《登飞来峰》里，王安石这样写道：“飞来峰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故乡”成了一种在现实中很难完整地存在的地方，稍显虚无，但世事如此，心里也还坦然。
在诗歌《泊船瓜洲》中，诗人回故乡到瓜洲，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思念故乡南京，从而进入抒情的层次。诗人用诗歌唤醒了长江两岸大地的胜景，此情让读者心驰神往、流连忘返，诗的意义和价值就这样在时间里定格，呈现了“回故乡”的旨归。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首诗歌不仅是王安石本人“回故乡”的标志性诗歌，而且也是所有中国古代诗人“回故乡”的标志性诗歌。从这里，我们可以引出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这就是：在《泊船瓜洲》这首诗歌里，“故乡”是显而易见的，“回故乡”也是直截了当的；而在王安石作为一个诗人的内心生活里，“故乡”一直是一个内隐的、深层的概念，“回故乡”则成了他一生的、同时也是最终的旅程。这在中国古代诗歌里，是一个难得的精神传统。在王安石心目中，诗歌就是一条“回故乡”的道路。
如果说，人生就是“在路上”，那么，对于王安石，人生不是在别的路上，正是在“回故乡”的路上。进一步说，作为诗人的王安石，他的人生历程，出发即意味着返回。《泊船瓜洲》这首诗歌是这样写到的：“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叙事是中国古代诗歌的重要功能，这个功能与抒情一样，从来没有式微过，相反，它一直处于一种茁壮的生长状态。
我们一看到这个诗题，就明白了诗人给诗歌定下了一个叙事域。这个叙事域表面看来是狭窄的、有限的，地点为瓜洲，事件为泊船，其实不然，它的延伸面实际上是挺宽的：有了瓜洲这个地点，一定还有其他地点；有了泊船这个事件，一定还有其他事件。事实正是这样：瓜洲这个地点相反不是最主要、最重要的，而是次要的、提示性的；泊船这个事件同样不是最关键、最核心的，而是作为背景的、引发性的。
换句话说，这个看似狭窄的、有限的叙事域，会不会束缚住诗人的诗情呢？显然不会。诗人的行船停泊在了瓜洲，在船停泊的瓜洲，诗人所有的情感再也受不了瓜洲这个小地方的制约，而是“情鹜八极，心游石仞”。诗人因何到瓜洲，还将去何方？这是这个叙事域的入口和出口，显然，入口和出口是畅通无阻的，从而使诗人获得了表述上的无限自由。
也就是说，在这首诗歌里，诗人的情感无拘无束，心灵自由自在。巧妙的是，诗人的起兴、叙事，就从瓜洲开始，在瓜洲上空游历和漂泊一番之后，再次回到瓜洲。这就意味着，瓜洲作为一个叙事的原点，诗人由此出发，然后返回。“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从京口到瓜洲仅是一江之隔，而京口到南京也只隔着几重山。
诗人在瓜洲停泊，瓜洲的对岸是京口，而京口距离故乡南京只有几重山，无论是叙事语言还是抒情语言其实都围绕着南京。瓜洲作为叙事原点，诗人从这里出发，深度地凝练和控制着情感和语言，没有思维的偏移，由瓜洲想到京口，再由京口想到南京，一个字就开启了一个方向，打开了一个眺望的扇面，诗人站在这个扇面的圆心，故乡恍惚就在眼前。
诗人在简洁的叙事中，既有诗歌的跳跃性，又有散文的叙事功能，诗句在瓜洲、京口、钟山这三个毫不相干的地方中，诗人用一根红线——一根思乡的红线把他们连结起来，虽天马行空，但又自然而然，如行云流水。而这三个毫不相干的地名连结，诗人就在叙事中完成了作品诗意的抒情。
在此，诗的叙事功能显示了巨大的力量。叙事中诗人打通了两层关系：其一是地名和故乡的亲密关系；其二是生命与大地相沟通的关系。第一层关系是显而易见的，也是低层次的，但打通这层关系是打通第二层关系的前提和基础。
第二层关系一打通，诗歌的境界就出来了：在这首诗歌里，大地再也不是冷冰冰的土地，而是诗情唤出的有血肉、生命、体温、感情的土地。疏离感，语言与个体生命的疏离感，不再成为生命与大地相隔离的恶梦，不再折磨诗人苦楚的内心，诗人心灵被诗意地净化和升华。
如果说，在前两句诗句的叙事中，诗人的情感像涓涓细流缠绵不断，那么，后两名诗句“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则汇成了大海。进而，整首诗歌情感的海洋波涛起伏、扣人心弦、感人肺腑，而这大海般的激情被诗人浓缩成小小的两句诗表达出来。
因此这两句诗就包含着丰富的情韵，惊心动魄的内蕴。诗人宦海失意回归故乡，在将要抵达时，昔时的山水、故园之恋和近乡情更怯的心情刺激着诗人，千愁万恨、万般思绪涌上心头，有高度驾驭诗歌能力的诗人，把这万千愁思化为了两句千古绝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是照我还。”诗人在这两句诗中，景激情，情映景，把生命意识与眼前美景自然、和谐地编成诱人的图案，春风又吹绿，明月相伴，在此美境中的诗人回归故乡。
诗句“明月何时照我还”，让我们明白诗人作为一个“兼济天下”的儒家理想的政治家，他的仕途无望时，诗人初始的纯朴的乡恋就弥漫了他的心灵。在诗人创造的诗歌的世界里，故乡是可爱的梦中亲人。
故乡是诗人的亲人，诗歌里的故乡也对诗人有着浓烈的情感，诗人和故乡的情感在诗意中是两两相对的、两两相逢的。乡恋情结，使其灵魂深处坚信爱是两种诗意的相逢、两种梦想的融汇。诗人的诗歌世界不再是孤单寂寞的，而是理想状态的相互期待、相互守候。诗意，使诗人的生命光芒四射。
在诗意的呈现中，诗人没有了生命的无聊屑碎、焦躁烦忙，灵魂沉浸在诗意的暖流中，意识傲翔在幸福的状态里，诗人就走出了庸常、平凡而步入杰出和神圣。由是观之，王安石在这首诗歌里，完成了从政治改革家到诗人的回归。
怀念故乡、“回故乡”在中国文化里是一个很大的母题，故乡是起点，也是终点。叶落归根，是生命的开始，也是生命的结束。诗人伴着明月的回归，是对清朗诗情的激赏，也是寻觅生命的归宿。诗人“京口瓜洲一水间”的期待，还是“钟山只隔数重山”的展望，以及“春风又绿江南岸”的描绘，都是为了“明月何时照我还。”诗人所有的情感，千头万绪，半生的劳碌奔波，风风雨雨，终于有了安生之处，都投向了故乡。
《泊船瓜洲》不像某些言志诗那样，它拒绝虚假的表白、说教、唱高调，阅读这首诗歌，读者对诗人的情感理解已经没有任何障碍，而是使读者产生共鸣，在共鸣中再创造诗歌的意象，使这首诗歌的生命力无限延长。王安石有作为诗人的一面，也有作为政治家的一面。作为政治家他个性坚强，力主变法，希望通过变法达到强国富民的目的，作为诗人的王安石感情柔软而细腻。
他的政治生涯使他的某些诗歌成为有名的“王荆公体”、“半山体”，成为黄庭坚和江南诗派的先导。《泊船瓜洲》是作者的代表作，古诗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面对这首诗歌，诗人真诚的情感感动着我们，让我们正视生存环境，理解欣赏诗歌的意义，在意义中营造和坚守精神故乡。
这首诗歌充盈的激情表达和对美好情感的憧憬，正是我们失落的童真，我们应当在时间里、在诗歌中找回我们自己。这也许是王安石诗歌艺术的重大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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