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年卡是人们在新年时相互赠送吉祥话语的一种文化现象。
我国最早的贺年卡是用竹、木削制成的，曰刺。刺者，“达也”（《文心雕龙》）。“亲者登堂，疏者投刺”（《燕京岁时记》）。投刺，即“不能亲至者，每以束刺佥名于上，使一仆遍投之，俗以为事”（南宋学者周密《癸辛杂识》）。出土于马鞍山三国东吴名将朱然家族墓中的木质“刺”。唐宋时称之为“门状”、“飞贴”，清代被称之为“红单”、“贺年贴”等。到了南宋时，人们热衷于送“门状”，“拜年无论识与不识，望门投贴，宾主不相见，登薄而已，有贴到而人不到者。”到了明代天顺年间，贺年卡大都用梅花笺纸裁为约宽二寸、长三寸的长方形纸片。到了清代康熙年间，又通用红色硬纸质的贺年卡了，因为红色有喜庆、吉祥之意。当时还流行一种“拜盒”，即把贺年卡盛放在精致的锦盒里送人，以表示庄重华贵和恭敬之意。
古代常用的贺年卡有单片、合页、连页等样式，正面上端写收卡人的地址、姓名，中间写些“恭贺新禧”、“万事如意”、“恭喜发财”之类的祝词，背面绘制有山水花鸟、名胜古迹和工艺美术等图案。
贺年卡的日趋广泛使用，尤其在官场中，平日未必相识，元日(元旦)也要望门投刺。北宋江休复在《江邻几杂志》中记有一执政官深苦此事的诗，其中有二句是这样写的：“躁因修贺刺，懒为答空书。”
山水纹拜贴夹（民间刺绣）
至明一代，投刺贺年之风更加盛行。褚人获在《坚瓠集》中也称：只要某人有名气，“素不相识，道路不揖者，而单亦及之。”时人讥为“虚礼”。难怪明代著名书画家文征明写道：“不求见面惟通谒，名纸朝来满数庐。我亦随人投数纸，世情嫌简不嫌虚。”
贺年卡的用之甚滥，也给“投刺者”带来很大的负担。送贺年卡的仆人到被送家的门口喊上一两声，留下贺卡就走。主人闻声开门，送帖人早已不见。杂剧中称“那送帖的比兔子跑得还快。”因之，贺年卡又获得“飞帖”的雅称。故而，有的人家在大门上贴个红纸袋，上书“接福”或“代僮”字样。有的在门前设簿籍（又称门籍）专门登记投帖拜年者的姓氏，以备表示谢意。
在我国的贺年卡历史上，许多老一辈革命家能充分、巧妙地运用和发挥贺年卡特殊的宣传教育、战斗作用，一九一九年元旦，我党早期青年运动领导人之一的恽代英同志，他刚担任中华大学中学部教务主任时，精心制作了一些别具风格、富有意义的贺年卡赠送给亲朋好友。上面除印有“恭贺新禧”几个字外，还有“介绍最良的修养方法，介绍最良的求学方法，介绍最良的练习文字的方法，诸君欲从一月一日起，今日为一月一日矣。”另外还有三条“日记之益”、三条“日记不间断之法”。这样的贺年卡，不仅增进友谊，还催人上进，给收卡人以很好的教益和启迪。一九二0年，中共上海发起组的一位同志，在新春佳节之际，将正在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的战斗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写在贺年卡的背面寄给同志们，人们见了纷纷雀跃惊呼：“共产党的幽灵游荡到了中国！”而国民党当局闻之则十分惧怕：“此烈于洪水猛兽！”一九二二年初，上海的党组织用书面硬纸做成贺年卡，正面用毛笔写上“恭贺新禧”四个大字，背面印了一首《太平歌》以宣传革命，痛斥敌人，唤醒民众。这一万多张贺年卡就像一万多发炸弹一样使敌人惊慌不安，胆战心惊。而黎民百姓见之则欣喜若狂，拍手叫好。这些贺年卡现已成了珍贵的革命历史文物。如今的贺年卡，无论在款样上和质地上今非昔比，可以说是推陈出新并发扬光大，各种各样的贺年卡层出不穷，任人们选择。在每年的元旦春节期间，贺年卡仍然成了人们乐于选购的祝愿之物。再说说选择、书写、邮寄贺年卡要注意的事项。一般来讲，对长辈，应祝愿他们在新的一年里幸福愉快、健康长寿，所选择的贺年卡画面应庄重、色调宜老成一些，以示敬重。对同辈，应祝愿他们在新的一年里，学习和工作更上一层楼，所选择的贺年卡格调宜温馨亲切些；如果是对晚辈，宜选择一些画面开阔、蓬勃向上、有一定象征意义的贺年卡。至于祝愿话语，应因人因辈置宜，对长辈，宜写上祝福的话，对同辈，宜写些相互鼓励的话；对晚辈，则写些勉励希望的话。再就是书写时，字体要工整，要干净，要注意格式。贺词上端要有称呼，下端要有署名（署名时要加上称谓）。收卡人地址、姓名要写全，还要写上对方的邮政编码。不要用红墨水或圆珠笔、铅笔、蜡笔、水彩笔书写，因为民间有用红颜色写信则表示绝交的意思，用圆珠笔、铅笔或水彩笔书写则又显得不严肃，不庄重。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电子贺卡成了人们的新宠，用于联络感情和互致问候，之所以深受人们的喜爱，是因为它传统与现代交融，既有静态又有动态，既有画面还有音乐，既方便实用还有利于环保，深受人们的喜爱。一张小小的贺年卡，里面不仅包含丰富的人文知识，而且还是一种人们表达和维系情感的传统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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