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园：我所知子平与玫珊

赵园先生是河南尉氏人，1945年出生于兰州。196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8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研究生班，与黄子平、钱理群、吴福辉、陈平原等师从王瑶先生，文学硕士。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早先主要关注领域为现代文学，而后转向明清之际士人的研究。

赵园先生这篇文章回忆与黄子平和张玫珊夫妇二人的交往，也是1980年代一种“叙述的角度与方式”。

本文原发表于《文艺争鸣》2020年第三期，赵园先生授权人文笔记发表，照片由赵园先生、黄子平先生提供。天涯杂志经“人文笔记”授权转载。特此致谢！

我所知子平与玫珊

赵园

关于1980年代，有诸种叙述的角度与方式。在我，1980年代除其他种种外，也是交友的季节。此生的深交，都在那十年间。结交不消说各有因缘。即如因平原而结识晓虹。与子平的交往，以玫珊为媒介。2018年研究生入学四十周年，有老同学的聚会。张中带来了一叠老照片。图像已然模糊的老照片上的玫珊，是个小女孩，我们当年共同的小妹妹——只是没有用这样肉麻的说法罢了。玫珊来自南美，同时在北大读本科与硕士，活动的重心更在前者。较之我们这些阅历复杂的大哥哥大姐姐，玫珊如一泓清水，与这个年长于她太多的研究生圈子，只有有限的交集。

读研期间接触并不算多，尤其一对一的交往。离开北大后却有过一段蜜月式的密集通信。同在一城，频繁地书信往来，在我，是稀有的经历。如果我没有记错，玫珊十一岁随父亲移民阿根廷。或因早年所受中文教育，文字有台式国语的和软却不萌（“软萌”），因不合于大陆的规范而别具一格。玫珊兼通英语、西班牙语与汉语，1980年代应是稀有人才。她却不曾利用这一点为自己谋取利益。我每劝她写作，她像是不为所动。由格瓦拉影响下的左翼阿根廷，到“改革开放”后市场化的中国大陆，最初的冲击想必剧烈。有几人会有这种经验！这段经历，很少听玫珊讲到。若以玫珊的文字写来，会大有意趣的吧。她似乎至今没有“发掘”这一题材的计划。令我暗自羡慕的，更是她的生活态度与生活智慧，根于性情，是别人学不来的。

1984年冬 在赵园先生家

与玫珊、子平的同城书信往来，是前互联网时代才会有的故事。回头想来，不知当时何以有那样多的话说。我的书札据说他们还保存着，我却在一次意外中将他们的信毁掉了。的确可惜。尤其考虑到那是1980年代。不可能复制的书写，想必挟了那年代的气息。不记得自己写了什么，记得的仍然是玫珊的修辞方式，率真可爱。我没有保存书信的习惯，或可归为“文革后遗症”。即使那一次没有焚毁，能否保存至今也难说。

因了玫珊，有与子平的交往。我们的专业是中国现代文学，子平则是当代文学，却没有专业的隔阂。那年代当代文学几乎是公众读物，子平的判断力，这个朋友圈子不可或缺。钟阿城生于1949年10月以前，自我调侃说是“旧社会过来的人”。子平生于同年，却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只是遭逢反右，与我有类似的家庭灾难，深重的程度却远过于我。固然有玫珊的中介，子平与我们这些年长于他的人交往，如有宿缘。参加主要由玫珊操办的平原晓虹在学生宿舍里举办的婚礼，与我们同去电影资料馆观影。印象深刻的是，散场后玫珊骑了自行车，如子弹出镗般隐没在夜色中。

朋友中玫珊的通达为不可及，或因了汉文化与异质文化的杂糅。一生经历了跌宕起伏，却将心性保存得如此完好，部分地也要归功于子平的吧。即如不试图改变对方，彼此给与足够的空间。入住养老院前整理书橱，翻出了玫珊开本小巧的《阿力妈妈手记》。阿力是他们的儿子。该书记儿子出生后的点滴。那本小书或许是玫珊译作外仅有的作品。她最好的作品，毋宁说是她的家庭，儿子，尤其她本人。

早在“极简主义”成为流行的符号之前，子平玫珊就过着虽无此“主义”却有其精髓的生活。北大蔚秀园的一小套职工宿舍，一面墙是衣柜、储物柜，所有衣物及杂物尽收纳其中，狭小的室内空间顿时宽敞起来。那自然是玫珊的作品。在香港多年，似乎未曾住过大房子。玫珊告诉我，人不需要那些，够住就行了。没有去过他们香港的居所，想来也如蔚秀园的家，无长物，简单整洁，是玫珊也是两个人共同的风格。

1980年代末赴美后，子平、玫珊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日子。如果我没有记错，去国前在我家为他们饯行，当晚的爆炸性新闻，是美国挑战者号宇宙飞船爆炸。我们离开餐桌看着电视屏幕。不知子平夫妇如何，我有不祥之感。事后证明了发生在遥远大气层的事件与我们无干。劫后重逢，已是子平到香港任教之后。尽管各自染了沧桑的颜色，并不像经历了久别。朋友也者，岂不应当如此？玫珊更清纯依旧，却有经了沉淀后的成熟。宗教信仰对于她，不止于“治愈”，影响到她的生活态度，却又与她原有的气质不无契合。

近些年由香港到北大、人大讲学期间，我和得后偶尔到他们的临时寓所聊天。闲谈而已，玫珊竟听得入迷，说喜欢听我说话，还说那些话没有被更多的人听到，有点可惜。我第一次知道自己平常的说话有这样的吸引力。最后一次与老钱一起参加子平关于沈从文的一课。我准备的内容稍多，挤占了子平讲课的时间，害他只能将自己的课件发在网上，且没有注意到玫珊就坐在教室第一排的边角。

也是近些年，子平一再到台湾讲学或与玫珊一起在台小住。玫珊喜爱东海大学附近的小教堂。我猜想，台湾较之大陆、香港更适于她，她想到的却是，子平在香港有朋友圈子，在台湾太过寂寞。

子平不热衷于交际。无论在课堂上还是在友朋间，涉及严肃的话题，却能因其机智令人解颐，庄谐杂出，似有与生俱来的幽默感。尤其冷幽默。朋友中言谈皮里阳秋、有机锋者，或惟有子平。若生当魏晋，其妙语、隽语、讥刺语，或可归入《世说》的“排调”之目的吧。对不以为然者，以这种言说或笔墨，自然减却了伤害——被读出了更隐晦的意思也未可知。若他们能领略子平的自嘲，当会知道他更苛待的，是自己。自我认知、定位中的清醒，包含了生存智慧。即如以自嘲释放压力。他不给自己悬传世之类的目标。我很理解这一点。身后的事何须理会。当然，没有“传世”的压力，也可能如洪子诚先生所说另有压力。

子平出语警策。《读书》杂志上的一篇《深刻的片面》，曾引发热议。朋友文风互异，有铺张扬厉者。说子平“惜墨如金”，或不免于过。但他的节制，在当代文学评论界，确属罕见。问他留在国内与选择境外的得失，他的说法是，倘在国内，会四处开会、拿红包的吧。节制也出于洁癖。大陆当代文学评论界，较之古代、现代文学研究界，更像一江湖，有洁身自好之难。

子平发来我与玫珊的一张合影，拍摄在1989年。看照片上我的装束，应当拍摄在王先生去世、我由上海返回北京后。老钱、平原夫妇、子平玫珊、我与得后在子平家。同一次拍摄的照片，大家都神情凝重。这张照片上的玫珊，少女般清纯。对比一些年后他们旅美、定居香港后返京，拍在餐桌上的那张，可见十几年岁月的痕迹，尽管后一张照片上的玫珊，依旧眸子清亮，情态温润。

子平去国前发表的当代文学评论，我应当都读过。出版于香港的几本书，读了《革命·历史·小说》。那种有穿透力的文字，仍然只能出诸有大陆背景的学者之手。关于子平的学术贡献，洪子诚先生的评述已足够精彩（参看洪先生《我的阅读史》）。子平的一本集子题作“害怕写作”，据说他的学生笑道，老师害怕写作，还写了好几本，不害怕又当如何。我不害怕却能理解子平的害怕，知道害怕中有对写作这行为的矜重，对学术的敬畏。

子平被人感觉的矜持，应与性情也与早年的境遇有关。他与吴亮，一北一南，用时下的话说，是1980年代当代文学研究的“领军人物”。吴亮辩才无碍，子平则机智犀利，每有今人所说的“金句”，偶或争议蠭起。后吴亮淡出文学评论界；子平虽在境外继续著述，对大陆文化界的影响力不免受限。有朋友曾提到子平出国的得失。我不知子平对此有何衡度。或许认为无所谓得失的吧。

隔了一道浅浅的水看大陆评论家圈子，大陆文学，感受自当不同。处东西文明交汇之地，既有理论敏感又有文学嗅觉，子平对当今文坛、言论场，自较其他朋友熟稔。应对有争议的话题，不像老钱那样直接，笔有藏锋。却也有例外。对某君的驳论，锋刃若新发于硎。有些话是必须有人说的。

倘若没有文革，朋友中晓虹、子平或许会是所谓的理工女、理工男。子平是所在圈子中的电脑高手。电脑普及后，你发现身边有些同行入错了行。因文革中的耽搁，恢复高考时选择了中文。难以知晓他们被埋没的数理潜能如何实现在日后的文字工作中。子平的表述有理论性与感性的平衡。时有华彩，“沉思的老树的精灵”略有“文青”的味道，有时又像是经了提纯，甚至如他自己所说，“铁口直断”。极繁缛与极精炼，并行不悖。

除平原、晓虹在我由中国现代文学向明清之际转场期间向我提供的宝贵建议，对我相关学术工作的支持（如平原编辑《学人》期间，如平原在香港中文大学策划的“今古齐观”学术讨论会），学术交流并非友朋交往的一项内容。与子平则不然。我的第一本学术作品《艰难的选择》由子平命题并撰写《小引》，《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有子平发表在《二十一世纪》上的书评《危机时刻的思想与言说》；我又将这题目用在了平原主编的由香港三联出版的选本上。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的“三十年集”，我的那本《昔我往矣》，书名也出自子平的建议。与子平的文字缘尚不止于此。我曾在一本自己的作品中，写到子平（或许还有玫珊）为了我的一本版本不明的电子书逐页标注页码。没有写到的是，子平为那本百万字的书稿亲任校对。我愧不敢当，也自愧不能。朋友也者，不正是当这种时刻能不吝抛掷时间精力的那个人吗。

为人谋，平原、晓虹的周到，子平、玫珊的细腻，均胜于我，近乎古风。我自问即使好友，至交，也未必能做出如子平的那种牺牲。但也惟好友、至交，你能放心托付。你的那种踏实、笃定，是好友、至交才能给与的。

那天在朗园的对话会上，坐在台下看子平在台上走过，平原示意我看他的步态。因了腰病，较我年轻四岁的子平已有老态，文字却依然年轻，应当与从事的专业有关。生活在年轻人中，我的朋友的心理都应当较我年轻。老钱、平原、子平都适于讲台。老钱的激情，平原的挥洒自如，子平表述中时有的警策，对学生都有足够的吸引力。三位的演讲风格均与其文风一致。钱、陈都像是享受讲课，子平是否如此，我没有把握。听说他在香港也组织了读书会，将课堂由教室延伸到了课外，想必对教师这一职业适应良好。知交中，由学术论，老钱、平原都应无遗憾——已尽其在我。子平似乎还有未尽之才。以他的能力，涉足古代世界应当并不困难。当然这只是我代为设想，子平或许并没有这方面的得失算计。当代文学是他与生活的时代的关联方式，借此长期保持了激情与活力。或许倒是我自己太过功利。回头看1980年代的自己，偶尔的溢出（旁骛），也因学术不构成太大压力，要求你付出几乎全部的时间与精力。进入明清之际即没有了余裕。由这一点看，得失也难以计量的吧。

时间的冲刷中，当年以为志同道合者，有的已是“熟悉的陌生人”，甚至是否真的曾经“熟悉”，也不免可疑。必要的距离是“全交”的条件。我庆幸没有与老钱、平原同在北大。太近的距离会损伤友情。我对此确信无疑。且不要说鲁迅的写刘半农。偶尔查找张爱玲的一段文字，读到了张的写苏青。写身边的人（即使不是至交）如此洞彻肺腑，我做不到，也不敢。可见半个多世纪后人的退化，不过徒然多了肤浅与世故。

与几位朋友的友情有较为纯粹的性质。我指的是不以学术为中介。我并不感到惭愧的是，很少读他们的文字（子平多少是例外），对方也不介意。对人太熟，读人即可。困难时以沫相濡，稍平顺也并不相忘，是一种趋于恒定的关系。在已能望见生命尽头的现在，这种稳定尤可珍视。你知道任何情形下你都不会孤身一人。

2019年岁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