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养猪几千年，为何本土猪越来越少

中国本土猪品种一共有90种，被列入国家级保护品种的数量则有42种，但却已有横泾猪、虹桥猪、潘郎猪、雅阳猪、北港猪、福州黑猪、平潭黑猪、河西猪等八个猪种灭绝，濒危种数24、濒临灭绝种数5，前景十分不乐观。

中国驯化家猪的历史非常久远，新石器时代的先民即开始畜养猪只。目前发现最早的中国家猪遗骨，是位于河南省漯河市舞阳县、距今约九千年前的贾湖遗址，而其他地区也分别独立驯化各地野猪成家猪，因此中国家猪的出现就宛如中国文明一样，是满天星斗式的多元起源。而待古人驯化猪只的技术愈来愈纯熟时，养猪业也随之日愈发达。

例如《诗经‧公刘》提及“执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饮之，君之宗之”，描述的正是周人豢养家猪的情景。还有“豮”这个字，代表的就是阉割过的猪，此字的出现象征古人已能利用阉猪的生长率快、长肉多的特性扩大产能。《易经》中还有卦名曰“豮矢之牙，吉”，正是形容阉猪的性情温和，不会如正常公猪般撕咬争斗，因此为吉。这显示，养猪业的兴盛不仅满足了古人的口腹，也滋养着文学与思想的进展，成为先贤们寓以深意的对象。

到了北魏贾思勰所著的《齐民要术》中，就记载更多养猪的窍门。比方不宜将猪母与猪崽圈养在同一处，因为“子母同圈，喜相聚不食，则死伤”；还有猪只饲养环境也得讲究：“圈不厌小，圈小则肥疾；处不厌秽，泥污得避暑。亦须小厂，以避雨雪”，这对今日某些想节省成本、拚命让猪只挤在狭仄字段中的养猪户来说，仍不失为重要的饲养参考。

中国养猪业在1949年后受益于科技、医药的进展与官方鼓励，有了远迈于前代的成长，尤其在毛泽东于1959年得知河北王谦寺人民公社（今河北省衡水市景县王谦寺镇）通过养猪解决了贫困问题后，便给内部发表了《关于发展养猪业的一封信》，号召“除少数禁猪的少数民族以外，全国都应当仿照河北省吴桥县王谦寺人民公社的方法办理……全国都应大办而特办。要把此事看得同粮食同等重要”，使得养猪业一时之间达到高峰。

不过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养猪业虽然仍很旺盛，但与具有先进育种和饲育技术的欧美国家相比，劣势便很明显。根据统计，1980年代中期时，中国家猪的出栏率仅有77.8％，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且每头存栏猪的产肉量才54公斤，饲料转化率3.5以上，瘦肉率55％，与先进养猪国家难以竞争，既难满足日益增长的国内市场需求，亦无出口优势。

由于外来猪种瘦肉比例高、出栏速度更快，需要耗费更多饲料与时间养成的本土猪种遂逐渐遭市场淘汰，导致许多昔日常见的古老品系竟走向濒危境地，如在1970年代种猪数量高达七万多头的四川雅南猪，如今居然只剩二百余头，比大熊猫数量更稀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