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冠军：我们为什么会焦虑？
【访谈】
长江日报记者：李煦
我们为什么焦虑？
“焦虑指数调查”意义不大
读+：焦虑是不是人类与生俱来？在小国寡民的某个古代，是否也有焦虑？
吴冠军：至少有一派哲学家认为，焦虑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性状况。因为人们是被“抛入”到这个世界，而没有参与这个世界的制度、知识、秩序的产生，这样就会产生格格不入的焦虑感、紧张感，虽然人们在努力学习、适应，但是有太多的东西是陌生的、不由我们支配，常常就会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给你一个措手不及。这种无力感会是加缪说的“荒诞”，也会是萨特说的“恶心”。
很多人对“过去”有诗意的想象，“从前慢、向来痴”，包括一些哲学家，比如卢梭就把野蛮人想象得很高贵，认为他们更加自由，没有焦虑。其实不是的，如果把我们拉回到某个节奏很慢的世界，同样会有焦虑，但是内容会很不一样。今天我们一般不会有直接生存层面上的焦虑，不大会担心荒山野岭、匪盗兵燹、暴病而死；但是在那个时代，这些都是焦虑的内容。
所以，即使转换古今的视角来看，焦虑也是人类无可消除的感受。
读+：那么从空间性来说，在高度发达、确定性很强、福利很好的社会环境里，人们是否仍在焦虑？
吴冠军：仍然有焦虑，只是焦虑的内容和方向不一样。
在当代中国，焦虑的一大部分是来自工作、职业或者就业。在发达国家、福利社会，这方面的焦虑确实少一些。我在澳大利亚求学生活了很多年，很多外国同学博士毕业后并不是急着求职、进机构，而是休息一两年，去旅游、去放松，或者去某个地方呆一阵，找个阶段性的、项目性的工作做一下，总之不是太急。
看上去优哉游哉，可是澳大利亚是精神分析的重镇，如果不是人们有需求，怎么会有发达的产业？
他们的焦虑很多是来自于人和人的交往，人际间的误解与难以沟通，无论是熟人还是陌生人都是如此。在澳大利亚，类似这种焦虑的比例很高，其剧烈程度也绝不会亚于当代中国大城市。
从这个角度说，很多“幸福感排名”“焦虑指数比较”之类的统计调查意义不大，因为它必须事先设置好关键参数，然而真的想考察幸福与焦虑，我们必须去看各自焦虑的具体内容和成因。
从这个意义上说，整个世界都进入到了一个时刻，就是人际交往的能力在退步，也就是政治能力在退步，这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
焦虑源于“知识被剥夺”
读+：从哲学角度来说，我们焦虑的源头是什么？
吴冠军：我想介绍一位法国学者斯蒂格勒（贝尔纳·斯蒂格勒，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中国美术学院客座教授，著有《技术与时间》——读+注）的理论。在我看来，他对当下社会的分析，很好地解释了这个问题。
他提出，现在人们面临着“知识被剥夺”的现状，具体来说是3种知识，对应着焦虑的3个源头。
第一种是关于“工作”的知识，不断被自动化机器（也包括人工智能）所摧毁。无论你是个优秀的工匠、医生、工程师还是棋手，机器都在不断加速地改写你的工作设置，乃至直接取代你。
第二种是关于“生活”的知识，也就是人和人如何相处的知识。这个知识通常不被看到，但是很重要，它被剥夺掉之后，改写了人际规则。以师生之间为例，少数老师做了很糟糕的事，但这个社会却在承受它的后果，千百年来煅铸起来的“尊师重道”被颠覆，从这几年老师和研究生之间的不信任案例就可以看出。夫妻之间也是这样，去年有个女明星，夫妻吵架，她拿刀把丈夫割了几刀，然后复合、然后又离婚，很多人把她作为赞赏的对象，可是你“敢作敢为”不代表你有智慧“处理”彼此相处问题。
还有孩子和父母之间，最近连续出现这方面的负面新闻，不禁让人感慨，人和人之间怎么就那么难以沟通？过去是陌生人之间难以打交道，现在是熟人之间、亲人之间都出问题了。
各种撕裂以后，大家面对伤口也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如何去修复。没有了人和人相处的知识，我们怎么办？很多是交给了“算法”。比如谈恋爱失败，没事，上婚恋网站，它提供比我更了解我的“算法”，帮我找出下一个更适合我的对象。
第三种是关于“理论”的知识，也就是通盘思考、反思的能力。从我们高校来看，这几年报考文科，学哲学、政治学的学生越来越少。其实大学毕业，不代表就是有思考能力的人。
这3种知识被剥夺，构成了3种现代的焦虑，3种焦虑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当代人普遍意义上的精神贫乏。哪怕是一个富二代，家里很有钱，他也会面对自己人生和这个世界而不断滋生无助感。
从这个意义上说，“焦虑”作为我们人类的大问题，在今后的岁月只会越来越加剧；因为世界变化的速度越来越快，事情发生的速度越来越快，我们越来越跟不上，越来越少思考。而且还可以补充一点，能说得清楚缘由的焦虑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那种突如其来的无助、无力、无奈感。
“夸夸群”的出现可以理解
读+：现在出现了“夸夸群”，刚开始是无偿的，后来变成了收费，群主把你拉进去，大家夸你10分钟，10分钟到了就把你踢出去，这是否是都市人焦虑的某种体现？
吴冠军：“夸夸群”我有所耳闻。应该说，本来还挺有意思。通过“群”的方式来建立远距离联结，加油鼓气、应对压力、抱团取暖，是以技术进步来应对焦虑的方式之一。处在不同地理位置、但却具有同质性工作与生活设置的人，能够建立起一些小的共同体，规定这个共同体内部的话语规则、言说方式，这实际上是很有帮助的。我自己也有个小群，天南地北，都是学术界的同行，大家在里面倾吐心声，有时候也互相“夸”。如果是小群，彼此知根知底，有相似的生活要面对，大家有共鸣，互相认可鼓励，那么这种小“夸夸群”，是有益的，或许也是人类自我发明的一种应对集体性焦虑的新的技术。
但是发展到“收费群”，彼此不认识，只是为了钱，给钱我就夸你，那其实就又退回到那种陈腐古老的“利益群”，典型如金庸写过的星宿派，只要你还拿得出钱或权，大家就一概谀辞如潮，如此一来，新发明的意义和价值也就被抹消了。
读+：社会上有放大焦虑、制造焦虑、贩卖焦虑的现象，这背后是什么样的机制？
吴冠军：加拿大学者娜奥米·克莱恩写过一本书《休克主义：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其中提到，灾难成了缓解经济危机的惯用手段，这里的灾难既包括由大自然引发的海啸、飓风、地震、干旱，也包括社会暴力行为。这种把灾难看成市场机会的观念，也可以扩展到焦虑，会有人利用焦虑来进行资本增殖操作。
所以，面对焦虑其实会出来两种应对，A是分析性的、知识性的，B是市场性的、功利性的。它们的区别在于，是在具体情境下对焦虑的原因和机制进行分析从而增加理解，还是把焦虑变成一个“主题”、强化焦虑以兜售“解药”。
以现在火热的知识付费领域为例，我们可以看到：“知识焦虑”被不断主题化后，越来越多的人希望通过付费快速弥补“短板”、让自己强起来。然而那些反思性的理论知识的课程，在知识付费体系里处于相当边缘化的位置，连哲学都必须把自己打扮成心灵鸡汤、能当解药或补药吃的样子才能大卖。而最热门的付费课程，职场攻略、金融学、人际交往技巧之类，都是特别具体、号称能给人巨大实利、马上就能解决问题的“知识”。
面对知识付费怎么判断？任何一种拍着胸脯只要你消费（包括金钱、流量、时间）就可以快速收获解答方案、保证解决问题的课，我称作“一刀流”课程，就是最需要警惕的“知识”。那些反思性的、有知识养分的课程，恰恰都是拒绝拿出包治百病的标准答案的。
如果我们今天访谈的结果，是吴冠军推荐买他的哪本书你就可以豁然开朗、不再焦虑，那请一定在吴冠军这个名字上划个叉。真正治疗性的知识，只会打开你更多的窗口，让你从不同的角度去审视自己的当下生活与当下世界，看到问题的复杂面向，获得更丰富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