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山幼童

第一次看这张相片，我心里涌出“同是天涯沦落人，苦瓜苦藤紧相随”的歌词，眼泪朦胧。这些孩子站的地方，叫关口，我的一个女同学住在这里，她和我妹妹一个名字，我最好的同学（我的班长）住在关口的后面，我到外婆家去，跟九姨学习打柴，就在这门后的山上。可是我与这些孩子时空相错，当我是孩子的时候，他们是中国音坛的大师。

这道木栅门又让我想起苏州的勤惜小学对民工子弟的隔离门,精神境界的衰退岂止半个世纪。

最惨的孤儿是难童，父母在仓惶中离世，儿童在懵懂中失联，身在异乡无依无靠。作曲家田丰写道：“我六岁到孤儿院……孤儿院的生活非常苦，不讲人道，每天吃饭是稀汤，头发长了不给洗，成了瘌痢头，互相传染”。但这个孤儿在青木关交了好运，加入了中国国立音乐学院幼年班，接受“有衔接性之完全音乐”十年制教育，这种教育力量超过了我身边同事、朋友培训乐童的想象，这个下面光脚、上面瘌痢头的孩子竟然敢给《沁园春．雪》配曲，幻化出《何时彩云归》那样的煽情：同是天涯沦落人，彩云飞过大雁追。这种神奇显得《放牛班的春天》只是个童谣，而音乐学院幼年班是首史诗，因为，幼年班不只有一个孤儿，它在青木关收教了100个孤儿，没有非孤儿，没有女孩（因为教父担心女音乐家会像女明星成为社交花瓶），这些孤儿与后来的400个孤儿奔向同一个音乐远方……最终成就的就是中国现代交响乐。

这些人是：

解放军前线歌舞团里全部为专业演奏家和各乐器声部首席。

小提琴家陈稼华成为前线歌舞团团长。

田丰成为中央乐团知名作曲家。

田忠浩任重庆市歌舞团小提琴首席至离休。

中央乐团首批各乐器声部首席演奏员。

中央乐团也被领导了，小提琴家朱信人是党委书记。

张子文是中央乐团的指挥家。

中央乐团各个时期的小提琴首席分别为高经华、张应发、梁庆林、黄柏荣、朱工七担任。

中央乐团各个时期的大提琴首席分别为盛明跃、马育弟、胡国尧。

中央乐团中提琴首席是岑元鼎。

中央乐团中低琴首席是邵根宝、尤奎。

中央乐团长笛首席是李学全。

中央乐团中大管首席是刘奇。

中央乐团中圆号首席是谈厚鸣。

中央乐团打击乐声部长是方国庆。

中央乐团黑管首席是白哲敏。

中国歌舞剧院常任指挥是王恩弟。

中国歌舞剧院有小提琴家刘一沄。

中国电影乐团小提琴首席是顾顺庆。

上海交响乐团有作曲家小提琴家阿克俭。

上海电影乐团小提琴首席是闵乃权。

天津交响乐团小提琴首席是李桐洲。

天津歌剧舞剧院小提琴首席是张应元。

广州交响乐团有胡家华、殷汝芳、闵乃铎、蔡纪凯。

广州民族歌舞团指挥是张绪昌。

兰州敦煌艺术剧院大提琴首席是张锡生。

中央音乐学院任教的：小提琴家博士生导师黄晓和教授、音乐理论兼翻译家毛宇宽教授、长笛王永新教授、双簧管祝盾教授、小提琴家赵惟俭教授、小提琴家李向阳教授、长号胡炳余教授。

中国音乐学院任教的：金湘教授。

中央民族大学音乐系任教的：陆云庆教授。

上海音乐学院任教的：小提琴家郑石生教授、小提琴家徐多沁教授。

天津音乐学院任教的：大提琴家严正平教授。

广州星海音乐学院任教的：钢琴家刘守贵教授。

广西艺术学院音乐系任教的：小提琴家廖冬青教授。

西南师范大学任教的：景宗模教授。

幼年班的筛选制度很残酷，青木关的100个男孩经过考核后只有40名随迁到常州，而常州的500名幼童，只有50名被继续教育，这个学校又迁往天津，最后到达北京。1948年中国第一次少儿乐器比赛，幼年班几乎包揽了全部奖项。其中钢琴一等奖就是刘诗昆，但刘诗昆不是正宗的幼年班学生，是插班生。盛中国也不是孤儿，但他爸爸盛雪是老师，所以他进入了幼童班。

最尴尬的事情是，南京的学生管弦团演出，吴祖强等8名本科同学被44名幼童包围，这令教育部长大吃一惊，吴祖强这位后来的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当时应有感受。后来，幼童班其实就变成了中央音乐学院少年班。

必须要写的最后一件事情是：音乐学院幼童班的教父是音乐家吴伯超，1949年1月27日，因为江亚轮超载，他沉入东海。

伟大的幼年班证明了中国音乐教育的成功，但它也证明了中国影视人的浅薄与有眼无珠，他们只会拍宫剧、神剧、穿越剧，一点题材敏感都没有。作为电影题材，法国的放牛班算什么，青木关的音乐幼童才是经典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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