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曼努尔·列维纳斯：《专名》前言 | 西东合集
世界战争（局部战争），国家社会主义，斯大林主义（甚至去斯大林化），集中营，毒气室，核武器，恐怖主义和失业——这就是一代人的命运，甚至是对那些纯粹的旁观者。
但早在求学之际，我们便惊异于柏格森的“绵延”（dureé）概念所新近引入的复兴前景。我们同胡塞尔一起学会了如何通过探索我们如何思考，来弄清我们所思考的东西：因此，我们避免了心灵未经识别的意向性带来的意义的滑移，并且发现，存在指定了它在我们身上显现的方式。感谢海德格尔，我们的耳朵学会了倾听存在用语言发出的共鸣，这样的共鸣之前还没有被人听过，因此是难以忘却的。这一新的声音将给予我们对存在本身的通达，对意志着非意志的意志的通达，以及对让存在存在的慷慨，即Gelassenheit（泰然让之）的通达。或许，这最后一个术语应该在词源学的意义上（释放/解除/让与，来自拉丁语decapio）被译为法语的déception，因而暗示了déception的直接意思（失望）或许并不是泰然让之（漠然任之）的唯一可能的条件。但我们中间的某些人有其他的理由感到失望。[1]
无论如何，历史的经验在其他任何时候都没有如此沉重地压在观念之上；或者，至少先前的一代人当中还有没谁如此地清楚这份沉重。在我们的文明已经被编入历史的二十世纪，上帝的坚不可摧的石头，我思（cogito）的不可动摇的根基（fundamentum inconcussum），世界的星空，已经在那一秩序里，逆行于时间之流并为当下确保了一个在场。但如今，关于上帝之死的理论，哲学对人性之偶然的反思，以及人本主义的破产——上世纪末就已经喊出的教条——占据了一个决定性的比例。新的焦虑，对语言漂泊不定的焦虑，似乎毫不拐弯抹角地——拐弯抹角是不可能的，或丧失了一切让人信服的力量——宣示了世界的终结。
时间不再用句子的共时性来传达其意义。论述再也不能把事物成功地放在一起。无“所指”的“能指”玩起了一场既无意义也无风险的“符号游戏”。仿佛多少世纪以来一直维持表象之统一的柏拉图式回忆正在成为一种失忆——仿佛无序并不必然地重新确立一个不同的秩序。[2]存在着一种对被指定为有意义的东西的普遍异化——对胡塞尔的“信念命题”的异化；对一种被判定为压抑的逻辑形式之严格性的反对；对不可表达的、难以言喻的、未被言说的东西的痴迷——那样的东西要到局促不安的表达，口误和淫秽的东西中追寻。谱系学作为注释，是同词源学相互交织，并被剥夺了逻各斯（logos）的词语的死尸，从文本的漂移中诞生：这就是处于话语的痛苦断裂当中的现代性，正如其最最虔诚的代表们所目睹的。但现代性正退化为初级的真理和时髦的戏谑。
或许，其言说意指了一张面孔的那些人名——在所有这些通名和陈词滥调当中的专名——能够抵制意义的消解并帮助我们言说。或许，它们将能够让我们在话语的塌落背后，预言某种可理解性的终结，一种新的可理解性的黎明。正在固步自封的东西，或许是一种和词语，和言说的被言说者所维系的存在取得专一联系的理性，被言说者以不变之身份的形式传达了知识和真理的领域，同一个存在或体系的自足同一性一起出现了——这种自足的同一性是完整的，完美的，否认或吸收了表面上违背或限制它的一切差异。这样的可理解性在黑格尔所主张的“同一者和非同一者”的终极同一性当中达到了顶峰，它或许完成并总结了相同性和内在性的哲学，或存在论的哲学。
让·华尔（JeanWahl）在二战结束三年后出版的一本名为《诗歌，思想，感知》（Poésie, pensée,perception）的文集里，给“绝对”一词加了这样一条注释（第253页）：“它首先是关于被分离者的观念。它已经成为了完全者，无所不包者的观念。未被包含者已经成为了无所不包者。我们不是应该返回最初的意思吗？第二种意思不是把我们引向了黑格尔和新黑格尔主义者吗？”华尔试图回到那个在感受、激情和诗歌的紧张中作为分离和超越之物的绝对。
但早在一战结束后不久，加里布埃尔·马塞尔（Gabriel Marcel）就在他的《形而上学日志》中质疑了“关于autarkia，或个人自主的古典观念和显赫价值”：
完美者并非自身自足的东西——或者，无论如何，完美是一个体系的完美，而非一个存在者的完美。一个存在者和它所需要的东西之间的关系，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代表了一种灵性的价值？似乎必然有相互的作用，一种唤醒。只有存在者和存在者的关系才能被称为灵性的……这里的关键是存在者之间的灵性交换；这里不是尊重的问题，而是爱的问题。[3]
这是一个重要的文本，即便里头有很多关于存在者、精神、灵性和爱的东西——这些词语，对今天的口味而言，看似一种僵死的唯心主义的不由自主的口头流露。诚然，它们在马塞尔的晚期著作中随处可见——但又有什么关系？这里的存在者不是对自我的意识；它是同他人而非自我的关系，是唤醒。他人而非自我——那不就是他者（Autrui）？而爱，首先意味着，对作为你的他人的欢迎。那种欢迎能够空手实施吗？我周围人对食物和水之需求的全部意义——把博爱的一切神秘化置于一边——从范畴的平静中迸出并命令它们。这就是一种从相同者到他异者而不压制差异的可理解性之形式。精神首先不再是被言说者。它是总已经敞开了从相同者到他异者之进程的言说，而在这一进程当中，没有什么共同的东西。一种朝向他者的非漠然（非—非差异）！“我”的灵性被马塞尔作品中的“你”所唤醒，而在“我”的灵性下面，聚集了布伯（Buber）和一整套相信自己就是一种对话哲学的哲学，一种（同样及其古老的）新的意指意指着：礼物和献祭。我所谓的言说的非漠然（非—非差异），在双重的否定之下，仍是差异，其背后没有任何以整体形式出现的共同性。所以，既有关系又有断裂，因此是唤醒：他者对自我的唤醒，陌生人对我的唤醒，无国籍者对我的唤醒，即仅仅是在附近的邻人对我的唤醒。一次唤醒既不是对一个人自己的反思，也不是普遍化。一次唤醒意指一种对他人的责任，他人必须得到温饱——我对他人的替代，我对苦难的弥补，无疑是对他人之过失的弥补。一种绝无回避之可能地指派于我的弥补，一种得以把我的独特性作为我自己而不使之异化的弥补，通过我的不可替代，得到了强化。
但在那种断裂，那种唤醒，那种弥补，那种强化中，崭露了一种高于存在论的超越性之神曲。
注释：
[1] 即海德格尔同纳粹的友好关系以及他表面上对大屠杀受难者命运的漠不关心（Gelassenheit：漠然任之）。——英译注
[2] 或许是反对柏格森，见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第三章（Evolution Créatrice, Oeuvres,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70, 694, 1338）。柏格森坚持认为一切的“无序”只是一种不同的秩序。亦见列维纳斯的《哲学著作选》（Collected Philosophical Papers, trans.A. Lingis, Dordrecht: Martinus Nijhoff, 1987, 166 n. 18）。——英译注
[3] Metaphysical Journal, trans. B. Wall,London: Rockliff, 1952, 210-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