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谷子智谋：“站得高，看得远”在商业中的智慧；
站在越高的地方，望得越远
【原文】 其术也，用之于天下，必量天下而与之;用之于国，必量国而与之;用之于家，必量家而与之;用之于身，必量身材能气势而与之。大小进退，其用一也。必先谋虑计定，而后行之以飞箝之术。
【译文】 如果把这种“忤合”之术运用到天下，就必然要从全天下的形势方面权衡，然后总揽全局;如果把这种“忤合”之术运用于国家，就必然要分析这个国家的情况，然后再根据实际来运用;如果把这种“忤合”之术用到某个家族，就必然要衡量这个家族的状况，然后灵活决定对策;如果把这种“忤合”之术运用到某个人身上，就必然要对此人的才能气势考察一番，再量才而用。总之，无论把这种“忤合”之术用在大的范围，还是用在小的范围，其功用都是相同的。在做事情前要先进行分析，然后再实行“飞箝”之术。
鬼谷子所言：“用之于天下，必量天下而与之;用之于国，必量国而与之;用之于家，必量家而与之;用之于身，必量身材能气势而与之。”在某种程度上蕴涵的正是“站得高，看得远”的哲理。
有一句话说：“眼光决定前进的距离，世界上最贫穷的人不是身无分文的乞丐，而是目光短浅的人。”鼠目寸光说的就是一个人目光短浅，永远看不到广阔的天空，当然他就只能固定在这个位置无法向前超越。
有人总是抱怨自己生不逢时，出生时没有显赫的身世作陪衬，没有贵人相助，看样子自己的一生只能这样过了。若是这样想，那么他肯定是庸庸碌碌地过一生，即使机遇在他的面前他也把握不住。
而伟人之所以被称为伟人，不是因为地位有多高、权力有多大，而是因为他不满足于自己现在所处的位置，高瞻远瞩，把目光定格在更高的一层，沿着那个方向矢志不渝地奋斗。是远大目光决定了他们前进的方向。
当陈胜为人佣耕时，他悲叹：“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试想，假若当初他没有把目光投向高处，没有给自己定下远大目标，何以高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成为一代英雄豪杰。
“站得高，看得远”是万古不变的真理。位置的高低不是关键，关键看你有怎样的目光。把目光放远一些，拥有战略性的眼光，才能较全面地认清形势，才能更好地把握前进方向，才能更好地为自己的将来做准备，为自己有更宽广的眼界做铺垫。
在现代商业生活中，大凡成功的企业家，在决策时也都会着眼于企业发展的战略目标。红顶商人胡雪岩说过这样一段话：“如果你拥有一县的眼光，那你可以做一县的生意;如果你拥有一省的眼光，那么你可以做一省的生意;如果你拥有天下的眼光，那么你可以做天下的生意。”
高瞻远瞩，摆脱现状，超越自我，方可提升自我，最终达到自己的终极目标。
公元前202年，刘邦战胜项羽，平定天下后，面临着应该定都何处的问题。由于跟随刘邦打天下的多是洛阳周边的人，因此文臣武将们纷纷建议定都于洛阳。
娄敬是齐国的一名戍卒，当时被发往陇西(今甘肃一带)戍边。经过咸阳的时候，他听说刘邦要定都洛阳，就托同乡虞将军，经几番曲折，面见刘邦，大胆问道：“听说陛下有意以洛阳为京城?”
刘邦坦白回答：“的确，我有这个想法。周朝定都洛阳，拥有天下数百年，兴盛一时。”
“陛下，您有所不知啊，其实定都洛阳有相当大的危险性啊。”娄敬非常忧心地说。
刘邦一听，连忙问道：“哦!这又怎么讲?洛阳南向洛水，而且还有充足的粮食，这难道不是个定都的好地方吗?”
“周朝建都洛阳，是靠德政感召人民。周朝鼎盛时期，四方归附，万民臣服，然而衰败以后就不能控制天下，不是恩德太少，而是形势太弱。”娄敬解释道。
听了这话，刘邦开始思索，并示意娄敬继续说下去。
娄敬继续说：“陛下自起事以来，大战70次，小战40次，洛阳已经是疮痍满目、伤痕累累了，与西周兴盛时的恩德不能同日而语，在这样一片无险可守，荒芜贫瘠的土地上，怎么能建起一座坚不可摧的都城呢?”
刘邦谦虚地问道：“那依先生之见，我应如何呢?”
娄敬直言道：“依我看来，不如建都于西安。关中土地肥沃，百姓富足，再加上有高山被覆，黄河环绕，四面边塞可作坚固的防线，即使危机出现，也凭险可守，免于身陷重围。”
听了娄敬的话，汉高祖觉得很有道理，便找一向非常信任的张良商量。
张良深思了一会儿说：“洛阳确实有一些可以防御的险阻，但是周围的地区太狭小，只不过数百里，不是用武之地!而关中左边有崤函，右边有陇蜀，再加上广阔的沃野，可以说是天府之国。如果诸侯有变，便可顺流而下，有充足的物资可以供给前方，娄敬确实说得很有道理呀!”
张良的话坚定了刘邦建都西安的犹豫，立即下令：“即日驾车西入关中，并决定以长安为京都，开始有计划地建设。”
后来，刘邦战胜英布等谋反诸侯的事实证明了当初定都关中的正确。他感慨道：“最早主张建都在秦地的是娄敬啊。”于是，便赐娄敬改姓刘，给他加了官晋了爵。
那些主张建都洛阳的文武大臣们，或为了一己的私利，或只着眼于洛阳一地形势，建议定都洛阳。而娄敬和张良提出了“建万世之安”的国之大计，他们对天下政治、经济大势做了全局性宏观分析，从而定不了高瞻远瞩的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