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关系，我们都在学着对抗生命里的“无意义”
01.
在存在主义危机面前，
我们都一样
前段时间，豆瓣上有一个热议的讨论贴，“能接受孩子上不了大学吗”“能接受孩子工作不如自己吗”，大部分声音都表示：“不能”。
帖子里还有一个有投票，结果并不太让人意外——许多参与讨论鸡娃与教育焦虑话题的，是没有孩子、甚至都没有结婚的年轻人。
这似乎已经成为了当下的一种症候群，整体性的过分紧张，以及与于对久远的、巨大不确定性的害怕。
既渴望逃离当下，又焦虑可能失去的机会；既对未来能获得什么深感不确定，又害怕太早被限定进自己未必想要的生活之中；讨厌重复与单调的疲惫，又只能通过重复努力去交换未来；总在躁动试探，也总在不安与惶惑之中。
甚至于，拥有了再多的知识和技能，也很难减轻焦虑、带来更多意义感，只得用忙碌或逃避来回避内心的疑虑。不停地努力解决可能发生的危机，但远方的危机似乎总是源源不断。
心理学上通常认为，当人们开始厌倦身处的环境，丧失自我价值感，内心充满不确定与疑惑，陷入对生命意义的质疑时，就可能正在遭遇这种存在主义危机（Exitential Crisis）。
之所以被称为“存在主义”的危机，是因为与它相关的所有痛苦与追问，背后都直指哲学意义上的人与世界的核心问题：“存在”。
西方哲学从最初的源头就追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东方哲学诞生之初的经典作品，《周易》和《老庄》，也在关心人在天地间的位置与价值。
西方文学中最著名的追问，就是《哈姆雷特》的那句“To be，or not to be, that’s a question”（多译为“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To be”在英文中即为“存在”之意 ，这也可看作是存在主义危机的经典发问：“是否有必要继续存在下去？”
在哲学上，海德格尔认为：“'存在’既是最明了的概念，可也是最晦涩的概念”，它始终是哲学最根本性的追求，因为它是我们对自身与世界感知的边界。可以说，一切涉及到自身和世界关系的追问，都涉及对“存在”的思考。
让我们设想，曾有一位在田野间劳作的农民，他没有读过书，不知道任何抽象意义的“存在”概念，只是总担忧被战乱波及，忧愁每年的粮食产量，伤心服兵役的儿子一去不返。这时，常年郁郁寡欢的他像往常一样，叹了口气：“这日子何时是个头啊” 。
于是，他和哈姆雷特一样，都在喟叹自身存在相关的烦恼。其实，在存在主义危机面前，全人类的个体身份差别并不大。
人类日常对自身存在的感知主要来源于：时间感、空间感、自我价值，以及存在本身。存在主义危机的发生，往往源起于人们留心到生活中各种可能性的丧失，各种不自由与不可控。
于是，各类型追问的母题就出现了，比如：“我为何必须生活在此时此地？（始终无法解决一些麻烦，想离开又暂时不能）”，“我为什么必须服从某些道德规训或追求某些东西？我真的需要这样做吗？（无法表达真实的感受或改善境遇）”，“我为什么要出生？（当下的一切，好像既没法怪谁，又没法摆脱）”。
这些母题追问，就分别直指上文提到的典型表征：时空感困惑、价值感迷失、存在本身的合法性。
存在主义危机在不同人身上会呈现不同的具体表征，比如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有什么人生意义的“空心病”；心理年龄过早“老龄化”，对一切都不太在意；明明事情也在正常推进，却时常有失去次序感和掌控感的惶惑与不安；长时间的苦闷与孤独，却没有能力或动力去挣脱现有的泥淖……
任何个体，当生命遭遇无可抗拒的挫折或外部侵害时（心理学中称为之为境遇性危机），人生陷入发展瓶颈或注定开始走向衰退时（心理学中称之为发展性危机），都会遭受心理创伤。
比如，人们会有种“不得不如此”的境遇，无法摆脱束缚感。“自由”或“无限的未来可能”，便成为了一个空虚的概念，不再能激励他们。
当这些创伤长期存在，就会增强人们的无力感，当人开始感受到无法摆脱的空缺、失落与痛苦，对自我存在本身深感不适，便陷入了存在主义危机中。
02.
危机过后，是转机
从历史长河中来看，任何年代的任何人，都可能遭遇存在主义危机。不过，在特定的历史年代，比如经济发展相对饱和的时期，或社会快速转型时期，社会更容易集中爆发存在主义危机。
魏晋更迭之时，司马家重新祭出孝治天下的文化，更改曹魏择才不拘的模式；同时极力压抑与曹魏皇族有瓜葛的各类世家子弟的发展空间，甚至不时血腥屠杀不合作者。
长久压抑无力的情绪，便蔓延在当时的士族之中，整个时代，则藉诗歌、音乐、玄学清谈来回应这一切。
据《晋书》记载，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本有匡扶天下的志向，因身处朝代变革，名士很少能自我保全，于是就常常醉酒不理世事。
天网弥四野，六翮掩不舒。随波纷纶客，泛泛若浮凫。生命无期度，朝夕有不虞。 阮籍《咏怀》组诗
即意为：茫茫天地网牢一切，鸟儿也无法飞离。只能随波沉浮的人们，就像水鸟一样飘荡不息。生命已无法预期，总有不知何时降临的危机。
它精确地呈现了遭遇存在主义危机的人所面临的困境：长期无法摆脱的愁闷彷徨与忧心忡忡。这种生命意志对生存悲剧的觉察，让《咏怀》组诗，从诞生起就获得了广泛的回响。比如，其中一句诗，被后世李白化用为“六翮掩不挥”，用以表达抱负无法施展的苦闷。
十八世纪时，当启蒙主义思潮在欧洲全面冲刷旧的封建制，浪漫主义早期（也就是狂飙突进时期 ）的西欧青年们，一方面自由意志开始觉醒，另一方面更被现实世界无法提供出路的事实所压抑。
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就反应了当时年轻人的这种普遍困境，它风行一时，甚至不少人效仿维特自杀。同一时期的戏剧、文学作品，也大多有青年在现实中失败碰壁，以决斗自杀来终结生命的剧情。
直到三十年后，歌德在《浮士德》中，仍然要尝试处理浮士德无尽地学习一切外部知识，也无法找到生命价值的危机。
因此，存在主义危机总是伴随着信仰危机与时代急剧变化而发生。结合不同的历史语境，存在主义危机的具体症候各有不同，但是贯穿其中的一些生命体验与情绪，却能穿越时空不断地被人们所共情。
从另一方面来说，人类文明绵延至今，始终都会因为种种具体麻烦，而不停追问自身的存在困境。
我们也能看到，不管是魏晋时期所诞生的文学与思想，还是浪漫主义过后的种种思潮，很多一时一地的集体症候，反而促进了新思想和新文化的诞生，而随着时代发展、语境改变，集体性的存在主义危机也会暂时消退。
回看历史，或许能让我们稍稍宽慰自身，可以相信有一些在当下看似无解的问题，随着时间演进，总会迎来转机。
03.
当代人无处安放的“存在”
现代，东西方都进入了世俗社会，古典时代许多关于生命的古老信仰，纷纷退出历史舞台。但大多数人在告别了宗教束缚的同时，对于生命存在的终极期待也丧失了。于是，这些能够安抚生命的情绪出口，也一并消失了。
比如，今人大多已不信轮回往生，那么魏晋时期的游仙诗，就只能让我们体会古人的生命意志，而无法真的期待存在一个仙人世界，来安慰当下的遭遇。
在西方，许多人渐渐对基督教不再虔诚，《浮士德》式的救赎、《神曲》式的希望，在他们眼中只能是个飘渺的比喻，而不再是真实可感、可以降临在自己身上的生命奇迹。
而当过往信仰与宗教性的安慰已经被技术祛魅，人类的新问题就只能寻找新的回应。
和人类历史上许多生命直接受到威胁、生存压力巨大的时代不同，得益于技术的发展，全世界大多数中等以上国家的人民，在较长的时间里的主要威胁不是迫在眉睫的生存问题。（当然，疫情是个巨大的例外。）
当下的集体焦虑，比如竞争压力大，担心阶层下滑等，都是时代语境造成的具体发展困难。
这些发展困难如何冲击个体，项飙讨论过许多。他讲述了很多不断迁移的人们居无定所，不断受新的文化席卷冲击的感受。
以及当下人人讨论的“内卷”——绝大多数人都在经历的竞争压力，在经济发展放缓，机会有限的情况下，太多人争夺相近的岗位，社会整体内耗很严重。虽然没有进一步给出太多解决方法，但项飙的明确剖析，已经足以引发广泛的共鸣。
学者韩炳哲，在《倦怠社会》中则提出了一种新的概念：“肯定性暴力”，用以指出当代文化普遍存在着的对个体的压抑，这是作者对上世纪新自由主义以来，“人总可以成为自己想成为的样子”的反思与批评。
正如《倦怠社会》的导言所说的那样：“生命变成了生存，生存导向对健康的狂热崇拜，健康带来了疾病和僵死。失去了死亡的否定性，生命自身僵化成为死亡。”
韩炳哲直指当代社会过度生产、个体超负荷工作、信息爆炸过载的问题，分析了一个过度“肯定”的社会，导致个体被追赶着进行过度追求的过程中，机能梗阻、精神免疫失效的情况。
理性地对比，人类集体所能创造出的巨大成绩，总能彰显出个体可作为的微不足道。如果我们情绪上能接纳：归于集体的伟大成就，并不等于我这个个体必然做到什么、获得什么，或许还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但我们的流行文化和语境，无论是为了刺激大家的消费，还是延续了个人英雄主义的叙事，总在给我们展现一个幻境：你通过自身的努力，就能过上这个时代某种美好的生活。它潜藏了这样一个逻辑：你也必须通过自身的努力，去过上这样的生活。
于是，当普通个体站在巨大的集体成绩面前，便更加容易体会到无力，不知自身的存在，将被如何嵌入这个集体史诗的叙事。换句话说，肉眼可及的其他人在过怎样的日子，就会成为巨大的潜在精神压力，逼着自己不能停下脚步。
因此，当代社会存在主义危机具有一个显著的表征：无所依从的流浪感。
在为了生活不断奔波的过程中，人们一方面直观地体验到当代文明创造的一切便利，能通过发达的媒体了解到社会的显著变化与国家的发展水平，能围观到大多人的生活，有一种“看见”一切的幻觉。
但同时，他们个人的发展机会，经常仍受限在眼前。比如，在今天，大多数的本科毕业生，会发现自己无论是找工作（面试企业或者考公）、继续升学还是出国，都面临着很大的竞争压力。
当然，放眼全世界，人们对失业的恐惧都在增加，随着疫情、全球范围内资本主义的生产布局等原因，今天全球经济的发展放缓，意味着新企业崛起的机会减小，普通人在现实中一朝咸鱼翻生的机会，也等比地减小。
如果对比大航海时代，西欧的水手勇敢驶向广袤未知，充满危险的大海，去追求梦想中的黄金。我们会发现，那时的他们过着更糟糕的生活，却更有奔头与激情。
因为今天的我们，已经大致清晰地知道自己未来发展的边界，普遍无法对未来抱着充分的勇气和希望。“存在”本身，就在煎熬着我们自己。
由于时代留给个体的机会很小，年轻个体的容错率很低，人们就会整体上不得不通过不断地追逐外物，来填补暂停时的焦虑。但就像贪食性的厌食症患者，不是真正饿了想吃，却又暴食得停不下来，过后还经常会产生心理性的恶心感。
但这些，却又往往都不是大多数人真正需要的，长期处在这种的环境氛围中，就很容易怀疑自身存在的价值与合理性。
不停地为了学习与工作迁移自己，为了生活、长期忍受温水煮青蛙般的煎熬，正是当代人无所依靠的流浪感的根源。
04.
我们仍然拥有希望与可能
当存在主义危机进一步严重时，它甚至会出现种种病理性的症状，比如抑郁症、焦虑症、双相情感障碍等。现代临床心理学在针对病理化的焦虑症与抑郁症有很多治疗手段，比如通过药物影响神经系统，通过心理咨询缓释压力和转移注意力等。
这些治疗本质上都是对人的感受系统施加影响，它们并不能一劳永逸地在源头上回应生命价值感的哲学意义，也无法直接解决个体生命语境中真实存在的困难，所以，很难彻底解决存在主义危机。
很多时候，人们只是暂时性地放弃与危机感的纠缠，或者尽量一边与之纠缠、一边继续辛苦地维持生活，保持一个脆弱的平衡。
拉康告诉我们，许多我们平常不会去清晰思考的无意识，都包裹着我们的行动 。
比如，我们许多人，在成长期都经历过“你必须听话”的服从性测试，经历过“只有成绩好，才有要别的东西的机会”的现实冲击，以及种种畸形而控制的爱。
这些文化规训深埋在我们的无意识之中，让我们很难摆脱对权力系统的依赖，很容易陷入“反抗权力-获取权力”的怪圈。因为，施加权力影响，往往是父权社会的历史遗留在个体身上的一种行动本能。
这些，都不是简单靠批判几句“社会达尔文主义”就可以解决的。
因此，向着意识的底层前进，觉知自我，去感受和识别自身被哪些文化影响裹挟，是缓慢、艰难，但又可能是最为有效地消解存在主义危机的个体方向之一。
如此，才有可能从接纳自身，给自己提供安全感的角度，一点点摆脱长期恶性竞争遗留在我们体内的零和博弈本能。
当然，这样的实践，也非常依赖身边小环境和整体大环境的成全。所以，存在主义危机，从来不只是单一个体的问题。整个时代的存在主义危机，也无法只靠个体努力就能改变。有一些改变，只有一群人集体行动，才可能产生正面的效应。
比如，以旷达而闻名的苏东坡，其实并不一开始就如此豁达。他在人生的很多转折关口，也有过绝望和精神危机的时候，后来靠着众多朋友的共同支撑，才有了我们所看到那个越活越洒脱的东坡。
因此，解决今天的存在主义危机的途径，也许还蕴含在建立新的有效连接的可能性上。
重新探索与他人新的连接方式，跳出“没有权力被压迫-努力掌握权力-不自觉地去压迫新的人”的死循环，找到不被冒犯也不冒犯他人的平等关系等，这些都不仅是一个自我对抗的过程，更是全社会协同努力才可能取得的效果。
而所有这些，本质上就是一场解构父权社会的身体实践。如此，才能减轻很多自我边界破碎的存在主义危机。
今天，我们也许很难摆脱通过对外物的占有，来获得不确定的安全感。因而，整个社会如何一起探索新的分配方式，个体如何不断探索自身最需要的东西，又能互相在身边人面临失败时，相互伸出援手，或许能缓解很多流浪无依的存在主义危机。
所以，不是说我们就不要竞争、不要抵抗，恰恰相反，是把自我的边界留给自己来确定，不把它与外部过紧地捆绑，只是为了让我们自身不役于外物，能更好地对抗一切不合理的，并在这过程中，尽量避免重复旧的模式、建立新的不合理。
总之，我们承认不确定与迷失才是生命真相中永存的混沌背景，把它作为一种事实接纳，还能如何一起探索对它的不屈服，才是我们主体性得以重新彰显，从而抵抗存在主义危机的机会。
而从历史上来看，迄今为止，人类也在一次又一次的集体性精神危机中，通过探索应对危机的新办法，扬弃旧的无用历史包袱，不停地摆脱我们加给自己的幻象枷锁，又在不停地发明新的文化意识，创造新的合作方式。
如此看来，我们还是拥有很多新的希望。
正如《人的疆域》所写：无论人类经历了多大的绝望，在所有的历史记载中，总包含着芝麻大小的希望。
头图、配图：《双姝奇缘》《柏林苍穹下》
撰文：苏有若、苏小七
编辑：苏小七
监制：猫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