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亚洛斯托基：图像志
潘诺夫斯基：哥特式建筑与经院哲学
理查德·克劳特海默：“中世纪建筑图像志”导论（上）
按：上一期我们与大家分享了克劳特海默《“中世纪建筑图像志”导论》的第一章节，文中以耶路撒冷圣墓教堂的仿制建筑为例，说明了中世纪建筑几何形状和数字的象征意义。本期推送的是这篇长文的第二章节，这一部分阐释了洗礼堂与陵墓建筑之间的关联。在形式上，二者拥有众多共同点；在内容上，“洗礼是一种宗教仪式，意在象征性地洗净新入教者的罪恶。但这并不是它唯一的方面：其他含意将其与葬礼和死亡联系起来。”克劳特海默关心建筑样式以何种方式，因何种原因，与特定内涵联系起来。他的方法对后来的建筑史研究影响深远。前面的讨论已远远超出了仿制建筑所指的问题。它们含蓄地揭示了在中世纪期间，许多成分明显地被认为对于任何建筑物而言都是必要的；这些典型特征不同于现代观众所认为的重要性。在这些成分中最重要的是这一原则，所有的中世纪建筑都意在传达超越了建筑视觉形式的含意。这一点极其明显而又常得到分析，进一步讨论似无必要，似乎也无需再去详细阐述中世纪仿制建筑类型的意义。尽管已充分地确立了这类建筑系列的存在，还是有其他问题需要回答。某类建筑样式一再明确地显示出与特定的献祭有关。供奉圣十字架的教堂经常是十字形的；圣米迦勒的圣堂位于高处，塔楼或是位于小山之上，并且经常是圆形结构；圣殿骑士教堂是圆形的，其顶部经常由六墩柱支撑；圣母马利亚教堂也经常是集中式的设计。[101] 每一事例中，建筑的样式与纪念个别的圣人或特定对象联系在一起；或是与特定团体如宗教修道会如何使用该建筑物有关。似乎有某种亲密关系将建筑样式与其“内涵”联系起来。一旦关系确立了，不同的样式便继续遵循着传统的路线。而问题仍然是，这些样式最初是如何与它们后来认同的特定内涵联系起来的。换句话说，是以何种方式又因何种原因，产生这些图像学类型的？在此只打算考察一个问题：洗礼堂因何是圆形？一般都认为其圆形设计的原因是，据传它们源自罗马浴室的圆拱形房间。这些房间似乎提供了一个明确的原型；它们看起来具有同样的形状，并为相同的用途而设计。撇开清洁行为与浸礼仪式间的区别不谈，这些相似性经常被认为足以证明洗礼堂源自罗马浴室。但问题是这一解释是否确实足以说明洗礼堂的起源和幸存下来的事实，以及其他的原型是否产生过影响。当然，洗礼堂与浴室间的联系是不可否认的，尽管它不像有时所认为的那样简单。罗马浴场确实经常会出现圆形浴室，冷水室［frigidaria］，如巴登维勒［Badenweiler］和庞贝的史塔比恩［Stabian］公共浴池；热水室［caldaria］，如罗马的卡拉卡拉和君士坦丁公共浴池的那些。[102] 不过，圆形的冷水室和热水室相当地罕见；供热设施的大部分房间不是衣帽间［apodyteria］，便是蒸汽浴室［laconica］。[103] 照此，它们既没有水盆，也不用于任何种类的清洗。
3、4世纪最早的洗礼堂既非圆形也非八边形的事实使得这一问题愈加复杂化。它们是正方形的或矩形的，末端带有半圆形的后殿（也或没有），尽管排水石盆本身有时是圆形的，如公元231年前后位于杜拉欧罗普斯［Dura-Europos］的洗礼堂，[104] 4世纪初拉特兰的第一座洗礼堂[105]（图1.4a）以及4世纪阿奎莱亚[106]、奈萨图［Nesactium］和萨罗纳［Salona］的洗礼堂[107] 等等。同一类型可见于4世纪波瓦第尔［Poitiers］的圣·让［St. Jean］洗礼堂的地下结构。[108] 甚至到了5世纪末，罗马教会的洗礼堂还经常是正方形的房间，[109] 并且这种类型似乎继续存在于北非，[110] 希腊[111] 和整个中东地区直至7世纪。[112] 有人不禁要说，这些早期的矩形洗礼堂与罗马浴室的密切关系要比继起的圆形结构明显得多。类似早期的洗礼堂，罗马的冷水室经常是正方形或矩形的房间，有时带有一后殿；冷水池要么居房间中心，要么位于一端，这种布局似乎完全重现于杜拉洗礼堂。
只是自4世纪中叶以后，这种矩形类型似乎才逐渐地为圆形或多边形洗礼堂所取代。尽管这些洗礼堂在其特定形式上存在着广泛的差异，它们都属于这两种形式之一，或是圆形与八个支撑物结合一起。拉特兰的第二座洗礼堂，它取代了第一座的矩形洗礼堂，约建于公元350年，是一座圆形建筑物，有八根嵌入圆柱围绕内墙（图1.4a）。[113] 同样地，在萨罗纳，404至420年间，一座多边形建筑（紧挨墙壁有七根圆柱）取代了原先4世纪的矩形洗礼堂。[114] 偶尔地，如那不勒斯圣乔万尼［S. Giovanni in fonte］洗礼堂上，伊兹密尔［Izmir］附近的古尔巴施［Gül-bagtsche］洗礼堂上可能也是，房间是正方形的，但覆以突角拱支撑的八边形拱顶。而最常见的类型是拐角处有四壁龛的八边形结构，底层部分有时为一正方形所包围。这一类型可见于5世纪至中世纪早期的整个基督教世界：叙利亚（卡拉特西蒙［Kalat Siman］），[115] 埃及（米纳斯圣殿［Menas Sanctuary］），[116] 君士坦丁堡（圣索非亚洗礼堂），[117] 拉文纳（东正教洗礼堂；阿里乌斯［Arians］洗礼堂），[118] 以及阿尔卑斯山地区国家（圣维塔莱［Riva S. Vitale］；诺瓦拉［Novara］；洛美洛［Lomello］）的洗礼堂。[119] 有时图样稍微精细些，如以弗所［Ephesus］的圣马利亚洗礼堂，[120] 米兰的圣阿奎利诺；在阿尔班加、弗雷瑞斯［Fréjus］和米拉斯［Mélas］[121] 的设计上，矩形壁龛占据着主轴线，半圆形壁龛占据对角线。将壁龛隔开的墩柱前方的圆柱通常丰富了这种设计。而其他时候，这一样式被简化为朴实无华的多边形平面图。一种简单的八边形样式出现于5世纪中叶前的赫马堡［Hemmaberg］，[122] 以及几十年后的格拉多［Grado］主教堂；它在上意大利的洗礼堂如位于莱诺［Lenno］和欧吉奥尼［Oggione］的那些（二者都为11世纪末建筑）上继续存在了数个世纪。一般说来，似乎圆形或八边形洗礼堂被引入基督教建筑只是4世纪后半叶的事情，直到5世纪才广泛地出现。撇开上文所论及的用途方面的差异不谈，这些集中样式可能与浴室有某种联系。带有或不带拐角壁龛的八边形平面图在罗马公共浴池上并不鲜见，虽则规整的圆形样式更多出现；但毕竟，有些洗礼堂是圆形的，如350年的拉特兰教堂洗礼堂就是。另一方面，八边形和圆形房间都不仅仅限于浴场建筑；确实，带有或不带壁龛并有嵌入圆柱的拱形集中样式在古代流传甚广。它们出现于各处的世俗建筑，如在宫殿和别墅建筑的前厅，像金宫［Domus Aurea］或蒂沃利［Tivoli］的哈德良别墅。[123] 它们也经常可见于所谓的“罗马式建筑”［Nymphaea］，如罗马的雅典娜神庙［Minerva Medica］。尽管近来已证明它们中的绝大多数实际上是位于喷泉之侧的庭园亭阁［diaetae］，而且没有水池，[124] 但它们的设计也归于前厅和浴室一系。显然，圆形洗礼堂构成了庞大而相互关联的古代晚期建筑群的一部分，而浴场建筑的中心房间是它们的原型之一，其他类型也确实很可能产生间接的影响。考虑到洗礼堂显示出许多公共浴池确实没有的特征，这极有可能。它们经常为低矮的外部回廊所包围，中心房间有一扇或多扇门与之相连。这些回廊在平面图上有时是正方形的，该类型可见于5世纪以弗所的圣玛利亚洗礼堂以及古尔巴施洗礼堂、维塔莱洗礼堂和卡拉特-西蒙洗礼堂（图1.4c）。[125] 其他时候，它们都是多边形的，如拉文纳的阿里乌斯洗礼堂和6世纪的帕伦佐［Parenzo］洗礼堂。[126] 5世纪的杰米拉［Djemila］洗礼堂（图1.4d, e）被一带筒形拱顶的环形走廊所包围；墙壁由壁龛和壁柱连接而成。[127] 类似的回廊（被四座交叉的礼拜堂所阻断并半开朝向正殿）环绕着十二边形的卡诺萨［Canosa］洗礼堂；同样也是回廊为筒形拱顶所覆，正殿上可能是穹隆顶。建筑年代明显地是在6世纪。[128] 这些走廊的用途尚不确定，尽管它们的形状似乎表明了是用来控制信徒进入洗礼堂内部和洗礼池的通道。内部回廊与外部走廊几乎是同时发展起来的。确实，卡诺萨洗礼堂（尽管相当地晚）也许可以看作代表了带有外部回廊与内部回廊样式的中间类型。后者之中最著名的便是拉特兰洗礼堂，是那个位置上的第三座洗礼堂（图1.4a, b），它兴建于432—40年，现在仍然是当前建筑的核心部分。[129] 正殿由八根圆柱支撑；直到1632年它仍为八边形穹窿顶所覆，高侧窗顶上是八扇大型窗户。带有互相贯通的筒形拱顶的八边形内回廊环绕着正殿，它几乎完全为排水石盆所占。同样的内回廊可见于诺切拉［Nocera］的圣玛利亚洗礼堂（5世纪），在那里它被14对圆柱围成的圆环与穹隆顶的正殿分隔开（图1.4f）。[130] 这种类型的另一事例出现在阿尔巴尼亚的布特林托［Butrinto］；[131] 在那里，正殿被两圈八圆柱所环绕，过宽的间距使其不太可能是拱状建筑物。在法国南部的许多洗礼堂上，如马赛、里埃茨［Riez］和普罗旺的埃克斯［Aix-en-Provence］等，壁龛设在回廊的四个拐角处。[132] 在意大利南部的圣塞维里纳［Santa Severina］教堂，四座低矮的礼拜堂自环形内部回廊呈十字形分散设置；年代可能在8、9世纪间。[133]在浴场设施上，根本没有圆形房间显示出拱形主室与内部回廊或外部回廊相结合的情形。[134] 事实上，在罗马世俗建筑中，外部回廊很少见。圆形神殿上有圆柱支撑的门廊（它们乍看之下也许相似）实际上是全然不同的。它的开口，没有拱顶，尤其是它的高度（一般情况下等于内殿的高度）使得差异性相当明显。确实，将拱形正殿与内部的或封闭的并且相当低矮的外部回廊结合起来的事例，似乎仅见于一处罗马建筑群：即陵墓建筑。3、4世纪的罗马陵墓使用了在洗礼堂上出现的各种不同的样式，从带有或不带有壁龛的简单圆形或八边形设计到带有内部或外部回廊的复杂形式。厚墙上设有壁龛或为一圈砖石建筑所包围的圆形陵墓可见于高迪亚尼［Gordiani］别墅的坟墓（图1.5a, b），所谓的Tor de' Schiavi，罗马附近的海伦娜［St. Helena］陵墓，圣彼得教堂附近西罗马时代的坟墓，萨洛尼卡［Salonica］的圣乔治教堂的陵墓，可能还包括君士坦丁堡的君士坦丁陵墓。[135] 在图西亚［Turcia］家族纪念建筑上，四条主轴线上的壁龛向外突出，以融合圆形和十字形设计，结果类似于卡诺萨洗礼堂的陵墓。[136] 位于斯巴拉多［Spalato］戴克里先［Diocletian］陵墓上，在墙壁壁龛间设置了双层圆柱，而尽管内部是圆形，外部却是八边形的。另一处带有圆形内室的八边形坟墓，沿着墙壁有八根支柱，位于弗拉斯卡蒂［Frascati］附近。[137] 类似的样式一定比较常见。墓室经常位于地下，为外部回廊所包围，而回廊的平面图可能是正方形、半圆形或圆形；它仅通过一、两个房间与内室保持联系。这样的回廊可见于蒂沃利附近弗里亚［Furia］家族的坟墓，维尼亚·卡瓦列里［Vigna Cavalieri］陵墓（图1.5c），阿庇亚古道［Via Appia］上的塞维利［Servilii］坟墓，以及拉提纳道路［Via Latina］上的一座坟墓。[138] 直至4世纪，完全相同的类型还出现于塔拉戈纳［Tarragona］墓地。[139] 位于阿尔及利亚Blad Guitoun的八边形陵墓可能更晚；它的圆形内室有着八边形外表，为一环形走廊所围绕。[140]这种原本地下的筒形拱顶走廊继续存在（尽管稍有改变）于4世纪最著名的基督教陵墓之一，罗马的圣康斯坦萨教堂［Sta. Costanza］（图1.5d, e）。[141] 从遗迹与大量15、16世纪素描图上可以明显地看出，地面上的建筑物为圆柱支撑的筒形拱顶构成的外部低矮门廊所环绕。环形柱廊母题可能受到圆形神殿的环形列柱走廊之影响；偶尔地（尽管非常罕见），这些环形列柱走廊也用于陵墓，如斯巴拉多的戴克里先陵墓。但圣康斯坦萨教堂的外部门廊融合了柱廊母题与罗马坟墓的走廊；它的筒形拱顶明确地指向回廊的地下起点。与此同时，被筒形拱顶覆盖并由十二对圆柱与穹隆顶正殿分隔开的内部回廊出现于圣康斯坦萨教堂。因此，这一座4世纪陵墓统一了将集中式洗礼堂群与所有罗马世俗建筑区分开来的各种不同因素。在4世纪墓地建筑的发展过程中，圣康斯坦萨教堂绝非个例。另一处带有八根圆柱支撑的内部回廊的基督教陵墓（可能表示拱顶的），存于提帕萨［Tipasa］。[142] 显然，根本无法说出在16世纪素描图中[143] 究竟有多少（要是有的话）带有内部、外部回廊或兼而有之的“神殿”和“陵墓”是4、5世纪的建筑。与罗马陵墓紧密相似的圆形或八边形纪念教堂，自4世纪直至6世纪继续使用内部回廊的设计，特别是在近东地区。[144] 在这些纪念教堂中，将正殿与内部和外部回廊相结合的最著名事例：耶路撒冷的复活教堂。因此，看起来像是洗礼堂与罗马陵墓（特别是其基督教变体）有着众多的共同特征，而这些特征并没有出现在任何其他的罗马纪念物上。拉特兰的第三座洗礼堂只能解释为圣康斯坦萨陵墓的近亲，若非其派生物的话。初看之下奇怪的是，洗礼堂与陵墓之间的联系在内容与样式上都是相当地接近。无庸置疑，洗礼是一种宗教仪式，意在象征性地洗净新入教者的罪恶。但这并不是它唯一的方面：其他含意将其与葬礼和死亡联系起来。[145] 圣保罗致罗马人的信中开篇便是关于洗礼的神秘主义根本信念的基督教思想：“An ignoratis quia quicumque baptizati sumus in Christo Jesu, in morte ipsius baptizati sumus? Consepulti enim sumus cum illo per baptismum in mortem: ut quomodo Christus surrexit a mortuis per gloriam Patris, ita et nos in novitate vitae ambulemus.”[146] 似乎在洗礼、死亡和复活之间建立起了神秘的等式，死亡意味着年老的亚当行将去世，同时也是神秘地模仿基督之死。这一双重的等式在圣巴西流［St. Basil］《圣灵论》中得到完美地阐释，在讨论圣保罗的信时：“为何在那时要模仿上帝之死？在洗礼中我们与他一起被埋葬。那么又以何种方式埋葬？而模仿的好处又在哪？首先，有必要斩断旧生活的连续性。而根据上帝之意，这是不可能的，除非你得到重生；因为再生，……是第二次生命的开始。因此，在第二次生命开始之前……似乎有必要让死亡作为二者的中介……。那我们又如何获进地狱呢？通过洗礼模仿基督之葬礼。受洗的躯体宛如埋葬在水中……。因为在那里，死亡的世界是其一，而死后复活又是其一，关乎它们的浸洗是一种象征。”[147]显然，在洗礼中的神秘死亡显示出未来复活的希望，以及再生与复活本身。它也是上帝复活的一种象征，通过他的死亡，基督徒通过浸洗而复活才成为可能。同样的思想也出现在其他早期基督教教父的著作中，对于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而言，洗礼无非就是模仿［similitudo］上帝之死和年老的亚当之死“因为我们已在基督之死中受洗”。[148] 根据玻阿帖的希拉流［Hilarius of Poitiers］之意，洗礼是再生和复活的圣礼；[149] 它是人类与上帝未来复活的一种象征，是对来世与永生的期望。[150] 因而，在行洗礼时宣称的信经［Symbolum fidei］，有力地强调了基督的复活，他归来审判生者和死者以及它们的进入永生。圣良一世［Leo the Great］以类似的词语讨论了同样的思想；洗礼是神秘地模仿基督之死，他的埋葬及其复活，“ut…per similitudinem formamque mysterii ea quae geruntur in membris his quae in ipso sunt capite gesta, congruerent; dum in baptismatis regula et mors intervenit interfectione peccati, et sepulturam triduanam imitatur trina demersio, et ab aquis elevatio resurgentis instar est de sepulcro.”[151] 直至12世纪，坎特布里的安瑟伦［Anselm of Canterbury］完全重复了圣保罗关于洗礼是一种象征的经典表述：“figura cuiusdam mortis et sepulturae.”[152] 自5世纪起，在整个中世纪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复活节，上帝复活之日，是一个传统的节日，那时洗礼可以合法地施行；另外一次机会便是圣灵降临节，当日圣灵倾泻而出，民众第一次受洗。主显节（基督受洗之日，原本的基督诞生之日）洗礼特别受到圣良一世的禁止。[153]显然，在早期基督教徒的心目中，洗礼和复活以及由此象征着死亡和埋葬，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发现洗礼堂和坟墓建筑相互关联也就不足为奇了。偶尔也有洗礼池置于地下墓窟的；墙壁残迹、输水导管以及相关的4世纪末铭文证据等，都表明了圣普里西拉［Sta. Priscilla］墓窟洗礼所的存在。[154] 尽管这些遗物与洗礼的关系尚有争议，[155] 但洗礼堂肯定存在于圣庞蒂安［S. Pontianus］墓窟。它显然是在5、6世纪期间设置在一个比较古老的墓室内；排水石盆和通向墓室的台阶尚存，还有6世纪的湿壁画，描绘的是基督受洗以及牡鹿从生命之泉饮水的场景。[156] 与墓地教堂相联系的洗礼堂可能早在4世纪的时候就在塔拉戈纳［Tarragona］附近的墓地兴建了。[157]偶尔也有坟墓安置在特定洗礼堂内的情形。在普鲁登修斯［Prudentius］的圣歌中，曾提及纪念两位殉教者之死的洗礼堂，他们埋葬在那里或是在那里被处死。[158] 我们知道有坟墓存于拉文纳的阿里乌斯洗礼堂，其中至少有一座与建筑物同时代。[159] 578年由奥瑟尔会议［Council of Auxerre］颁布的禁止在洗礼堂埋葬的命令不过证明了这一习俗的存在，至少表明了埋葬于洗礼堂并不罕见。[160] 在这个环节中还有另一联系得提起，已经有人指出，墓窟的图画装饰一再地描绘了作为复活象征的洗礼；另一方面，5世纪洗礼堂的马赛克装饰经常涉及死亡与再生，如那不勒斯的圣乔万尼洗礼堂和拉文纳的东正教洗礼堂上。这些联系也许有助于支持这一论点，即自4世纪以来洗礼堂的集中式设计，其根源之一（并且是相当重要的根源）便在于坟墓建筑上。对于早期基督教信徒来说，将陵墓的样式用于年迈将逝的有罪之人亚当的建筑物是极其自然的事情，他将与基督一起埋葬在那里，这样他就可以与基督一起复活。他在陵墓上发现了与浴室相类似的类型，将其图样融合一起，这样便将清洗的概念从浴室转移到了圆形洗礼堂上；另一方面，陵墓类型会将早期基督教与洗礼联系起来的埋葬和复活的所有含意转接到洗礼堂上。确实，罗马陵墓所包含的与丧葬纪念物有关因素，必定会特别地暗示复活的含意：八边形图案本身便是复活与再生的一种象征。[161] 装饰米兰主教堂洗礼堂的一篇铭文（由圣安布罗斯所撰，现保存在Sylloge Laureshammensis）详细地阐述了这种象征意义。它在第八对句中指出该建筑物为八边形，它的形状及八边形排水石盆与数字的意义相对应；因为数字8表示着年老亚当死后的赎救和再生以及新生命的开始。正如杜尔格［Doelger］[162] 所指出的，这些诗句与圣安布罗斯以及其他早期基督教作家著述中的数字的象征意义完全一致。他们一再地强调洗礼堂的精神再生的特性，这体现在数字8上。洗礼是“诞生于水的万物”重生并进入“灵魂之周期”。[163] 这解释了盛行于整个早期基督教洗礼堂的对八边形样式的偏爱。[164]这些将洗礼堂与陵墓联系起来，并因此与复活思想联系起来的样式，延续至整个中世纪。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特别是在意大利北部，它们甚至出现在阿尔卑斯山地区，尽管12世纪后那里洗礼堂非常罕见。带有八根嵌入圆柱的圆形（位于Agrate Conturbia），内部八边形、外部圆形平面图的建筑（巴里［Bari］主教堂洗礼堂），带有半圆与矩形壁龛交替出现的八边形建筑（科摩［Como］，位于亚特里奥［Atrio］的圣乔万尼教堂），简单的八边形物（朗诺［Lenno］），正殿带有八根圆柱和八边形回廊（阿斯蒂［Asti］，圣彼得大教堂［S. Pietro］附近的洗礼堂）——这些本质上都没有背离早期基督教样式。[165] 八边形形状或八根支撑物的设计，及其隐含的再生和复活意义，仍然出现在所有这些建筑物上。当然，这也同样适用于供奉施洗者约翰的圣祠，而不一定包含有洗礼池。它们很少不设在墓地的，因而强化了洗礼、埋葬和复活之间的神秘等式。早在8世纪末，亚尼亚那女修道院的墓地里，一座礼拜堂便用于供奉主的先行者（指圣约翰——译者注）；[166] 11世纪的一座礼拜堂“in hon. s. Johannis baptiste et s. Nicolai et aliorum sanctorum…”建立在佩特豪森墓地；[167] 可能稍早些时候，阿奎莱亚的教堂前面建起了一座新洗礼堂，为坟墓所包围。1200年稍前，在沃尔姆斯［Worms］，圣约翰圣祠建在主教堂南面的中世纪早期墓地里，可能就在旧洗礼堂的位置上。同样，佛罗伦萨的圣乔万尼洗礼堂建立在中世纪早期的大墓地上；是否11世纪建筑有着同样规格和形状的早期建筑物，还是中世纪盛期教堂周围的位置被用于墓葬，皆不得而知。而至少有三位特别杰出的人士埋葬在洗礼堂内：雷纳留斯主教［Bishop Rainerius］（卒于1113年），他显然完成了建筑的主要部分，维勒特里的约翰尼斯主教［Bishop Johannes of Velletri］，最后一位是教皇约翰约翰二十三世［Pope John XXXIII］（卒于1419年）。[168]问题出现了，中世纪洗礼堂是否一直继续这些早期的样式，（它们的起源通常可以与古代晚期的陵墓联系起来）。有时，它似乎走得更远，实际上模仿了耶路撒冷复活教堂的型制，基督在那里从墓中升起，创下了复活和象征性洗礼的原型。[169] 米勒［Millet］已经表明，这样的联系，不只对于洗礼堂本身，而是君士坦丁堡的圆形建筑群，其中至少有两座供奉的是施洗者约翰。[170] 不幸的是，从以往的描述中辨认圣约翰的那些洗礼堂及其重建物，是相当地令人怀疑。不过，复活教堂对于圣约翰洗礼堂或教堂的影响似乎更为自然，因为早在4世纪末，复活教堂便在耶路撒冷的复活节洗礼仪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艾瑟里亚［Etheria］详细地描述了这些仪式：[171] 教堂用七周时间向新入教者传授教义，并教导他们《圣经》的字面意义。在圣枝主日［Palm Sunday］，他们宣誓接受宗教信条，并因此成为新信徒。然后，在复活节周，他们每日被领往复活教堂，聆听“更神秘的教义，是关于洗礼本身的……。主教站在那，斜依在地窖的内部围栏上……并解释洗礼的所有程序。在那一刻，没有新入教者走近复活教堂，只有那些希望聆听神秘事物的新入教者和信徒，进入那里，随后门被关上，免得新入教者走近……。而那些神秘事物正是这样逐步揭示的，没有人对所听到的解释无动于衷。”再没有什么比这样的场面更能强调复活与洗礼之间的联系了：主教的声音自我主从那里升起的坟墓处传出，同时向新入教者解释洗礼、神秘死亡和灵魂复活的神秘意义，他们将在一周的最后几个小时里经历这些。至少在耶路撒冷，洗礼仪式范围内的复活教堂的意义相当明显。到了中世纪晚期，复活教堂与洗礼间的联系明显地更为紧密，至少在普通用途上，圣约翰洗礼堂有时充当共同的保护神与圣墓教堂联系起来；一位13世纪的编史者记述道，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后，在于伊［Huy］建起一座教堂“in hon. S. sepulchri Domini et b. Johannis Baptiste ob venerationem et recordationem ecclesie Ierosolimitane, que ecclesia in hon. predictorum patronorum dicitur esse fundata.”[172] 12世纪中叶前后，在布林迪西的圣乔万尼墓地教堂出现了同样的结合。11世纪位于废墟堡［Krukenburg］的教堂（仿自帕德博恩的圣墓教堂），也以同样的方式供奉施洗者约翰。[173] 在每个事例中，可能受到耶路撒冷圣约翰修会的重要性的影响，它受委托照料朝拜圣墓者；确实，这一修会的教堂传统上都是圆形，仿自复活教堂。所有这些事例对于证明洗礼堂与耶路撒冷复活教堂的联系稍嫌单薄。不过，至少有一座中世纪洗礼堂确实仿自复活教堂的圆形建筑：比萨洗礼堂（图1.3d）。这一开始于1153年[174] 的建筑，以许多成分明显地模仿复活教堂为特色。它在形状上是圆形，它的正殿为一回廊以及上层的走廊所环绕。四根十字形墩柱与八根圆柱交替出现，因此有十二根支撑物支撑着底层的拱廊；在上层，四根粗壮墩柱与八根稍细的墩柱相交替，重复着底层拱廊的节奏。正殿的不同寻常的拱顶（陡峭的圆锥形屋顶，别出心裁地在顶端被截去并敞开着）仍然保存在14世纪穹隆顶的下方。正如弗勒里的罗奥［Rohault de Fleury］所指出的，这一屋顶本身清楚地表明了建筑师模仿耶路撒冷圆形教堂的意图；盖有穹棱的回廊和走廊以及其两次使用十二根支撑物的内部布局也证明了这一点。偏离洗礼堂的传统数字8并以十二根支撑物代替，清楚表明了新原型的影响。甚至复活教堂上的墩柱与圆柱交替设置也得到重复，尽管是通过改变原本的四分之一圆周上两墩柱与三圆柱节奏为简单的一墩柱与两圆柱节奏完成的。正如所有中世纪仿制建筑上的情形，原型被分割成众多单一的成分；对它们进行选择，而选取的部分再加以重新安排，可能受到相关建筑的间接影响。比萨洗礼堂支撑物的节奏也许是受到佛罗伦萨洗礼堂底层更为优雅的壁柱和圆柱样式的共同启发。毫无疑问，比萨洗礼堂意在模仿耶路撒冷的复活教堂。问题是洗礼堂对于复活教堂这一“模仿”是否是一个孤例。要明确地回答这一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在大量的11、12世纪洗礼堂上至少可以发现一种成分，它看起来像是源自复活教堂：自11世纪以来，走廊出现于洗礼堂上，最早是11世纪初的加里亚诺·迪·坎图［Galliano di Cantù］乡村小洗礼堂。半个世纪后的佛罗伦萨圣乔万尼洗礼堂，是所有这一类型中最为显著者，狭窄矮小的走廊设置在底层有节奏的壁柱和圆柱柱式之上，似乎是受到万神殿的启发。[175] 克雷莫纳［Cremona］洗礼堂（1176年）和帕尔马［Parma］洗礼堂（1196年）也采用了同样的母题，后者明显是佛罗伦萨洗礼堂的远亲。矮小走廊在11世纪波恩的圣马丁洗礼堂（它位于主教堂的后面，可能是用来替代以前的洗礼堂）以及1130年前后的阿萨哥［Arsago］ 洗礼堂上得到充分地发展。显而易见，走廊在洗礼堂不具有礼拜的意义，也就没有什么实际的用途；而既然走廊母题在11世纪末和12世纪的伦巴底［Lombardy］和莱茵河流域［Rhineland］所有的教堂建筑上普遍使用，它很可能仅仅出于设计的原因而被引入洗礼堂。复活教堂还有一种影响也不能完全忽略。毕竟，洗礼堂上走廊的出现发生在它们被引入圣墓教堂仿制建筑之际，如富尔达的圣米迦勒教堂，博洛尼亚的圣斯蒂法诺和剑桥的圣墓教堂。因而这些洗礼堂采用了“没有实用价值”的走廊和矮小的走廊，正是复活教堂对于整个西方的普通民众和建筑师的想象力日益产生影响之际。[176] 我们没有打算给出这一问题的明确答案，但它确实提醒了我们，复活教堂许多“被认可”的仿制建筑（它们“instar dominici sepulchri Ierosolimitani”建造起来的），在类似其原型的程度上都与佛罗伦萨洗礼堂一般。这篇文章基于1941年1月芝加哥举办的大学艺术联合会会议上宣读的简短论文而成。我得感谢我的妻子特鲁德·克莱特海默尔女士，在论文的准备和写作过程中的通力合作。[101] 比较以下著作中所列的供奉对象：H. Otte, op. cit.; J. L. Petit, “Notes on circular churches,” Archaeological Journal, XVIII, 1861, p. 101 ff.; H. Bogner, Die Grundrissdispositionen der zweischiffigen Zentralbauten, Strassburg, 1906; F. Bond, The Consecration…of Churches, London, 1914. 从这些目录中并没有得出什么深刻的结论。[102] 有关古罗马公共浴场的地面设计图最新、最完备地收集，见于D. Krenker等的Die Trierer Kaiserthermen, “Trierer Grabungen und Forschungen,” Ⅰ, I, Augsburg, 1929.[103] See for instance the laconica at El-Djem, Khamissa, Lambaesis and in the two Thermae of the Villa of Hadrian at Tivoli, and the apodyteria at Marienfels and Vieil-Evreux; illustrations in Krenker, op. cit., passim.[104] C. Hopkins, The Christian Church at Dura-Europos, Preliminary Report of Fifth Season, New Haven 1934, pp. 249 ff.[105] G. Giovenale, Il Battistero Lateranense (Studi di Antichità cristiana I), Rome, 1929.[106] La basilica di Aquileia, op. cit., p. 109 ff., fig. 10; p. 165 ff., fig. 18; p. 280.[107] R. Egger, Frühchristliche Kirchenbauten im südlichen Norikum, Wien, 1916, p. 117, fig. 105.[108] C. de la Croix, “Poitiers,” Congrès archéol., 70, 1903, p. 7 ff.[109] S. Crisogono, 第二阶段, see R. Krautheimer, Corpus Basilicarum Christianarum Romae, I, Vatican City, 1937 ff., p. 152; L. Fortunati, Relazione degli scavi…lungo la Via Latina, Rome, 1859.[110] S. Gsell, Les monuments antiques de l’Algerie, Paris, 1900-01, II, p. 152 ff.[111] G. Soteriu, Athens 1931.[112] H. C. Butler, Early Churches in Syria, 1929, passim, Athens, 1931; J. W. Crowfoot, Early Churches in Palestine, London, 1941.[113] Giovenale, op. cit.[114] E. Dyggve, “Salona Christiana,” Atti del IIIo Congresso internazionale di Archeologia Cristiana (Studi di Antichità Cristiana VIII), Rome, 1934, p. 237 ff.[115] Butler, op. cit., p. 156.[116] C. M. Kaufmann, Die Menasstadt, I, Leipzig, 1910, figs. 22, 23.[117] E. Swift, Hagia Sophia in Constantinople, New York, 1940, p. 147 ff.[118] C. Ricci, Tavole storiche dei mosaici di Ravenna, Rome, 1932; G. Gerola, “Il restauro del battistero Ariano di Ravenna,” Studien zur Kunst des Ostens, Vienna, 1923, p. 112 ff.[119] F. Reggiori, Dieci battisteri Lombardi minori (“I monumenti Italiani,” IV), Rome, 1935. See also S. Steinmann-Brodtbeck, “Das Baptisterium von Riva San Vitale,” Zeitschrift für schweizerische Archaeologie und Kunstgeschichte, III, 1941, p. 193 ff.; 刊物到达美国的时候，正是我在校阅本论文的长条校样。[120] Österreichishes Archäologisches Institut, Die Marienkirche in Ephesos, (“Forschungen in Ephesos,”IV, i), Vienna 1932, p. 43 ff.[121] G. Chierici, “Di alcuni risultati sui recenti lavori intorno alla basilica di San Lorenzo a Milano…” Riv. Arch. Crist., XVI, 1939, p. 51 ff.; L. Reggiori, op. cit.; J. Hubert, L’ Art Pré-Roman, Paris, 1938, p. 2 ff.; G. De Angelis d’ Ossat, “Sugli edifici ottagonali a cupola nell’ Antichità e nel Medioevo,” Atti del Io Congresso Nazionale di Storia dell’ Architetura, Florence, 1938, p. 13 ff. 列举了大量的八边形洗礼堂和其他建筑。[122] Egger, op. cit., p. 68.[123] See the list in De Angelis D’ Ossat, op. cit., p. 17 f.[124] K. Lehmann-Hartleben and J. Lindros, “Il palazzo degli Orti Sallustiani,” Opuscula Archeologicâ I, 1935, p. 196 ff.[125] Steinmann-Brodtbeck, op. cit., 列举了大量的正方形回廊。[126] D. Frey, “Neue Untersuchungen und Grabungen in Parenzo,” Mitteilungen der K. K. Zentral-Kommission, 3. Folge, XIII, 1914, pp. 144 ff., 179 ff., 特别是fig. 31.[127] E. Albertini, “L’ archéologie chrétienne en Algérie,” Atti del IIIo Congresso, op. cit., p. 411 f.[128] H. Nachod, “Das Baptisterium von Canosa,” Römische Mitteilungen XXX, 1915, p. 116 ff.[129] Giovenale, op. cit.[130] M. Stettler, “Das Baptisterium zu Nocera Superiore,” Rivista di Archeologia Cristiana, XVII, 1940, p. 82 ff.[131] L. M. Ugolini, “Il Battistero di Butrinto,” Rivista di Archeologia Cristiana, XI, 1934, p. 265 ff.[132] H. Koethe, Frühchristliche Nischen-Rundbauten, Diss. Marburg, 1928. Marseilles的年代可以确定是5世纪；Riez和Aix洗礼堂也许稍晚。[133] P. Laicono, “Sul restauro compiuto al Battistero di Santa Severina,” Boll. d’ arte, 28, 1934, p. 174 ff.[134] 罗马公共浴场的平面图上看起来有些像这种外部走廊的，实际上只是火炉通道。[135] H. Koethe, “Zum Mausoleum der weströmischen Dynastie,” Römische Mitteilungen, 46, 1931, p. 9 ff., idem, “Das Konstantinsmausoleum und verwandte Denkmäler, ” Jahrbuch des Archäologischen Instituts, 48, 1934, p. 185 ff.[136] L. Canina, Gli edifizi di Roma…antica e sua Campagna, Rome, 1848-56, VI, 2, pl. CXXIII；这座建筑物（现称作Sta. Maria della Tossa）似乎建造于4世纪中叶。[137] Canina, op. cit., VI, I, pl. LXXXII. 类似的样式（有些类型更为复杂）经常可见于16世纪描绘的罗马建筑物中，如Bramantino, Le Rovine di Roma…, ed. Mongeri, Turin 1879, or by G. B. Montano, Le Cinque Libri di Architettura, Rome, 1621。不过，这些素描图经常看起来像是“罗马主题的变体”，而非实际的测勘记录，因此不能过于依赖。[138] B. de Montfaucon, L’ Antiquité Expliquée, V, I, Paris, 1719, pls. 18, 108, 111, 118。G. Welter的 “Zwei vorrömische Grabbauten in Nordafrika,”（Römische Mitteilungen, 42, 1927, p. 84 ff.）已讨论过前罗马和罗马时代地下墓室走廊的历史和意义。[139] E. Junyent, “I monumenti Cristiani di Spagna,” Atti del IIIo Congresso, op. cit., p. 255 ff.[140] Gsell, op. cit., II, p. 421 ff.[141] C. Cecchelli, S. Agnese fuori le mura e S. Costanza (Le chiese illustrate di Roma, 10), Rome, n.d.[142] Gsell, op. cit., II, p. 410 f.[143] Ligorio, Cod. Vat. Lat. 3439 f. 70 “Templum Platonis et Proserpinae;” f. 25 “Templum Isidis et Serapis.” See, however, above p. 25, n. 4.[144] H. Koethe, op. cit., Jahrbuch des Archaeologischen Instituts, 48 (1934), pp. 185 ff., 特别是198 ff.[145] P. Styger, “Nymphäaen, Mausoleen, Baptisterien,” (Architectura, I, 1933, p. 50 ff.) 强烈反对这样的论点，即洗礼堂与浴室或nymphaea有关的观点。他提出这样的可能性，即许多洗礼堂实际上当初就是陵墓——如位于那不勒斯、拉文纳和Agliate的洗礼堂。但没有给出证据证明这些观点。另一方面，他同样激烈地反对洗礼堂类型源自陵墓类型的可能性。Hopkins已指出了（op. cit., p. 249.）位于杜拉洗礼盆上方的壁龛与东罗马坟墓类型的相似性。[146] Paulus, Epistola ad Romanos, VI, 3, 4; cf. also Epistola ad Colossenses, II, 12 and Petrus, Epistola Prima, III, 21.[147] The book of Saint Basil on the Spirit, cap. XV, 35, Nicene and Post-Nicene Fathers, VIII, Oxford and New York, 1895, p. 21 f. Cf. R. Reitzenstein, “Heilige Handlung,” Vorträge d. Bibl. Warburg, 1928-29, Leipzig 1930, p. 21 ff.[148] Augustine, Enchiridion, cap. LII, Migne, Pat. Lat. XL, c. 256 f.; idem, Contra Julianum Pelagium, cap. V, 14, Migne, Pat. Lat. XLV, c. 683.[149] Hilarius of Poitiers, De Trinitate, lib. IX, cap. 9, Migne, Pat. Lat. X, c. 288 (265).[150] Pseudo-Augustine (可能是Faustus), sermo clxviii, 2, Migne, Pat. Lat., XXXIX, c. 2070.[151] Leo Magnus, Epist. xvi, cap. 3, 3, Migne, Pat. Lat., LIV, c. 698 (719).[152] Anselm of Canterbury, De azymo et fermentato, cap. IV, Migne, Pat. Lat., CLVIII, c. 544 (136).[153] Leo Magnus, ibid., c. 696.[154] O. Marucchi, “La basilica papale del Cimiterio di S. Priscilla,” Nuovo Bull. di Arch. Christ., XIV, 1908, p. 5 ff., 特别是p. 48 ff.[155] G. P. Kirsch, Le Catacombe Romane, Rome, 1933, p. 93 ff.[156] Kirsch, op. cit., p. 229.[157] Junyent, op. cit., Atti del IIIo Congresso, p. 283 ff.[158] Prudentius, Peristephanion, VIII, v. I ff., Migne, Pat. Lat., LX, c. 430 ff.[159] Gerola, op. cit., passim.[160] F. W. Unger, “Über die christlichen Rund- und Octogon-Bauten,” Bonner Jahrbücher 41, 1866, p. 52, n. 2。直到9世纪，Santa Severina洗礼堂还是布满了坟墓；见上文，第24页，注9。[161] F. J. Doelger, op. cit., Antike und Christentum, IV, 1934, p. 153 ff.; idem, “Die Inschrift im Baptisterium S. Giovanni in fonte…” Antike und Christentum, II, 1932, p. 252 ff。Doelger大力强调洗礼堂与复活二者间的象征联系之际，他的洗礼堂设计图仅来自浴室；see also Sauer, op. cit., p. 78.[162] Doelger, op. cit., Antike und Christentum, IV, 1934, p. 153 ff.[163] Clemens of Alexandria, Stromata IV, 25, 160, see Doelger, op. cit., 1934, p. 179 f.[164] Doelger, op. cit., 1934, p. 182 ff。Doelger在第187页上指出，排水石盆有时设置在八边形洗礼堂内部；他将六边形解释为象征着本堂［Mother Church］。该样式经常出现于达尔马提亚［Dalmatia］沿海一带以及北非地区。我倾向于认为其象征着“年老的亚当”。因为亚当在第六天被创造出来，便以数字六来代表。参看Hrabanus Maurus, De Universo, Lib. II, cap. I, Migne, Pat. Lat. cxi, cap. 31，和A. Goldschmidt, “Frühmittelalterliche illustrierte Enzyklopädien,” Bibliothek Warburg, Vorträge 1923-1924, Leipzig-Berlin 1926, p. 218 f.[165] Porter, op. cit., passim; Reggiori, op. cit.[166] Schlosser, Karol. Kunst, no. 578.[167] Casus monasterii Petrishusensis, lib. II, cap. 16, Lehmann-Brockhaus, op. cit., no. 1095.[168] 现位于洗礼堂内的Guccio de’ Medici陵墓是从广场迁移过来的。顺便提及，佛罗伦萨洗礼堂内的墓葬证明了奥瑟尔会议的禁令并没有多大效果。[169] Unger着力强调了中世纪洗礼堂与复活教堂之间这种联系的可能性。依他之见，自7世纪以来，所有洗礼堂都根据八边形平面图来设计，因为它们都源自圣墓教堂；在他的复原图中，这从614年起，便将八边形外观与圆形内部结合在一起。当然，Unger的复原图是不正确的，因而他的结论也是错误的。但他的基本设想似乎相当地正确；他在推理方面有误，但在其推理的基本理由上是正确的。同上引，第25页。[170] G. Millet, “L’ église ronde de Preslav,” Comptes Rendus de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te Belles Lettres, 1933, p. 169 ff.[171] S. Silviae…peregrinatio ad loca sancta, Geyer, op. cit., p. 35 ff., 尤其是p. 98 f。引文出自英译本，M. L. McClure and C. L. Feltoe, The Pilgrimage of Etheria (Translations of Christian Literature, ser. III, Liturgical Texts), London and New York, n.d., p. 90 ff., 尤其是p. 94.[172] Chronica Albrici monachi Trium Fontium, M.G.H., SS. XXIII, p. 815, Lehmann-Brock-haus, op. cit., no. 1787.[174] Rohault de Fleury, op. cit., p. 56 ff., pls. XVIII-XXI; Salmi, op. cit.[175] W. Horn, “Das Florentiner Baptisterium,” Mitteilungen des Kunsthistorischen Instituts in Florenz, V, 1938, p. 99 ff.[176] J. Hubert, op. cit., Bull. mon. 90, 1931, p. 91 ff.
杨贤宗
译者简介：杨贤宗，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美术学专业博士，伦敦大学瓦尔堡研究院访问学者，现为华中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欧洲文艺复兴美术史、西方美术史学史与方法论。著有《西方学者文艺复兴研究三论》、《西方美术史学史与方法论研究前沿》等，译有《乔托的几何学遗产》、《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意识》等；并在《文艺研究》、《新美术》等期刊发表论文多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