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视角和上帝视角

学者的本分，是收集资料，梳理逻辑，参照自己的理论基础和认知经验，作出分析。基于这些功课，作出力所能及的判断。如果能进一步，给出一些可证伪的预测，就需要更大的勇气。因为可证伪，所以可以用后来实际发生的情况进行验证。这样一来，我们就离科学近了一点，离闲聊远了一点。

所有这些，都只为理解世界，丝毫不涉及价值判断。如果涉及价值判断，那是加入了学者的个人倾向。个人倾向无可厚非，但是不属于学术的范畴，是属于个人喜好的范畴。

学者都是凡夫俗子，谁也不是上帝。学者的分析和判断，至少受到两大因素的制约。

第一个制约因素，是分析框架。每个学者，都有一个求学、思考的过程，这个过程塑造了他的理论体系，决定了他的分析框架。只要稍微客观一点我们就知道，是凡理论必有缺陷，所有框架都会有局限性，甚至很大的问题。是否明白这一点，因而心存敬畏，是区分真假学者的试金石。所谓科学，终究不过是系统化的偏见。

第二个制约因素，是信息资料的制约。即便有一个很好的分析框架，也可能受制于信息资料的不足，而不能得到很好的结论。

这种信息不足，至少有三个可能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搜集资料的功夫没有花够。现在的研究人员，有很多任务，要完成各种考核指标。每个人的时间精力有限，收集资料的时候，因为时间精力有限，有时候会有疏漏，甚至是草草应付，造成重大疏漏。是否亲力亲为，把时间花在收集、阅读第一手的资料上，也是区分一个学者的基本指标。

信息不足的第二个原因，是收集资料本身受到分析框架的制约。对于资料的收集，解读，以及顺藤摸瓜寻找更多资料，都是受到分析框架制约的。什么资料重要，什么资料不重要，都基于一个分析框架，并没有一个所谓的客观标准。外行眼里的客观，内行眼里都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都是分析、审视的对象。有时候，重要的资料会被忽视，是因为分析框架不对，没有认识到其重要性。有时候，不重要的资料会被反复讲述，占用了大量时间，导致研究徘徊不前。

信息不足的第三个原因，是有的资料因为各种原因不可得。比如说，社科领域很多资料是保密的，学者们看不到的。

因为这些不足，学者的话也要打很大的折扣。而且，学者都是人，都会带一些情绪色彩，这些情绪回影响分析和判断。比如，中美摩擦，很多中国人会为美国的霸道气愤，会为中国的对策担忧。再比如，参与金融市场的人，会因为市场动荡而情绪波动。这些都是情绪，不能代替分析。好的分析，会尽量把情绪排除在外。教父曾说，不要恨你的敌人，那会影响你的判断力。

现实中，有一些“学者”，喜欢用“应该”的口吻讲话。比如，青年学生应该以天下为己任。再比如，年轻老师应该远离媒体，专心科研。这样的话，听起来很有道理，其实都不是学者说的，而是自以为立意很高的人说的。因为听起来很有道理，会引得听众频频点头。

奇怪的是，很少听到有人说：年轻老师应该认真教书，教书真的不重要吗？大学、中学、小学里的书，真的教得很好，不需要提醒了吗？我是百思不得其解。

抛开这些“应该”陈述的正确与否不谈，“学者”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其实不是学者，而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偏好、甚至个人利益，对他人做出“指引”。

这时候，这些“学者”偏离了学者视角，采取了上帝视角。只有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上帝（如果存在的话），才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你应该怎么样。

既然是指引，就既可能对，也可能错；既可能符合被指引者的利益，也可能符合指引者的利益。更有甚者，指引的人，可能也就是一时兴起，自己对于背后的道理，也不一定有过深究。

所有指引中，有三种欺骗性很大。第一种是占领了道德制高点，让人觉得不得不这么做，比如青年学生应该以天下为己任。其实，青年学生还不成熟，努力学习，照顾家人，对身边人好一点，就是最大的善了。我所知道的善良，就是对身边人好一点。

第二种是看起来是为被指引者好，其实不过是为一己私利。比如岳不群，句句都是为“冲儿”好，其实都是为了葵花宝典。冲儿一开始不知道，后来知道了只能喝闷酒。

第三种是讲话者位高权重，讲话其实是用了自己的声誉做抵押，这么讲的时候有可能是在替别人考虑。但是呢，他的理解也不一定对，有时候还会夹私货，因此实际上也会误导。

现实世界中，学者们不知道的东西，远多于知道的东西。知道的越多，就会发现不知道的更多。因此，学者的根本性格特征，是敬畏，对自己的无知的敬畏。真正的学者，会谨言慎行。

真正的学者，会谨言慎行，不会随便给人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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