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萨 | 自我异化与社会异化

《新异化的诞生》

作者: 哈特穆特·罗萨

众所周知，对青年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造成了五种异化，亦即与自身行动（劳动）的异化，与自己生产出来的产品（物）的异化，与自然的异化，与他人（社会世界）的异化，以及最后与自己的异化。马克思认为，最后资本主义情境下的现代性将会使得社会当中所有主体与“世界”的关系都受到严重的限制；他们会与主观世界、客观世界，以及社会世界相异化开来。现在，众所周知，“异化”概念的“真正的意义”没有一个一致同意、毫无争议的定义，所以保守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摒弃了这个概念。同样的，是否资本主义实际上或必然会造成所有这些（或是一些）异化形式，社会理论家们也没有一个共识。而这一节我想提出一些部分跟马克思的说法一样，但部分又不一样的论点。我将会试着指出社会加速已经又跨过了一些临界值，使得与人类相异化开来的不只是他们的行动、他们在劳动与生活时所使用的物、自然、社会世界和他们自身而已，而是还与他们的时间和空间相异化开来了。一旦把时间面向也加入分析的话，那么我其实也就开启了一个问题：时间变迁的逻辑是否（纯粹）是经济范畴的？我在本书第一章已提到，我相信社会加速在现代社会当中的驱动力已经超过了经济资本主义所涵盖的范畴，但这并不是在我的论证当中最根本的观点。加速是如何造成异化的？让我们来逐一检视。

自我异化与社会异化

在某种意义上，社会加速单纯而直接地导致了我们的世界关系的崩溃与腐坏。我们无法将行动时刻和体验时刻（还有与我们交织在一起的商品）整合成一个完整的生活，所以我们与空间、时间、行动、体验、物品、产品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与社会世界之间的关系产生了问题，也就不令人惊讶了。格尔根很有说服力地指出，晚期现代社会中的人们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在乘车的时候，电话里，通过电子邮箱，在工作场合，等等）有很多的社会接触，使得人们完全“过度饱和”：

在面对面的社群当中，身边周遭的人的样貌是相对不变的。出生和死亡会带来改变，但是从一个城镇到另一个城镇（更不用说城市或国家）的移动却是很困难的。今天社会关系的维持则完全相反。算一下，从家里、晨间电视新闻、车上广播、火车上同行乘客、地方新闻，一位通勤者会在一天的开头两个小时遇到许许多多不同的人（不论这些人是直接所见的，或是从影像上看到的），这可能是生活在社群里的先人要花一个月才会遇到的人的数量。

通过本世纪的科技，我们所参与的关系的数量和种类，关系接触的潜在频率，关系的表现强度，以及关系在时间上的持续性，全部都稳定地增加。当这种状况变得极端时，我们就全部都处于社会过度饱和的状态。

这会使得我们在结构上不太可能真的与彼此“有关系”，但还是可以在时间很短的情况下，有可能跟别人交换信息、进行事务合作。然而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会有兴致知道别人的人生故事或是人格问题。我们下班后去喝一杯吧！好，但是我们不会想要聊自己的人生故事，也不会想建立泰勒所谓的有实质共鸣的关系。因为建立有共鸣的关系太花时间了，而且一旦分开又会太痛苦了。在快速变迁、快速相遇的世界当中，这是个问题。

然后，就我上述的论证来看，几乎不证自明的是，自我异化也许就会成为晚期现代加速社会当中不断逼近我们的危险。如果我们与时空、行动、体验、互动伙伴的关系都异化了，我们很难避免深度的自我异化。这是因为，就如泰勒和许多其他所谓的自由社群主义的辩论（以及再之前的辩论）当中很有说服力地提到的，自我的感觉与认同正是从行动、经验与关系，亦即自我们所处（以及让自己所处）的时空、社会世界和物界当中所形成的。所有我们所经历的行动时刻和体验时刻，所有我们的抉择，我们所认识的人，我们需要的物，都是我们对自己人生的可能描述、确立我们身份认同的素材。然而，若这些事物都无法好好地被吸收进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也就无法确切形成我们自己的人生故事（这也难怪我们也越来越不想听别人的人生故事）。我们是谁、我们怎么感觉的，都有赖于我们在经历变动时所身处的背景，而我们却不再有能力将这些背景整合进我们自己的经验与行动。这也造成了埃伦博格所说的“自我的耗尽”，甚至是过劳或抑郁。如果我们的身份认同的形成与我们的立身处事、我们所关心的事有关，而我们却不知道什么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如果我们失去了稳定的、有方向的重要事物的先后顺序，那么我们的自我关系就会遭遇危险、受到干扰。与世界产生异化以及与自我产生异化不是两件不相干的事，而是同一件事的两个方面。当自我与世界之间的共鸣“安静下来”的时候，这种异化就出现了。

本文为北大公共传播转载

版权归作者所有

编辑 | 杨馨楚

图源丨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