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邓年龄悬殊大，性格天差地别，说话却惊人一致：就按他说的办
刘邓年龄悬殊大，性格天差地别，说话却惊人一致：就按他说的办
邓小平善打胜仗的一个重要秘诀，就是与刘伯承珠联璧合，共筹帷幄。这也是邓小平的重要兵法原则。邓小平与刘伯承称得上“黄金搭档”，并肩战斗十三年，紧密配合，通力合作，组成了享有盛誉和驰名中外的“刘邓大军”。“刘邓大军”这段历史，是邓小平光辉生涯中最辉煌的篇章之一。
邓小平和刘伯承都是四川人，“天府之国”的山水和习俗，特别是出生入死的革命经历，造就了他们坚毅的性格和高尚的情操，这使他们有了许多的相同之处。长期并肩战斗的戎马生涯，更使他们互相关心、互相爱护。
邓小平与刘伯承虽同是四川人，但年龄、外表、性格、爱好却完全不同。邓小平比刘伯承小13岁，这在当时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中可谓是年龄悬殊最大的一对。邓小平身材矮小，刘伯承魁梧高大；邓小平性格内向，文质彬彬、不苟言笑，刘伯承豪放开朗、幽默风趣；邓小平烟吸得很凶，喜欢打牌、下棋等娱乐活动，刘伯承却不嗜烟酒，更不会打牌、下棋，只喜欢读书、散步。
就这样年龄、外表、性格、爱好却完全不同的两个人，工作起来非常协调、默契。刘伯承对党忠心耿耿，对工作极端负责任，热爱人民，关心同志，平易近人，使你在他面前，能感到一种慈父般的温暖。邓小平做事果断、干脆，对干部要求严格，并敢于批评，给人的印象，像个严师。在这十三年中，他们两个，一个师长，一个政委；一个军事主官，一个政治主官；一个慈父，一个严师，密切配合，相互支持；加上作风正派，艰苦朴素，以身作则，给下面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刘邓两位首长虽然一军一政，各有所长，但都不是单才，而是文武全才；因此他们在军政工作上常常口径一致，一唱一和，相互支持。
刘伯承主管军事工作，邓小平主管政治工作，这是他们的职责分工。但在实际工作中，他们是既有分工又有合作，分工不分家，是智慧的交流与相互激荡。在军事上，他们共同指挥，尤以刘伯承为主；在政治上他们密切配合，多以邓小平为主。在政治委员与司令员的关系上，他们两人一直是既分工明确，又协调一致，配合默契。邓小平常说：司令员和政委的工作是无法截然分开的，应该既分工又合作。
无论是开辟太行山抗日根据地，还是挺进大别山，激战淮海，进军大西南，许多重大作战方案，都是刘邓一起商定的，各种命令都是以刘邓署名签发的，多次重大战役都是刘邓共同指挥的。在作战的时候，大的计划部署下去了，邓小平就亲自守在电话机旁，彻夜不眠地指挥前线部队作战。邓小平负责部队中的党政工作，要用极大的精力领导开辟地方工作；而且在军事指挥上，又是刘伯承得力的助手。
邓小平经常在一些作战会议讨论军事决策方案时，提出许多作战方案意见。例如，渡江战役时，邓小平亲自执笔拟定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并报中央，毛泽东很快复电批准这个纲要。
邓小平除了做好政治工作外，还主动参与军事决策，协助刘伯承共同指挥打仗，有时也单独指挥作战。特别是在解放战争时期，邓小平不仅是一名杰出的政治工作者，而且是一名优秀的军事指挥者，是刘伯承在军事上的得力助手。每次拟定作战计划和命令时，邓小平先敏锐地分析判断敌情，提出几种作战方案，并明确提出自己的倾向意见。刘伯承总是充分考虑和尊重邓小平的意见，并根据自己丰富的作战经验加以充实和完善。
淮海战役过程中，李达参谋长留豫西后方指挥所，组织后方支前工作。因此，战役一开始，邓小平就告诉前指的同志，战役过程中，参谋长的工作由他兼任，凡是参谋长职责范围内的工作，直接向他请示报告，只有重大决策才必须向刘司令员报告。邓小平身为总前委书记，既要负责战役全局的决策、谋划，又主动承担歼灭黄维兵团作战的具体组织指挥工作，还要具体领导中野司令部的工作。凡是敌情的变化，战况的进展，通信联络的畅通，兵员的补充，部队组织的调整，武器弹药的补充，后方对部队生活的保障等，无不亲自过问，重要的则亲自处理，并组织司令部有关部门和人员，负责工作的落实。当时前指人员很精干，但大家在邓政委亲自领导与组织下，在邓政委工作极端负责和为战争胜利无私奉献的精神的激励和感召下，人人精神振奋，个个忘我工作，从而较好地完成司令部的工作任务。
邓小平十分尊重刘伯承。他常讲：“按刘师长的意见办。”并解释说，我称呼“师长”是尊敬老师的意思。邓小平在很多方面都把刘伯承当作自己的“师长”。刘伯承年事较高，又仅有一只视力微弱的左眼，行动上多有不便。为了照顾他的身体，邓小平往往力争多做一些组织实施协作工作，前方指挥，总是勇挑重担，亲自起草、签发电报，亲自值班守电话，检查、督促作战方案的贯彻执行。邓小平常说：刘司令员年高体弱，司令部要特别注意哩!有事多找我和参谋长。他是我们的军事家，大事才找他决策。
刘伯承则常说：邓政委是我们的好政委，文武双全，我们大家都要尊敬他，都要听政委的。每次召开军事会议，讨论作战方案，在最后下定决心以前，刘伯承都要请邓小平发表意见，并且常常在会议结束时宣布：就按小平同志的意见办。刘伯承在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反对居功自傲和斗志衰退、发动群众整顿军纪方面，都十分尊重和全力支持邓小平的工作部署。他一句常说的话：政委说了，就是决定，立即执行。比如，在逐鹿中原、挺进大别山渡汝河前夕，邓小平建议：刘司令员先过河指挥部队，他同李达参谋长留下阻击追敌。刘伯承说：政委的决定就是指示，按政委说的立即行动。
曾一直跟随刘邓的杨国宁说，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长达十几年的两个革命战争时期，刘邓曾先后共同领导和指挥八路军一二九师和第二野战军，共同经略晋冀鲁豫、中原和西南三大战略区，亲密无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刘邓是军事指挥上的并肩者。而在一个战役接连一个战役，一个战场转到另一个战场这种漫长而又频繁的战争过程中，在这种极度耗费脑力和体力的战场生活中，刘邓又是互相把在对方肩头上的重担换到自己肩头上来，分成两副担子来分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刘邓又是军事指挥上的并肩者和分担者。即使在大别山因为斗争的需要而分成两个指挥所，部队接到的战略战术指示，仍然是出自一个刘邓司令部。历史既然以自己的行程形成了这种情况，我们也就难以把刘邓的指挥艺术和作战谋略完全分割开来了。他还形象地说，刘邓连在一起，像一座威严的山。一座威严的太行山，一座威严的大别山，一座威严的喜马拉雅山。
有的同志描述说“在刘邓之间，是难以放进一个逗号的。”邓小平后来说“我们一起工作，是1938年在八路军一二九师，一个师长，一个政治委员，以后在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前后共事了十三年，两人感情非常融洽，工作非常协调。我比他小十多岁，性格爱好也不尽相同，但合作得很好。人们习惯地把'刘邓’连在一起，在我们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同伯承一起共事，一起打仗，我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
邓小平和刘伯承在长达十几年的戎马生涯中，并肩沙场，驰骋中原，征战南北，历尽艰险。刘伯承是军事家，指挥有方；邓小平是政治家，从善如流。他们二人相互支持，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人们在谈到邓小平性格时，对邓小平遇事不怒，怒而不发等惊人自制力、容忍力和坚持力印象极为深刻。邓小平的领导风格很严肃，也相当严厉，但实际上特别实事求是，绝不苛求，绝不盲目，绝不说空话、说大话。另一方面，无论多么大的重任，无论多么大的重压，邓小平也敢于承担，而且完成得稳稳当当，可以把它轻轻松松地放下来。这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政治生涯中养成的，其中也有刘伯承的影响这一因素在内。
邓小平和刘伯承搭档数十年，从来没有出现过互相埋怨、互相推诿、互相扯皮的现象，在作战指挥和部队建设的一些重大问题上，更没有互相拆台的现象。即便有时因军情或战事紧急，来不及碰头商量，其中一位领导做出了决策或对部属进行了批评，另一位领导也是极力支持，并坚决贯彻执行的。在这方面，他们配合得相当默契。同他们一道工作的干部，都深深地有感于他们之间的相待以诚、相忍为公、团结协作的精神。人们称颂：二野是团结的，二野的团结，始自于刘邓的团结；团结就是力量，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正是由于刘邓的和衷共济，默契配合，情同手足，使刘邓大军不管遇到多么大的困难，始终信心坚定，步调一致，一往无前，从胜利走向胜利。
邓小平用兵，一个重要兵法原则，就是知人甚深，用人得法，因势利导。对于各军区、各部队的领导干部，既要求严格，又充分放开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和作战指挥才能、大胆使用。在他手下工作的干部都说，他们可以尽量地施展才干。从挑选张国华和十八军进军西藏，就反映出邓小平知人善任的高超艺术。
当时任第十八军军长的张国华，具有突出的组织领导才干和人格魅力。这位红军出身的高级指挥员当时年仅36岁，在长期的军旅生涯中，他不仅身经百战，指挥有方，屡立战功，而且在任何艰苦卓绝的环境里，始终表现出一个年轻共产党人勤奋好学、开拓进取的执着精神和优秀品质。特别是在担任豫皖苏军区司令员任上，处处体现出一个老共产党员严格掌握党的政策的良好政治素质，尤其擅长做思想政治工作，使部队纵横驰骋于蒋管区里如入无人之境，具有开辟和经营新区的斗争经验和能力。这次率部进军西藏，当刘邓等商妥，把报经党中央同意的这一重大决定通知张国华时，尽管他有些意外，但仍然毫不犹豫地接受了。邓小平告诉张国华和十八军指战员：为什么让十八军担负这项任务，主要考虑的是干部问题。大家打过恶仗，特别能够吃苦忍耐。
又如襄樊战役，邓小平作为中原野战军的领导，只是确定了战役总体构想，下达了基本作战命令，而具体作战的统一指挥则交由桐柏军区司令员王宏坤负责。在攻取襄阳城时，第六纵队司令员王近山担任攻坚战的统一指挥。他根据城南高地一时不易攻下，城之西东两面守备薄弱的情况，果断改变原来的先取南山再攻城的计划，改为猛虎掏心，直接攻城。他把这个想法上报后，邓小平和刘伯承表示完全同意。
刘邓指挥作战，强调机断行事，就是要求各级指挥员根据总的作战意图和计划，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不依赖上级，灵活机动地完成作战任务。
邓小平深知，作战的全局指挥与作战的局部指挥之间的关系必须是辩证的。全局指挥不可能详尽地关照作战的各个局部，每一个局部都会遇到各自所独具的情况。更为重要的是，越是向战斗的局部引申，情况的变化就越迅速，就越是不允许逐级地按部就班地请示，就越需要独立、果断地定下决心。尤其是捕捉到稍纵即逝的战机时，更是需要机断行事。所以，他绝不把下级指挥员限制死，而是提倡各级指挥员在不违背总的作战意图的前提下，以高度的负责精神，机断行事。
在宛西战役之后，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中原野战军决定发起宛东战役，以牵制临颖地区的敌整编第十八军，配合华东野战军南下作战。战役的基本决心，是以3个纵队组成的东集团进攻确山，吸引敌第十八军南下增援，以3个纵队加上桐柏军区和豫西第七军分区的部队组成西集团，阻击由南阳东援的张轸兵团，并寻机全歼之。
发起攻击确山后，刘邓即断定敌第十八军必然南援，张轸兵团也必然东援，而由正阳西援的敌整编第二十八师首先单独来援的可能性极小。因此，决定除留陈(士榘)唐(亮)兵团阻击敌第十八军，留六纵队1个旅佯攻确山外，东西两集团刘进，围歼张轸兵团于赊旗镇、唐河以东地区。5月29日，属于西集团的中原陈再道纵队的两个旅扭击张轸兵团于埠口，随后其他部队陆续赶到，形成合击张兵团的态势。这时，刘邓判断张将放弃东援计划退回南阳二营而命令西集团由西、南、北三面攻击，向东压迫，以使我东集团参加决战。但西集团指挥员误以为张轸仍将执行东援计划，加上该敌守于密集不易分割，因此把主力东进羊册、郭集地区，欲从南北夹击张轸兵团，而放松了极重要的西面兜击，给张轸退留下了可乘之机。
31日凌晨，张轶兵团向西逃走，中午逃到桥头。陈再道纵队在执行西集团的命令过程中，注意到敌向西退走的可能，因此未完全向东而向西。当得知张西退的消息，陈纵队在来不及请示的情况下，果断西插，与华野宋时轮纵队及中原野战军的第二纵队相配合，将张轸兵团的6000余人，堵截在南阳以东之马刘营地区，予以全歼。
陈再道纵队和宋时轮纵队的机断专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上因西集团指挥员对敌之动向判断的不正确所造成的失误。刘邓肯定了这种“君命有所不受”的做法，是很耐人寻味的。
邓小平和刘伯承这种提倡机断行事，鼓励部属在上级总的意图下勇于负责、自主决断的指挥风格，极大地调动了各级指挥员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了他们的聪明才智，并增强部队上下级的相互信任和内部团结。邓小平曾评价说：“二野的内部关系是非常团结、非常协调的。上下级之间，各纵队之间，甚至于更下层一点，关系都很协调。你们可能注意到，从战争一开始，每一次的具体作战，指挥的都是各纵队的头头，刘邓没有亲自到战场上指挥过一个战斗行动。羊山集战斗就是陈再道指挥的，好几个战斗是陈锡联指挥的，双堆集战斗有一面是王近山、杜义德指挥的，也有是陈赓、杨勇、苏振华指挥的。我们没有发现过下面有什么不对的，也没有纠正过任何纵队领导同志指挥的战斗。我们如果对指挥有意见，发现有不妥的地方，有电话可以联络。这种做法对增加上下级之间的相互信任，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很有好处，还可以锻炼指挥员的主动性，讲句哲学语言叫发挥能动性。野战军的领导人相信自己的部下，下面也相信领导，这种互相团结、互相信任的关系从作战一开始就是这样的。这是个了不起的力量。二野所以能锻炼成这么样一个了不起的部队，主要靠的这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