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插花与文人绘画

文人插花与文人画风一样，以朴素清雅为原则：是将胸中的灵慧及洒脱、飘逸的个性，应用于大自然的花草，构成插花的生活艺术。

风雅文人插花在中国最早起源于五代，兴盛于唐宋。至元代，文人因郁滞隐居，在书斋插花孤芳自赏，所以文人插花以元代的插花为代表作，而清朝文人插花的代表人物，则为写《浮生六记》的沈三白。

风雅一般文人插花使用的花材，常会赋予花不同品质、特质与象征意义。同时，对花的形、色、质量、神韵、性格等都十分考究。

风雅文人插花的花器，以瓶为主（古铜尤佳，陶瓶次之），忌金银华丽；以典稚、朴实、温润为要，忌刺眼粗俗、勿太大或太小、勿形色繁褥；以简明、实用、美观合乎自然本性为原则。文人插花追求的摆设环境以朴实、雅致、简明、自然为意境，最忌重装饰、花俏、人工、夸张等风格，天然几案、藤床、笔砚等均是不可或缺的配件。

风雅总之，文人以文学诗词之心，观察自然，寓感万物，物我两忘时，以花草为媒介，以泄胸中文心诗意。这种抒怀传情的文人花，会将人带入一个清幽绝俗、高雅活脱、饶富情趣而又神思无穷的意境。

风雅插花是心灵与自然的契合，有物我两忘的意境，也是自然生态与人文情思互动的综合性艺术。

风雅插花是我国重要古典艺术之一，早在第五世纪就己普遍流行，到了唐宋，这种修养与“焚香”、“点茶”、“挂画”同称“四艺”，成为当时人们最普遍、最基本的修养，当时风气之盛，下至街坊茶肆，上至皇宫贵族，无不热衷此道，尤其在欧阳修、周密等“文人”辈的插花大家之提倡下，日见光大，体系分明。

在我国古代绘画史上，花鸟画可谓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除了花卉和禽鸟之外，还包括了禽兽类、虫鱼类等动物，以及树木，蔬菜瓜果等植物。在原始彩陶和商代的青铜器上，花鸟画充满了神秘的色彩，遗留一大图腾的气息。然而最早的花鸟画或许与早期人类的生殖崇拜有一定的关系。

六朝时，出现不少独立的花鸟绘画作品。比如顾恺之的《凫雀图》史道硕《鹅图》顾景秀的《蜂雀图》，萧绎图《鹿图》等。虽然现在早已看不到这些原作，但著录资料已经表明，当时的花鸟画已经具有相当高的水平。

到了唐代的时候，花鸟画已经独立成另一种画科，当时的著录中记录有花鸟画家八十多人，可见当时花鸟画是何其的昌盛，没有记录的花鸟画家更是多不胜收。比如薛稷擅长画鹤，韩干喜欢画马，韦偃喜欢画牛，李泓喜欢画虎等，已经能注意到动物的体态结构，形式技法上也趋与完善。

到了五代十国的时候中国的花鸟画已经发展成史上重要的时期，其中以徐熙，黄筌为代表的流派，确立了花鸟画史上的两种不同的风格，也就是黄荃的富贵，徐熙的野逸。黄筌的富贵不仅仅表现在绘画对象的珍奇上面，还表现在画的技法上的工细，设色浓丽，处处显示出皇家富贵之气;徐熙的野逸，开创了沒骨画法，落墨为格，然后用各种颜色进行复染。稍微的染上单粉从而神气俊出。黄荃的儿子黄居宋，黄居宝，徐熙的孙子徐崇嗣，徐崇矩都是当时花鸟画的名家。

在宋代《宣和画谱》中所记载北宋宫廷的收藏中，就有三十多位花鸟画家的近两千幅作品，所画的花卉品种多达两万多种，可见当时画家对题材的搜寻已经很广泛。北宋的花鸟画主要还是承接五代花鸟画的传统，早期以黄荃之风格为主导，基本上用的是勾勒填彩法，主要是画院派的。到了南宋，画院有一半以前的花鸟家，然而这一时期的花鸟画已经发展成我国花鸟画史上的一个高峰。在题材上，宋代出现水墨梅、兰、竹、松等。以拟人化的手法将崇高、贞洁、虚心、向上、坚强寄托于四君子的身上，这种文人思想的加入，为花鸟画注入了新的内容。其中以文同，苏轼为代表的画派以清新脱俗的风格，得到了朝野称赏。

元代花鸟画受到宋代文同，苏轼的影响，出现了一批专门画水墨梅竹的画家，以柯九思，仉瓒，吴镇，王冕为代表，表现文人的志气。

明代除了山水画之外，也擅长花鸟画并有成就，徐渭的淋漓尽致，畅快，陈道复的携雅洒脱，代表了文人画的两种不同风格。风雅至明代，插花艺术因“公安体”文学家袁宏道“瓶史”的问世，及诸插花家的努力，著述甚多，使这项艺术的发展达到了顶峰。今宜传文人插花，除再现古典文人插花的精神，同时也延续此优良传统的美意，努力创作文人现代生活插花艺术。

清代的石涛，恽寿平，八大山人和扬州八怪等一些绘画大家都在花鸟画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八大山人以其独特的绘画语言，表达内心的忧伤，其笔墨与造型均独树一帜。然而恽寿平的没骨花卉则在黄荃，徐熙体系中得以综合发展，为花鸟画另开辟蹊径。从此以后，任颐等人又加以弘扬发展，使得花鸟画在清末出现了一小次小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