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寅|权德舆与唐代赠序文体之确立
权德舆是中唐贞元、元和年间地位最高、影响最大的作家，也是创作历程及面貌保留得最为完整的作家。自上世纪以来，由于文学观念的狭隘偏见，这位极具典型性的唐代作家始终未得到足够的重视。我在研究中唐诗歌时，发现权德舆在很多地方都值得特别注意，比如集中整整一卷写给妻子的诗，完整地记录作家青少年时代心理成长历程的少作，台阁唱和中的游戏诗风等等[1]。葛晓音先生《论唐代的古文革新与儒道演变的关系》一文曾指出权德舆在中唐古文发展中的作用，认为“在李华、独孤及、梁肃等人到韩柳之间，权德舆是个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他既有'尚气，尚理，有简，有通’的文说，又历任礼部、吏部尚书和宰相，长期居于选人高位。所以能在执掌典选期间，改革不重经义，但习骈俪的考试方式”[2]。联系韩愈《燕河南府秀才》诗“昨闻诏书下，权公作邦帧。丈人得其职，文道当大行”的记述来看，权德舆主文政对中唐古文写作的推动应是无可怀疑的。随着我对权德舆作品的愈益熟悉，也越来越感觉他的文章在中唐古文发展中所处的重要位置和独特意义。本文要探讨的权德舆的赠序写作，便是一个超出作家研究而关系到唐代散文发展的课题，其中涉及的问题尚未被唐代文学研究者注意[3]。
赠序是唐代新兴的一种文体，其源流肇自魏晋，起初是赠诗附序，后来演变为唱和冠序，迄唐代发展为送别赠诗前冠序，最终形成无诗的徒序，后人称之为赠序。唐代赠序创作的繁盛与当时祖饯讌集之风的盛行密切相关，这已为近年的研究所阐明[4]。值得注意的是，赠序与普通诗序相比，从体制到功能都有了很大的转变。用法国文学理论家热奈特的“副文本”理论来看[5]，诗序可以说是一种副文本，从诗序演变为徒序，也就是副文本逐渐摆脱依附性而独立为主文本的过程。质言之，即诗序由补充、说明诗的内容而转变为包容诗的内容并最终替代诗作而成为写作的主体。如果说唱和、赠别诗冠序主要以纪事为主，那么赠序就更带有自我表达的功能。当赠序摆脱了纪事的即时性要求而成为一种主动性写作时，其抒情言志色彩和交际功能就豁然凸显出来。这一转变正发生在中唐时期，浏览现存的唐代序体作品，权德舆的写作再次显示其不同寻常的文学史意义。
薛峰曾据《文苑英华》、《唐文粹》、《唐文粹补遗》和《全唐文》进行统计，将明显带有赠送性质、有明确致赠对象，题名中有“送”、“饯”、“赠”、“别”字样的序文都视为赠序，得知唐代有赠序文传世的文人共49人，其作品数量如下表[6]：
如果按文体学的习惯，以赠序指无诗的徒序，那么以上统计的作品数量包含着大量的诗序，称赠序显然是不合适的。在赠序文体确立之前，送行赠别的诗序宜统称为“别序”，本文即拟用这一概念统称所有的送别诗序，包括诗序与徒序。从上表可见，唐代留下别序最多的十位作家是：王勃16篇，李白16篇，任华17篇，独孤及44篇，于邵51篇，梁肃18篇，欧阳詹18篇，权德舆64篇，韩愈34篇，柳宗元46篇，权德舆以64篇名列前茅。近年学界不乏赠序研究，但都集中于韩愈作品[7]，尚未涉及韩愈以前的创作。权德舆出入幕府多年，后久居台阁，以才华名望执文坛牛耳，主持朝中风雅，频繁的送往迎来，无数的诗酒饯别，使他成为写作别序最多的作家。仅就数量而言，权德舆的别序也是不容忽视的，更何况从唐代赠序文体的演进看，他的写作还显示出若干值得注意的文学史意义呢。
一、权德舆别序写作与职务的关系
较之其他文体，赠序文体一个很突出的特征就是它所负载的社交功能，赠序的产生一开始就与一个特定的事由——送别有密切的关系。考察一下权德舆以前的序体文写作，凡标明为“序”的作品，只有诗文集序、宴集(包括饯别)诗序和赠别徒序三种类型。后人所谓赠序乃是由后两种类型演化而来的，起初是无特定对象的宴集诗小序，继而为有特定对象的饯别诗序，最后发展为赠予特定对象的徒序。在这一过程中，饯别和赋诗送行成为赠序形成的关键。考究权德舆所作序文，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为了弄清权德舆的赠序都作于什么场合，我曾将64篇序文的写作年代、事由及赠送对象作了一番梳理，其中可编年的55篇如下表所列[8]：
这份表格首先改变了我一个根深蒂固的印象。以前我曾根据赠序的社交功能，先入为主地认为赠序具有送别宠行、提携后进的意义，因而其写作属于文坛盟主或达官的特权。而权德舆的作品却表明，他的别序写作主要与职任而非文坛地位相关。通过上表我们看到，权德舆写作别序基本集中于任幕府从事和掖垣阁僚这两个时段，前者占了14篇，后者占了27篇，合计占现存别序作品的75%。这不禁让我推测，别序是公牍文之外较接近职务写作的一种文体。在这些序文中，经常可见其写作动机是出于受嘱，如《奉陪李大夫送王侍御使往淮南浙西序》云：“公乃备觞豆以祖之，类歌诗以贶之。小子辱从事之末，承受授简。”[9]《送张仆射朝觐毕归徐州序》云：“德舆辱当授简。”《送袁中丞持节南诏序》云：“辱命内引。”《送张阁老中丞持节吊回鹘序》云：“亦既辱命，俾次群篇。”《奉送韦中丞使新罗序》云：“宜征作者，猥及鄙人。”《奉送杜少尹阁老赴东都序》云：“愧序引之辱。”《奉送韦十二丈长官赴任王屋序》云：“拜手授简。”《奉送从叔赴任鄱阳序》云：“佐酒霑醉，歌诗为礼，有命曰：'尔宜序。’”《送义兴袁少府赴官序》云：“猥征不腆，俾叙夫群篇。”《送许协律判官赴西川序》云：“众君子中欢皆赋，使鄙夫类之。”当时这类宴集诗卷是按官阶高低顺序编次的[10]，既然诗卷的次序是高官在前，卑职在后，那么编次和作序的任务就往往由官职较低者承担了。幕府里从事的地位最低，又以文才司案牍，自然是作序的适当人选。而掖垣阁僚虽不是朝中卑职，但权德舆却是历掌纶言十年的清望官员，他曾说：“顷予忝职西垣，殆将十岁，草列郡命，过于百数。”(《送建州赵使君序》)如此多的制命出自其手，无形中使他的文笔拥有特别的尊荣，同时也让他熟悉了当时缙绅士大夫的履历。赴任、出使者的家世和才具他都知根知柢，写起序来驾轻就熟，较他人更有先天的优势。
这么看来，权德舆别序对于送别的装饰意味即所谓“宠行”要远过于对行人的实际提携。安史之乱后，地方行政混乱，官守迁调频繁，京中更盛行饯宴。高仲武《中兴间气集》载当时“自丞相以下，更出作牧，(钱起、郎士元)二公无诗祖饯，时论鄙之”，足见大家都很看重祖饯酒宴上的赠诗。这样，身处幕府从事或台阁官僚且以文章著名的权德舆，自然就常承担起撰写别序的任务。晚年升任礼部侍郎以后，虽然更具备了提携后进的条件，他却很少再写别序。偶然涉笔，对象不是地位相埒的达官(如杜亚、袁滋)或先达之后(如义兴袁少府、当涂马少府)，便是宗族亲眷(如三从弟、崔十七叔)之属。这都是出于特别的情谊，不同于早年的受命操觚。这也不难理解，从古到今作序都不是动机自主的写作，毕竟不是那么惬意的事。地位不高时，在上者或朋侪可“命”之“属”之，作者也不能推辞；及位尊望隆，别人就只有“请”之“求”之了，而有无功夫有无兴趣则纯然看作者的心情。所以权德舆晚年多赠亲故之序，而殊无一般公饯之序，实在是很正常的。
二、权德舆别序与赠别对象
作为装饰意味浓厚的“宠行”，目的是制造一定的热闹效果，以抬高行人的身价。诗在这里不仅是制造效果的工具，同时还是记录和扩散这种效果的载体，使之能传达到行人的目的地。达官贵人的赴任、出使因其本身地位的崇高，饯行不过是锦上添花的热闹；而对远赴穷边小邑或迁谪、罢归等失意者来说，饯别就不止是形式上的热闹，而更有着情感的安慰在里面了。这样，根据饯宴的性质是公饯或私饯，别序也就有了公私两种话语的区分。
权德舆的别序，送别中丞以上达官者仅8篇，多数是赠送举子及府县僚佐之作，其间相当一部分又是姻亲眷属，从赠送对象来看颇为引人注目。据我检点，权德舆别序涉及亲族之作多达14篇，尤其是晚年职位渐高，他就不再写一般公饯的诗序了，只写些家饯亲族之序。由于德舆自幼丧父，一直仰赖于亲族和父执照顾，后来又托庇于岳父崔造，故对宗族、姻亲和父执辈都怀有深厚的感情，而别序就常是他表达这份感情的一个途径。《送崔十七叔胄曹判官赴义武军序》云：
以执事之端敏肃给，且故相国安平穆公之从父弟也。腴润於友爱，琢磨於仁义，谦以自牧，实而不华，闺门公府，皆奉金铉，人伦之美，无乃裕乎!
这是称扬内人从叔的品德。《奉送薛十九丈授将作主簿分司东都序》云：
丈人以河阴丞满岁参调，亦既感泣，悲欢相乘，微辩风采，乍疑梦想。而又征杨恽史氏之学，发羊昙西州之叹，家风代德，有所未知；遗文逸简，甫获传授。
这是写前辈顾念旧谊，传述先君事迹、著述之厚爱。对于伯仲群从，凡无特别才华、事迹可称颂的，便借述祖德的形式，以敦其睦亲追远的情怀。如《送从兄颍游江西序》：
昔安邱敬公，以王佐之才，而运丁苻氏，故经纶大略，堙厄不振。如其乘时行道，可以财成家邦，岂止于相区区前秦，与王景略齐名而已。时轧道塞，从古以然。德舆与兄实承安邱之遗烈，其后枝流，以食旧德，故兄能践中行，蹈贞厉，守师氏之训，修君子之词，悫静而用晦，诚谦以居约者向二十年，褒衣大带，名未登于王府。
至于昆季皆达，少年得意，则必叙其一门才俊，以见诗礼传家，流风久远。如《送再从弟少清赴润州参军序》：
今年群从之调试於天官、春官者以十数，兴廉兴秀，既有其人。而少清以经明解巾，参南徐州军事，其伯氏掾周卫，叔氏簿郏城，代耕话别，徵诗导志。夫千里足下，九江滥觞，致远就深，在乎不已。况尔文敏修洁，澡身立诚，康庄渤澥，吾见其往。至如鲍昭之词律、孟嘉之风流，又其次也。
又因先君为著名隐士，凡赠宗族之人，每颂其隐德，以光扬家风。典型的例子是《送从兄南仲登科后归汝州旧居序》：
古者采诗以辩志，升歌以发德，系于时风，播为乐章，有不类者，君子羞之。令兄能溯其末流，泳於深源，志之所之，不迁於物。以为洙泗弟子，起予者商，而又嘉回之屡空，鄙赐之屡中，故带经食力，耕於汝山之下，环堵蓬茨，若阴华榱，逸韵丽藻，锵然在听。去岁临汝守首贤能之书，贡於仪曹，瞻言正鹄，审固则获。前此亦尝失之矣，退实无愠，赢而不嚣，盖能反诸己而已，且用廉贾之道故也。今将抵洛郊，历平阳，与贤诸侯交欢假道。然後自洛之汝，燕居中林，磅礴古昔，务诸远大。莺出幽谷，鹏击南溟，将与群从叔季复修异日之贺，岂止於今耶？南宫郎有雅知兄者，且与德舆为僚，徵诗贶别，以附其志，谨序。
德舆在这里为我们描绘了一个不忮不求，乘时而动的古君子形象，诗才和登科的成功只是一笔带过，而着力表彰的是“退实无愠，赢而不嚣”亦即淡然于得失、不迁于物的品格。此序虽缘于同僚公饯，但因赠别对象是亲族，故“以附其志”也寄托着德舆对家风的认同及自己的人格理想。这都属于家族内部的私人话语，与一般的公饯话语是有区别的。
如果说以亲族为对象的别序更多地体现了家族的私谊和私人话语，那么以官人赴任为事由的别序则主要反映了当时的社会观念，这类别序通常作于朝士群集送别的公饯场合。唐人素重京官而轻外任，出守镇边，虽贵为专城、坐拥列郡，仍不能摆脱失落之感，而激励和安慰也因此成为别序的一个重要主题。比如《奉送裴二十一兄阁老中丞赴黔中序》写道：“大丈夫被荐绅，彯华缨，宏宣职业，无有远迩，则向之玉堂清禁、论思侍从，与今之龙节前导、金龟映组，皆所以事君也，岂有中外之异耶？”极力强调中外无异，适足表明中外之异乃是众所公认的存在。即便是方镇节使、州刺史，品级都已不低，但一麾出守还是给人屈才的感觉，别序总不免要用这样那样的理由来宽解行人。像《送司门殷员外出守均州序》云：
去岁甫为尚书郎，今兹持郡节，动静之道，较然不回。嚱夫，父母一邦，化条在己，以此为政，不亦重乎!
这是强调责任重大，让行人自觉重要。《送水部许员外出守郢州序》云：
吏二千石与中台郎，循良隽茂，旋相为重，在其推择所切而已。故叔载以文术而居郎位，以吏理而分郡节。时所重难，辄居选中。
这是强调人选难得，让行人感觉自己能力超群。《送歙州陆使君员外赴任序》云：
中朝大君子皆以推毂为己任，未至如缺然，亦既觏止，笑与抃会。月未再期，麾幢在门，由是大夫之贤者、士之仁者，皆惜其去。以公佐有端操直质，无巧言谄笑，得之自是，不得自是故也。今天子加恩元元，慎重吏师，则列郡长人，不轻于中都官明矣。
这是合上两文之意而一之，既称难得其人，又言朝士皆惜其去，彼矛盾之情益见行人的卓荦不凡。《送建州赵使君序》云：
或叹赵侯官尚屈而地颇远，予以为不然。昔孔门诸生，以蒲莒单父著称，况诸侯之贵乎？东汉循吏以交趾九真报政，况建溪之迩乎？则赵侯旟轼之间，猛鸷飞伏，劳徕所及，鳏孤乐康，陟明善价，如建瓴水，虽欲勇退知止，其可得乎？
这是寄以厚望，以治理政成相期。而《送歙州陆使君员外赴任序》云：“然则表课陟明，疾若传置，行当以尺一征书夺于是邦，邦人虽欲遮道借留，末由已也，又恶用今日少别为戚戚耶？”《送司门殷员外出守均州序》云：“郡斋佳句，伫与报政偕至，吾徒贺征拜之不暇，又何怆焉!”《送水部许员外出守郢州序》云：“大则以尤异征，细犹转徙剧郡，皎然前知，不足为贺。”则又是以治绩卓著、迁擢可待相勉慰。总之作者力图从各个角度对行人勉励有加，以缓释他们的郁闷情怀。这反映了中唐时期战乱相仍，地方行政恶化，长吏无所作为的现实。当官人丧失了初盛唐那种雄心勃勃、慷慨赴任的豪迈意气时，外放出京就成了真正黯淡的旅行，也格外需要饯送诗文来壮行色。
相比州府大僚来，更值得注意的是那些送幕府从事的别序。这部分作品在权德舆别序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时代的征候。安史之乱后，随着藩镇割据的形成，朝廷可授职官锐减，仕途愈形狭隘，士人不得不向幕府寻求发展的机会。这就是白居易《温尧卿等授官赐绯充沧景江陵判官制》提到的“今之俊乂，先辟于征镇，次升于朝庭。故幕府之选，下台阁一等，异日入为大夫公卿者十八九焉”[11]。据戴伟华考证，唐从节度使设置始到玄宗末，进入使府的文士只知有174人次，诸科登第文士29人次，而肃宗至德宗朝文士入幕者却知有1012人次，顺宗至武宗朝也有930人次，诸科登第者则多至755人次，尤以进士及第者占绝对多数。这是因为方镇多用文吏，而朝廷规定幕僚必须有出身，于是大量不能仕于朝廷的登第文士转而到幕府寻求出路[12]。权德舆《送李十弟侍御赴岭南序》说“士君子之发令名，沽善价，鲜不由四镇从事进者”，这无疑是中唐以后文人出仕的一个新动向。明代胡震亨最早从文学角度谈到这个问题，说：“唐词人自禁林外，节镇幕府为盛。如高适之依哥舒翰，岑参之依高仙芝，杜甫之依严武，比比而是。中叶后尤多。盖唐制，新及第人例就辟外幕，而布衣流落才士，更多因缘幕府，蹑级进身。要视其主之好文何如，然后同调萃，唱和广。”[13]权德舆本人未取科第而直接由幕府入仕，他的人生理想源于文章经国的传统观念，所谓“士有抗方外之迹，以世教为桎梏者，不然则必由于文章之途。以其合大中，导天理，发于心术，周于事业，此贤士君子之所以致思也”(《送王仲舒侍从赴衢州觐叔父序》)。故而对文士入幕，他的赠序总是以信心和豪情相激励。《送许校书赴江西使府序》就是很有代表性的一篇，其中写道：
予与公范，寻世好以约交道，获申十年之敬。出处多故，及兹再会，久饱诸公之议，今日得之。心包大猷，口析精理，可以稽合同异，悬照是非。夫然者，焯当世之誉，交大府之辟，疾苦机响，不亦宜乎！国家尚用兵车之会，且思磐石之固，俾贤王秉旄节，主江西诸侯。辟书四下，大搜隽望，公范拂拭缝掖，从容长裾，赴知己之命，伸丈夫之志。固当酌六经精义，以赞军政，俾介胄之下，礼让兴行。且以《中庸》明诚之根本，覃思於文藻，致用於政事，发硎投刃，固在于远者大者。庸讵知今兹一举，非图南之羊角耶？
这里提到的酌经义以赞军务，抒文藻以致政事，正是中唐以来古文家的政治和文学理想。从事虽卑为使府僚佐，但果能由此立身致用，也足以为成大业、担大任的滥觞。《送李十弟侍御赴岭南序》甚至不无自负地现身说法以勗之，曰：“士君子之发令名、沽善价，鲜不由四征从事进者。翔集翰飞，盖视其府之轻重耳。则侍御之今日，犹鄙夫之昔时尔。”他的成功经历不用说是最具说服力的榜样，足以激励士人释放沉沦消极之情，以豪迈昂扬的心态走向军幕使府。由此我不禁忖度，权德舆较多地写作以幕府从事为对象的别序，会不会与他自己的幕僚经历有关呢？就像最有影响力的高考或留学指南，一定出自高考状元或名校留学生之手，赠幕府从事序当然也以由幕府游升高位的成功人士的手笔最有说服力和权威性。
公饯和私饯的这两种话语，从大的方面说是反映了社会观念的变迁。这种变迁在交际场合曲折地表现为一种表达的需求，处在权德舆位置的文人，写作中只有尽量满足这种需求，才算得体。这样，不论是公饯场合体贴人情的世俗需求，还是私饯场合发自内心的抒情需求，不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都会成为一种对文体的控制力量，制约着写作向一定的目标行进。如果我们同意说文体成熟的标志就是体制意识的自觉及其规范的明确，那么赠序文体的确立就正是在内外两种需求的制导下逐渐完成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权德舆的别序创作，他对于赠序文体确立所起的推动作用，就比较清楚了。
三、权德舆与赠序文体的确立
一般来说，每个致力于某种文体创作的作家，都会在文体掌握和表现力的开拓上贡献一定的独创性。因为写作达到一定数量后，艺术表现的单一和重复是任何稍有才能的作家都难以忍受的。作为唐代写作别序最多的作家，权德舆在撰写别序时也不会不致力于文体掌握和艺术表现两方面的开拓。事实上，他的别序不仅在话语上有前述的明显特征，而且也显示出对体制的自觉意识及对文体结构的熟练掌握。
前面说过，赠序是由宴集诗序发展来的，有一个从为赠诗作序到无诗徒序的演变过程。在权德舆之前，别序的主要作家，如王勃、陈子昂、张说、宋之问、张九龄、孙逖等人的作品全都是为饯宴赋诗而作的，只有李白《春于姑熟送赵四流炎方序》、《送戴十五归衡岳序》、陶翰《送萧少府之幽州序》未提到赋诗。至于李白《送孟大入蜀序》的“故交不才，以文投赠”，《送谢氏昆季下第归南阳序》的“何以赠别，必在乎斯文”，考虑到唐人所谓“文”实兼诗而言，尚难遽定究竟是赋诗还是徒序。似乎从任华开始，有了不依附于诗而独立成文的徒序。他现存十七篇别序中非但没有提到作诗，反而有三篇明确提到“赠言”或承命作序，考其内容大致都是赠序[14]。李华也有部分别序如《江州卧疾送李侍御诗序》、《送十三舅适越序》、《送房七西游梁宋序》、《送薄九自牧往义兴序》、《送张十五往吴中序》、《送观往吴中序》、《送何苌序》未提到赋诗，元结有《送谭山人归云阳序》、《别韩方源序》、《别崔曼序》未提到赋诗，很可能都是徒序。独孤及的赠序则沿袭了诗序的传统，末尾必提到赋诗，只有《送张处士申还旧居序》是个例外。《送薛处士业游庐山序》末云：“赵补阙骅、王侍御定、张评事有略各以文为贶，记行迈之所以然，余亦持片言用代疏麻瑶华之赠。”既然赵、王、张三人都以文赠行，那么此文也应该是徒序。稍后写作别序较多的梁肃、于邵，诗序与徒序杂出，但诗序已略少于徒序，梁肃有《奉送泉州席使君赴任序》、《送张三十昆季西上序》、《送郑子华之东阳序》、《送灵沼上人游寿阳序》、《送沙门鉴虚上人归越序》，于邵则只有《送张都督赴嘉州序》、《送贾中允之襄阳序》两篇是诗序。大体看来，别序写作的机缘多属作者职在司言，如果赠送的对象不是一时名流，而作者又不善诗，那就只能赠以徒序。如于邵《送冷秀才东归序》云：“冷侯深於诗也，秘监韦公叙焉。其为歌诗以出饯，皆汉廷显达，士林精妙，各附爵里，为一时之荣。邵何言哉？贶别而已。”于邵本不长于诗，集中也极少诗序，偶一为之，乃是宴集之际受达官之嘱，如《送张中丞归魏博序》、《宴饯严判官使还上都序》、《送崔判官赴容州序》、《送房判官巡南海序》、《初夏陆万年大楼送奉化陆长官之任序》。看来大历、贞元之际，是别序由诗序向徒序发展的转变和过渡时期，因作家身份和才能的不同，别序写作就呈现过渡时期常见的错杂不一的状态。在这个时期成长起来的权德舆，可以想见是很难超脱上述文学背景的。
只要饯别赋诗之风盛行，诗序就决不会被徒序所取替。事实上诗序也从来不曾被徒序所覆盖，徒序只不过是诗序的补充形态而已。从徒序的角度考察赠序之成立，只能着眼于作者的文体意识，亦即当他觉得要表达的内容不适合写诗时，就取序文的体裁来达意。从这个角度来考察，则权德舆最初的别序已显露这种文体意识。如《奉送黔中元中丞赴本道序》末云：“夫临觞捧袂，愀然凄怆，此儿女之仁也，固壮夫耻之，愚亦耻之。引满举白，既醉而罢，文则不腆，盖指事云。”此文作于初入仕不久出使江西时，风尘卑职，叨陪末座，没有人让他撰序。他之所以赠元全柔以序而不是诗，纯因序体更宜于“指事”，这就是说他写作别序一开始就有着以序为主文本的意识。同年写作的《送襄阳卢判官赴本使序》提到：“驿骑萧萧，访别蓬门，元言清酤，相会於远。君又授予以《正名》、《至终》二论，鄙人亦出箧中《几铭》、《名实论》、《士行辨》三篇，以申报贶。”这里也没提到赋诗。或许卢判官是以文见长吧，两人都以文相质，于是德舆未作诗而径赠以徒序。很早就已明确的这种文体意识，催生了《权载之文集》中一系列脱离诗篇而独立写作的徒序。其中既有公饯，也有私饯。公饯如《送许校书赴江西使府序》云：“临歧话别，迭以勉固志业而已。若愀然涕下，以聚散为念，此可略也，众君子置之。”从文字来看这应是一篇徒序，记载了离宴话别的情形。因为宴会不曾作诗，显得不够隆重，因而不久又重举联句诗会，德舆有《月夜泛舟重送许校书联句序》纪其事：“公范持江西辟书，驾言即路。其出处之迹与婉婉之画，鄙人不腆，已为之序引。且吴抵钟陵二千里而遥，凡我诸生，怆离宴之不足[15]，故再征斯会。”所谓“怆离宴之不足”，正指前日无诗之离宴，不足以尽礼数而示荣宠，所以要再泛舟联句。这次是“公范乃握管作三字丽句，仆与二三子联而继之，申之以四五六七，以广其事”。联系前文所引《中兴间气集》的记载来看，当时送别确乎很看重赋诗，无诗便显得不够隆重。这反过来说明，前会只是话别，未曾作诗，权德舆写的也只是一篇徒序。
有时公饯赋诗，撰序者不只是一人。如《送张阁老中丞持节吊回鹘序》提到“阴方之气俗，四牲之践履，考功郎苗君序之详矣”，《送崔十七叔胄曹判官赴义武军序》提到“至于道观离宴，歌诗感激，则备于右拾遗独孤郁前叙云”。这类已有前序而补作的序言，由于避开了诗序的常套而更寄予了特定的社会内容，也就是说放弃了副文本的依附性而具有了主文本的自主性，因而在文体结构上同样具备了徒序的特点和属性。
比起公饯来，小规模的私饯无疑更容易产生徒序。且看《送王仲舒侍从赴衢州觐叔父序》：“执事自由拳抵信安，途不千里，奉板舆之欢，赴竹林之期。况新安江路，水石清浅，严陵故台，德风蔼然。渔浦潭、七里濑，皆此路也。二谢清兴，多自兹始。今日出祖，可以言诗。”这是离宴上因行人道途所历而论及历史上的诗人，也有可能是敦促同席饯送者赋诗，但作序当时还没有赋诗，故也可视为徒序。这种情形在德舆别序中不乏其例，如《送从兄立赴昆山主簿序》云：
士君子筮仕之门，有以代德庥荫而奉清庙斋祠者。及夫试吏就禄，与秀才孝廉郎等。盖以旧服流庆，後昆宜之，其於奖人为善之义深矣。从兄承舄奕簪缨之后，荷葳蕤文谊之训，敏於学行而薄於宦名，乃今调於天官，署昆山主簿。以姑胥之通邑，士衡之佳句，侨旧耕种，多依是间。上有良二千石，为东诸侯表率，其饬躬敬事，夙夜勤敏，椎轮积水，或在兹乎？从弟中书舍人德舆序其所由，俾群从偕赋。
这明显是先作别序，以此敦促群从赋诗的例子，序文的独立性因而得到突出。私饯的送别对象通常是名位不显的亲属故旧，由于送别者不像公饯，往往集聚一时诗文名流，因而格外需要引导和激发写作的情绪氛围，别序常常就充当了赋诗的打火石。《送郑秀才入京觐兄序》有云：“撰日言迈，访予告别。予亦漉旨酒，巾柴车，与一人友出送于野。凡祖軷者，请偕赋《棠棣》之诗。”这便是以序敦促同人赋诗的一个例子，看得出是小规模的私饯。又如《送马正字赴太原谒相国叔父序》言：“予以贫病，不能远游，美太原之茂勋，感汉阳之深眷，送子于往，实获我心。况与君同居里门，静赏湖月，亦云旧矣。辱命为序，所不敢辞。”《送陆校书赴秘省序》言：“子容诸父深源、方源，我族之出，有早岁游处之旧，故得君之道，因是而深；别离愀怆，亦用加等，於序引也，所不敢辞。”这两篇序文或称承嘱而作，或称不敢辞，都是应行人之嘱所作的别序，文中也看不到群从赋诗送别的气氛，应是两人间的私饯。马正字和陆校书虽都是名臣之子，但饯送明显是出于私谊的个人行为。这种私饯场合的别序往往是徒序，也就是诗的替代品，作者究竟是赋诗还是撰序，全然视乎当时情境及本人才性而定。权德舆因擅长文章，徒序是他更经常的选择。后来的作家写作徒序，如韩愈《送孟东野序》、《送陈密序》、《送牛堪序》、《送董邵南序》、《赠张童子序》、《送王秀才序》、《送区册序》大多出于私饯，因而也带有更多的个人话语色彩，这甚至成为赠序区别于诗序的文体特征之一。而权德舆除了受命撰序之外，无论私饯还是公饯都是根据表达的需要而决定是否写作徒序的，这种文体意识对赠序文体的确立和写作的自觉都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四、权德舆别序的写作技巧与语言
随着赠序文体的确立，权德舆对文章结构的掌握也显示出相应的能动性。作为“副文本”的一种类型，诗序的文体规范向来要求扣紧颂美行人、饯宴和赋诗等公共性内容，而排除个人话语。比如梁肃《送谢舍人赴朝廷序》写道：
亦既撰吉，晋陵主人于夫子有中朝班列之旧，是日惜欢会不足，乃用觞豆宴酬，以将其厚意。意又不足，则陈诗赠之，属而和者凡十有一人。小子适受东观之命，从公后尘，行有日矣。存乎辞者，祗以道诗人之意而已。至于瞻望不及之思，不敢自序云。
梁肃在写完颂美、饯宴和赋诗等内容后，强调以上所写的都是送别者诗中之意，而自己的惜别之情则不敢阑入。这虽也可以说是一种引而不发的笔法，但毕竟出于对文体规范的意识。到权德舆的别序中，压缩诗序的固有成分而突出与诗作互补成分的倾向就开始明显起来。
这首先表现为，凡叙述旅程、抒写别情之类的送别诗必涉及的内容，他每用“至若……”的句式概举而略之。如《奉送韦中丞使新罗序》：“至若辰韩息慎之俗，怀方象晋之道，译宾将洽驩之盛，致赐谕旨之荣，自原隰之华，至溟涨之大，运气海物，昕昏变化，众君子言之详矣。”《送安南裴中丞序》：“至若马文泉之功略，士彦威之教化，憬俗裔人，纳诸掌握，明珠文犀，视同涕唾，皆裴侯彀中所蓄也，不复烦言。”《送李侯十二弟侍御赴成都府序》：“至若铜梁、玉垒之胜践，使轩宾榻之盛集，皆备于歌诗者之说，不能悉数云。”异曲同工的笔法还有《送从兄颖游江西序》的“鄙夫所献者，如斯已矣。如其地理所历与烟霜之侯，皆备于诗人之思，此略而不书”。而《送岭南韦评事赴使序》如下文字也是类似的一种修辞：
君温文裕蛊，锐於术学，在绮襦青衿之岁，粲若冰玉。年方冠，仕至廷尉评，拥大府之传，赴贤主人之命，其徒荣之。且楩楠巨干，不产培塿，则知天锺茂美，亦多在代德，其要在聿修之不怠而已。彼吏理与将命，事之细者，况新发于硎，铓刃溢匣，不折不缺之诫，岂足为执事道耶？
这种种对省略某些不言自明之意的交代，说穿了都是一种引而不发的修辞技巧，为了节省下篇幅表达其他内容：或是上文所举有关从事的议论，或是《送当涂马少府赴官序》中的追忆友情，或是《送徐咨议假满归东都序》中的寄托志向，还有像《送从兄颍游江西序》这样包含复杂的社会背景的议论：“自十数年间，戎车居天下之半，故纯白清静之士，多郁而不发，其或倚佳名，席势（一作世）卿，以取富贵者，皆朝为屠沽，夕拖章组，风波变化，以万万计；其次或杂与诸生之徒，冠柱後惠文，持从事使者之檄，溢於府寺，喧於传置，风流不还，声实相远。然则得丧本不足以滑旷士之虑，又况今之得丧耶？先师曰：'知足者不以羡自累，行修於内者无位而不怍。’此二者可以书绅而三复也。”其中当然也免不了为行人鼓吹延誉，这本来就是别序的一项重要功能。
别序既以宠行为目的，为行人延声誉、壮行色就是直接追求的目标。相比前人的写作，权德舆的别序运用了更多的修辞技巧来制造效果。《送义兴袁少府赴官序》通过褒扬其家世来颂美行人：“先正南阳王实扶中兴之运，光启土宇，庆流后昆。国有令典，延世命官，解巾筮仕，偶得佳境。”《送刘秀才登科后侍从赴东都觐省序》从熟知其幼慧写到如今的不凡：“始予见其丱，已习诗书，佩觹韘，恭敬详雅，异乎其伦。及今见夫君子之文，所以观化成、立宪度，末学者为之，则角逐舛驰，多方而前。子独居易以逊业，立诚以待问，秉是嗛悫，退然若虚。”《送王仲舒侍从赴衢州觐叔父序》又用对方对自己的激励来衬托其文才：“太原王生仲舒，从事於斯。弱冠秀发，始以雅词一轴，为士相见之贽。予尝学於此，间世多病，方将自全於朴，止所不知。及览子之文，文达而理举，温润博雅，且多古风，则曩时之心，斐然复生，所守不固然也。”这几乎是类似孔子“起予”之叹的赞扬。《送右龙武郑录事东游序》先以资历推崇郑氏：“予弱岁时从师於党塾，郑生已用经术上第，诵古先格言，圆冠绅带，绰绰温雅。里闬侨居，年辈为长。迨今逾二纪，三徙官至亲军纪纲掾，青袍化缁，班鬓如艾。”然后以“以郑生之理文修行，而职业未称，得不为大来之将然欤”相勗，末托其传语致意：“吴中多贤士君子，居易求志，为予多谢之。”实则是为郑录事预设了干谒投贽的理由。《送李十兄判官赴黔中序》又换了一种方式，先提出入幕为出仕捷径的现象，然后称颂府主王础之贤，而期表兄以远大：
今名卿贤大夫，由参佐而升者十七八，盖刷羽幕廷而翰飞天朝，异日之济否，视所从之轻重。故予内兄以黔巫之地为夷途安流者，受署于中执法王君故也。以王君之馨香望实，且处清近久矣，惟天爱人，授兹一方，则兄之赴知己，诚可贺也。兄端明文敏，焯见吏理，奉本府之书奏，陈远人之便宜，已事复命，驱车就路，敢用觞酒宴軷，系之以言曰：“武陵辰溪，四封十五郡，大凡五十馀城。以仁佐贤，宁彼县道，婉婉语言，化为风谣。然后徵理行之第一，献宾寮之功用。夫如是，得不谓所从之重乎？
序最后归结于“京师离群，咏叹仁政，寓辞铃阁之下，无金玉其音”。所谓“咏叹仁政”，意味着两人对王的一致评价，非但恭维了王础，同时也烘托了李少安对府主的忠诚和爱戴，这正是为表兄邀宠的微意。权德舆不愧久经历练，多年的笔墨生涯，已让他将这些微妙的笔法运用得非常娴熟。
权德舆别序的语言风格虽然还不能明确地加以概括，但纯粹的散文化却是值得注意的特征。在他之前，别序的主要作家，从王勃、陈子昂、张说、宋之问、张九龄、孙逖、陶翰到李白，所作别序全都是骈体。又是任华，在语言风格上再次显示出他独往独来的作风，现存十七篇别序纯然散行，算是个不同寻常的异数。此后，李华文中出现一些散体的别序，像《江州卧疾送李侍御诗序》、《送十三舅适越序》、《送房七西游梁宋序》、《送薄九自牧往义兴序》、《送张十五往吴中序》、《送观往吴中序》、《送何苌序》、《卧疾舟中相里范二侍御先行赠别序》。同时的于邵也是骈散相参，而独孤及、梁肃的别序则完全摒除了骈辞俪语，全用散文行之。权德舆作为继承独孤及、梁肃衣钵的古文家，纯然用散文写作，终究成为别序的大家。
纵观唐代散文史的进程，无论就数量而言还是就完成度而言，权德舆的别序写作都标志着赠序文体的定型，他的写作可以说是连接独孤及、梁肃等第二代古文家和以韩愈为代表的第三代古文家的桥梁，具有承先启后的意义。而他掌握文体的熟练、表现手法的丰富以及语言的纯粹，又全面地确立了赠序写作的典范。在他之前唐代的赠序还在向文体的定型努力，而到他之后韩愈就开始打破文体结构的均衡性，以恣肆率意的议论和抒情将赠序引向更加主观的自我表现方向。如果说权德舆是要用散文体赠序来替代赠别诗的话，那么韩愈就可以说是将散文体赠序当成赠别诗来写了。赠序文体中的这一点微妙变化似乎也反映了中唐古文变革的一个侧面。
[1]蒋寅《权德舆与贞元后期诗风》，《文学史》第2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收入《大历诗人研究》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权德舆与唐代的赠内诗》，《唐代文学研究》第7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成长的烦恼——权德舆早期诗作的心态史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术报告》第1辑，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4年。
[2]葛晓音《汉唐文学的嬗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63页。
[3]有关权德舆散文的研究，有严国荣《权德舆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08-147页。王红霞、王朝源《试论权德舆的古文创作》，《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11期；王朝源《论权德舆的碑志散文》，《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4]潘玉江《浅谈古代序文和赠序》，《外交学院学报》1988年第3期；姜明翰《中唐赠序文研究》，东吴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95年；李珠海《唐代序文研究》，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96年；舒仕斌《游宴序和赠序在唐代的发展轨迹及成因》，《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郭殿忱、陈劲松《论〈文选〉之序体》，《北华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孙娟《“序”说》，《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薛峰《赠序之诞生及文体实践》，《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11期。
[5]“副文本”是法国文学理论家热奈特(Gérard Genette)提出的概念，用以统称文学书刊装帧、标题、副标题、引言、题词、序跋及插图等所有能为“文本”（正文）提供补充信息的元素，参见热拉尔·热奈特《热奈特论文集》，史忠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
[6]薛峰《唐代赠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论文，2003年。沈亚之赠序原作12篇，据明道大学兵界勇先生考察应为13篇。
[7]主要有胡守仁《论韩昌黎之赠序》，《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5期；刘正忠《韩愈赠序散文的艺术》，《大陆杂志》1995年第6期；姜明翰《论韩愈赠序作品之隐秀》，《中原文献》1997年第3期；陈兰村《穷情尽变，冠绝前后——论韩愈赠序文的创新精神》，《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2 年第1期；林琳、李丹《奇·气·巧·新——试论韩愈赠序散文的艺术特色》，《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8期；林琳《试论韩愈赠序散文思想内容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10期；孟红军《韩愈赠序类散文艺术特征探微》，《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薛峰《韩愈赠序之突变及赠序之传播与接受》，《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8]有关作品的系年考证，详蒋寅《权德舆作品系年》，《大历诗人研究》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
[9]本文所引权德舆文，皆据霍旭东校点《权德舆文集》卷三六至三八，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不再一一注明。
[10]权德舆《送张评事赴襄阳觐省序》曾提到：“群贤以地经旧楚，有《离骚》遗风，凡今宴軷歌诗，惟楚词是敩，以官命轻重为编次前后云。”现存的例子有《珠英集》，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称“各题爵里，以官班为次，(崔)融为之序”，敦煌所存两种写本均合“以官班为次”之例。参见傅璇琮主编《唐人选唐诗新编》，西安：陕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11]《白居易集》卷四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3册第1033页。
[12]参看戴伟华《唐方镇文职僚佐考》，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年；戴伟华《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
[13]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十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285页。
[14]《全唐文》卷三七六任华《送李侍御充汝州李中丞副使序》：“值余有犬马之疾，不遂摧酒灞岸，赋诗河梁，魂清暮云，心折秋草而已矣。”此因病不与会而作序代诗之例。《送祖评事赴黔府李中丞使幕序》：“华承命制序，因赠以言。”此以序代诗为赠之例。《送姜司户赴宣州序》：“其友人姜正范与余善，邀余序之。范诚以我笔家流，则不知姜意以为何如也？”此因善文章而被友人属以序之例，皆未言及序诗。
[15]“怆离宴之不足”一句，《文苑英华》卷七二八彭叔夏校：“《集》有序字。”按：《送前丹阳丁少府归余杭觐省序》亦有“邑中诸生，怆离宴之不足，俾予序群言以为贶”，“序”字衍。
原载《北京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有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