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人分三批回中国——印尼归侨周宝琴女士口述（二）

时间：2021年3月1日 3月4日 3月9号

地点：鼓浪屿

口述者：周宝琴

记录：任中亚

周宝琴，祖籍安溪，1941年出生在东爪哇岛岩望港，1958年归国，在鼓浪屿生活近半个世纪。退休前为厦门一中英语老师。

口述记录12千字，拟分为《早年在印尼的生活片段》、《一家人分三批回中国》、《从长沙一中到鼓浪屿二中》、《我的先生，我的婆婆，我朴素的婚礼》、《成了鼓浪屿媳妇》、《在鼓浪屿的生活片段》六期推出。

衷心感谢周女士提供的珍贵记忆和照片。

鼓浪屿的过往需要更多的讲述和记录，欢迎大家提供真实故事、线索及资料，支持参与！

二、一家人分三批，分别于1955年、1958年、1959年回国 

五十年代每个月都有两条船从印尼到香港，船是荷兰的，半个月一趟，很多人回国。像我的邻居，1953年就回国了。

我们分三批回国，第一批，我大哥、二哥、二姐，那是1955年。我跟我三哥是第二批，1958年7月回国。我们这五个孩子回国后，我妈妈就很想念我们，哭啊哭，吵着要回国，1959年3月，他们就带着我的弟弟妹妹们回国了。

（在印尼家庭合照）

我大姐当时已经结婚，有孩子了，就留在印尼。这一分别，她再也没有见到我的爸爸妈妈。我大姐很可怜，她念到小学毕业就因为要帮忙照顾弟弟妹妹，没再读书了。但是她很会写文章，后来写了很多文章发表在《千岛日报》。

我大哥回国后在北京华侨补习学校上学，后来考上北京钢铁学院。当时很多人回国，回国就都想去北京、上海、广州，国家就动员大家到人少的地方。我二哥二姐听祖国分配，去了长沙一中读书。

我二哥当时考上了中南矿冶学院，我二姐还在长沙一中。她在长沙参加羽毛球比赛得了冠军，去省里比赛也得了冠军。——我们家不是有晒台吗？我哥哥就在地上画线，打羽毛啦，篮球啦，她的羽毛球就是这么练出来的。

她拿了冠军，就被动员去参加1959年在北京举行的首届全运会比赛，要参加比赛就得去体育馆集中培训，她不干，因为她想考医学。我大哥二哥做她思想工作，要她听从国家安排，她后来就去参加培训，结果全运会比赛拿了第八。她就跟学医无缘了，在株洲当了体育老师。

我爸爸妈妈不是1959年回国吗？回国就回厦门咯。

他们先住在华侨新村一个生意朋友家，然后找房子，就找到鼓浪屿，看中一栋房子，交了定金。关于这个定金，还有故事，等下再讲。

后来听说鼓浪屿不能入户口，那房子就不能在鼓浪屿买了。那时候的厦门，一出火车站梧村，就是郊外，连路都不一样了。

但是我爸爸喜欢有院子，所以就在莲坂买了一座闽南老房子，那种像四合院的平房，有天井，有空地。他就在空地上种高粱、高丽菜、花菜、胡萝卜，还去送当时他们寄住过的华侨新村的朋友。他很会种。

（周老师的父亲母亲）

我妈妈就做家务。煮饭、洗衣服……虽然她在印尼的时候有佣人，但是一回国她就什么都自己干。那些不吃的菜，她就切好，煮好，给鸡吃。我们院子左边有一个鸡舍，用来养鸡。鸡除了吃菜，还吃米糠。

米糠哪来的？那，我们那边不是农村吗？有的人会跟我们借钱。有一个老人家，女的，嘴巴歪歪的，是五保户。她养一个儿子，那个儿子不是太正常。这个人会跟我们借钱。她借了钱，还不起，就用米糠来还。她挺老实的。

我爸妈回国不久就遇上困难时期，所以我爸爸种地一来是他喜欢，二来也可以解决实际问题。

可能当时印尼还有些人欠我们钱，所以我爸妈回国后，有时还收到侨汇。他在华侨投资公司有一笔钱，这笔钱有股息，股息还挺高的，我大哥在北京念书的时候，每个月可以从那边得到一笔钱当生活费，他后来毕业，我跟我三哥到福州念大学，这笔钱就给我三哥。我三哥是老实的好人，他会把这笔钱分给我。——我三哥念福州大学，无线电专业。我在福州念师范学院，吃住都是免费的。

我爸爸回国以后没有做什么事。他能做什么呢？他就吃老本了。他挺有生活情趣的，我们院子不是有天井吗？他就弄一个暗沟，废水就流到菜地一个小水池，水池边种棵柳树。水池可以储水，可以用来浇花浇菜。他又种了些植物当篱笆。

1960年，印尼发生大排华事件，中国政府派船去接华侨回国，华侨中也有比较贫困的，我姐姐就送他们东西，也顺便托他们带东西给我们。我记得当时她还给我们带家具，那种可以折叠可以组装的家具。还有就是生活用品，和吃的。当时吃的东西海关不收税，所以她给我们寄整袋的澳大利亚面粉，糖……

（在印尼大姐的结婚照）

咖啡，我父母都喝。他们在印尼每天早上喝咖啡，回国以后也每天喝。我记得国内有卖咖啡粒，我们家也自己炒过。总之，我爸爸妈妈早上肯定喝咖啡。当时我大哥的儿子住我们家，很可爱，他小时候的任务就是搬小凳子。我们莲坂房子前面不是有廊吗？大家就坐在那里喝咖啡。先喝咖啡，再吃稀饭。这样子。

现在讲买房定金的事。文革期间，有专案组找到我爸爸，问他是不是当年有一笔定金在某人手里没拿回来。我爸爸说对。专案组就把定金还给我爸爸了。原来那个拿了我们定金不还的人被查了，就查出了这笔钱。

当时的社会风气就是这样。专案组的人其实可以把这笔钱私吞哪。

我爸爸妈妈在文革期间没有受到什么冲击。我妈妈1970年过世，我爸爸1979年过世。他过世的时候77岁。我们这些孩子，那些年也不知道爸爸什么时候生日，也从来没有给他过过日子。

（周老师母亲去世前，有机会团聚的家人合影留念）

我爸爸过世之后，那房子就没人住了，我兄弟就把房子租出去。后来，我们把房子卖了。卖了22万。

那是八十年代的事。

我的兄弟姐妹的情况是这样：

我大哥在福建省冶金研究所工作；二哥在湖南省冶金研究所工作；三哥在厦门港一个工厂工作，后来他岳母从印尼来上海治病，身体虚弱无法回印尼，只好到香港居住，廖承志很快特批三哥一家护送，说明政府对侨胞还是很照顾的；四弟后来参军，退伍后在电机厂工作；五弟上山下乡，后来去了香港；大姐在印尼；二姐在株洲，在学校教体育；第三是我，在厦门一中教英语；四妹在香港；五妹在厦门湖里医院工作；六妹，那是脾气最好，最漂亮的一个人，读书好，但是没有机会，已经过世了。她是1954年出生。过世二十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