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金高‖钟表漫记（中）

钟表漫记（中）

□吴金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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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广播那么“发达”、普及、有用，钟表自然就很少有人去介意。介意了，肯定就不是小事。

我们生产队的人，就有过一个关于手表的集体记忆：附近有个华水农场，场长姓徐，还是大学教授，人高马大的，人称“徐黑胖子”。大概是1971年吧，他那次从南京华东水利学院本部来金湖农场就任，一天下水田拔秧时，不小心，把手表掉到了秧池里，不知道是灌在口袋还是戴在手上的，反正是滑到水田里了。那天刚好我们生产队一帮劳力前去“支农”，大家连摸带蹚的，七手八脚搜寻了好一阵子，也再没见到那手表的影子……后来好些时候，我每次经过那片秧田附近，总会“想象”一下那块据说值几百元钱且金光闪闪的手表。

我在顺河中学上初一是1975年，全校的老师中，包括校长，好像也没有见过一个戴手表的。通校园，就办公室墙上有个挂钟，圆形的，品牌早没了印象。在全校人眼里，那钟特别神圣，七八个班，师生几百号人，什么时候上课、下课、做操，什么时候集合、出发、放学，敲铃发信号全指望它呢。那时钟表少啊，而认得钟表上时间的人同样也少，说了没人相信，居然有个年轻的男老师，别人问他下午几点了，他看着办公室的钟，迟疑了半天，才结结巴巴地说：“三……点……翘……翘些个”。

还有一件事，应该是1980年前后，我家附近的果园北大门外，建设西路边有个供销站，一排砖瓦房，里面卖柴油化肥，也有百货，柜台里还有手表。一天，售货员失惊打怪地说，“不得了，少了一只手表！”手表好像是宝石花牌的，80元钱，差不多抵当时普通工作人员两个多月工资呢，这可不是小偷小摸，是重大失窃案啊。公安局的人一会儿就到了，排来排去，旁边农业队一个姓倪的青年人嫌疑最大，因为他“在柜台边张望了好一阵子”。可是，无论怎么审，怎么问，他都不承认自己偷了手表。旁边也有人帮腔：“人家可是复员军人，怎么会干那种事？！”可法不容情哪，公安要带他走，青年人急了，一边以头撞击旁边的水泥柜台，一边大声呼喊哭诉：“你们千万不要诬赖好人啊！哪个要是拿了手表，就死他全家！” 公安的人也觉得事有蹊跷，又重新排查，很快水落石出，案犯确系他人，小倪终得洗冤。

05

我见到并相当于“拥有过”的第一个实体钟表，是父亲当生产队长的时候，队里放在我家的一只闹钟。

钟面上，除了时分刻度和正点数字，中间还有一个大约一公分宽的扇形窗口，里面红底白标，是很规则的刻度和对应的数字，那是闹铃的预设指示；很显眼的还有一只卢花母鸡和几只小鸡，那母鸡的头冲着地上的米粒，随着滴答滴答的秒声还一啄一啄的。那时，父亲出门吹哨、叫人上工，尤其夜晚抢场突击、接水灌溉等等，时间性强，往往还很紧急，耽搁不得，有个闹钟就省心多了。

那钟，在大人出去时，就是我们的“玩具”。刚上小学的我，经常旋下铆紧上方那个弯弓状“拎把”的两个光亮圆滑的螺帽，再取出下面那两个敲击就发出闹铃声也同样镀得银亮的倒扣着的“铁碗子”。我还会把钟背后几个“螺丝”挨个琢磨一遍：噢，那两个T形的螺帽，是上发条用的，一个管时间，一个管闹铃，顺时针旋转，为上阵，越拧越费力，直到拧不动，逆时针旋转就可以拧下来；紧挨着的，还有两个柱状的螺帽，一个是调拨指针的，一个是设定闹时的；旁边那个冒出来的塑料杆头，带点弹性，一按，闹铃就停止了。钟体上面，凡是能松动、能卸下的，我都喜欢侍弄一遍。

我对钟表能有点兴趣，最初的启蒙，不是源自书本，也不是听人告知，而是因为经常近距离地听看那闹钟滴滴答答地行走，并能感受它与家人劳作的密切联系，特别是能经常“亲自动手”把它大卸八块后再迅速“组装”起来。用今天的说法，能算是“自主探究”、“综合实践”呢。

那只闹钟后来什么时候不用了、不见了，我已记不清，反正，应该与后来广播的普及有关。

06

钟表逐渐走进普通人生活，是从八十年代开始——改革开放了。

1982年我在吕良孙集初中教书时，就听同事说过一件趣闻：三河到县城的渡船上，匆匆上来一中年男子，只见他“咔”的一声把自行车支在甲板上，抬腿跺脚的同时，高高地亮出腕上的手表，并故意自问一声：“几点啦？”这自然引来大家好奇、羡慕的目光：那手表，太阳一照，亮烁烁的，那自行车，钢圈锃亮，新崭崭的。

的确，“三转一响”就是那个时候人们心目中“现代生活”的标配。

那“四大件”当中，人们关注得最多，也是最先买得起的，是手表。因为，它除了“时时”用得着，价格相对也看得见，而且最关键的是可以佩戴起来——还是在很显眼的手臂上，可以像服饰一样装扮人身、提升形象，虽然不能吃也不能喝，但绝对算是身份和财富的象征啊，出门在外，谁不想体体面面的呢。

不过在农村里，手表开始也有点像烫发和穿喇叭裤等“异类”事物那样，不怎么受待见，戴手表，一度就被一些老年人看作是“不会过日子”，“不涨汤”。我们村里就有个老农说过，我一个勒老牛尾（读yǐ）巴的，买那玩意儿，套个犁梢上啊？！

1981年暑假，在我师范毕业即将分配工作的时候，家里给我买了一块手表——这是我们一大家子有史以来第一件高科技产品，也是我享有的第一个“奢侈品”。要正式上班了，当然最好能有块手表，工作用得上，在我而言当然更与虚荣心有关。当时手表可是上计划的，国营商店橱窗里，平价的手表，数得过来的就那么几款、几块，旁边的标牌上，除了价格，大多还会特别标注“侨汇劵*张”字样。表计划自然不是我们一般人能弄得到的，商店里，许多工资收入也不算低的人常常望 “表”兴叹。可巧，我们大队潘书记手上的表想处理，我大哥和他是同事，最先获得了这个“很划算”的供货信息，原价40元，戴过两三年，加上跟我们叙起来还沾带些亲故，只要了30元。

那款手表，钟山牌的，虽说只有9钻【注：钻数是手表中装有宝石的粒数，钻数的多少是衡量表机质量的标志之一。所谓的钻，也就是红宝石，一种人工合成的宝石，一般用在易磨损的轴承以及擒纵叉处】，但全钢防震的，也算是省内名牌了。此表的标识“钟山”两个字特别大气，是毛主席的手写体，现在推测，那也未必是主席为南京手表厂单独题写，应该是取自他大气磅礴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首句，开头那两个字。

那块钟山表，陪伴我先后两次去了南京，也在钟山南麓拜谒过中山陵，还随我来到入职后的第一个学校报到、任教，与班上五六十个学生朝夕相处了两学期。后来，眼见我的一些同学、同事和亲友戴的手表，各种名牌都有，像上海、宝石花、钻石、苏州的，外形都比钟山表洋气，我就动了换表的心思。也有人劝我，要是换个“上海”的表盘也能“混混”呢……可钟山表的框架就是那样，明眼人一看就是假的，而且它本来就是二手货，加上那会我也不懂给擦油保养什么的，走时已越来越不准，还是想换了它。

工作两年后，手表市场已更加放开，经不起相互“比攀”的心理诱惑，省吃俭用了几个月，我买了一块19钻的上海全钢防震手表，120元钱，差不多当时三个月工资。那款表还真是大气，不是一般的圆盘，而是方形圆角的，戴我手上，不大不小，很小巧，很别致。品牌之外，表的造型也略胜一筹，好多人看了啧啧赞叹，我自己心里自然美滋滋的，鸟枪换炮的自豪感倍添。平时简直视若珍宝，洗漱、干活时，小心翼翼，轻拿轻放；稍有污迹，赶紧软布擦拭。记得很清楚的是，83年放暑假回金湖那天，正赶上狂风暴雨，一路上，骑车、坐船，衣服全部淋湿，唯有手表，用一块塑料布紧紧裹着，放在提包里，到家才拿出来。

许多东西，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本来很大方、挺“高端”的一块表，在“更洋气”的同类面前就相形见绌了。1987年春节，老同学永信从佛山回来，我们刚见面，都习惯性地瞄一眼对方的手表，就像现在相互瞧一下手机一样，他戴的什么手表已忘了，而那个表带真的让我眼睛一亮。松开，拿下细看，表带绝对不一般——不是钟山表那种黑色尼龙的，不是棕色皮革的，也不是我当时手上那种可伸缩的金属松紧的，而是有搭扣、可拆卸、能自由调节长短的那种合金表带。我的话语里、眼神里满是惊讶，更多的是羡慕……听了我的一句“外面能买到吧”，同是发小的老同学自然心知肚明，立即卸下表带，换给了我。好马配上了好鞍，那一换，一下子让我那块上海表“性价比”翻番。

遗憾的是，四五年后，一次我到团县委参加少先队总辅导员会议，中餐安排在县委招待所食堂，那时中午也上酒呢，几杯酒下去，稀里糊涂的，居然把那块上海表弄丢了！

我为此懊憾了好久，为那款表，也为那个表带。我老是想，如果那天不去县里开会，或者去开会不喝酒，或者那时上上下下已有了真正的禁酒令，那么，那么我的那块上海表，肯定还在吧。

连同先前那款钟山表，现在也不见了，我心里倒是时常想起它们，除了念旧，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与标识的字体有关。钟山表、上海表，这两款手表标识那两个字，都是毛泽东的字体，那字迹潇洒奔放、纵横驰骋，自成一体，是极为难得的书法瑰宝。我能逐渐对毛体字，继而对草书、对毛主席诗词、文章有了些认知、兴趣，乃至对其它相关的方方面面有较多的关注、欣赏和喜爱，那两块陪伴过我的国产手表是起了一定“启蒙”作用的。

（待续）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吴金高，1963年9月生于江苏金湖县黎城公社上湾大队。现为金湖县教师发展中心语文研训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