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大椿注道德经:夫佳兵第三十一

上一章讲,有道之人要谨慎用兵,而不以兵强天下。这一章则接着讲,如果不得已而用兵戡乱,又该怎么用兵。

有人根据这两章的内容而解读说,老子反对战争,这其实是误解。老子反对的是以战争夺取天下,并不是反对战争本身。老子对战争的态度是,既不主张,也不反对,提倡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

不仅如此,道德经中不少章节还具体地讲了很多兵法思想,这些思想都在《孙子兵法》中得到了具体的阐释,比如第五十七章“以正治国,以奇用兵”,比如, 第六十八章“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 第六十九章“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这些章节,可以结合《孙子兵法》一起阅读和领会。

注:粗体为古籍原文,其余为本号释义

【原文】夫佳兵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夫以兵为佳者,不知兵乃不祥之器也。或以佳兵为精利之兵器,如干将、莫邪之类】
【白话】把战争作为夺取天下最佳手段的人,不知道战争其实是不祥之器。“佳兵”或解释为精利的兵器,像干将、莫邪之类的名剑。
【注释】①此处有的版本为“夫兵者”或“夫唯兵者”。
②干将、莫邪: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两把名剑。
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也【万物皆乐生而恶乱,故有道之人不以兵为佳而处之也】
【白话】万物都喜欢安生而厌恶战乱,因此有道之人不把战争作为夺取天下的最佳手段。
是以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平居无事则以左为尊,左,阳也,尚阳之义也。在军之礼则以右为尊,右,阴也,尚阴之义也】
【白话】平日没有战事时,在礼节上就以左为尊。左,代表阳,以左为尊是崇尚“阳生”的意思。领军作战的时候,在礼节上就以右为尊。右,代表阴,以右为尊是崇尚“阴杀”的意思。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兵乃杀人之器,岂君子之所乐用,即使不得已而用之,必处之恬然,而无好大喜功之心也】
【白话】战争是杀人之器,岂是有道君子所乐于使用的呢?即使是不得已而用兵,也一定是恬静平淡地处理战事,而没有好大喜功的心思。
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也【虽使得胜,亦不以为美,更当有恻惕矜哀之念。若使实以为美,则徒乐已之功,而不念生民之命,是以杀人为乐,而非出于不得已也】
【白话】即使得胜了,也不能把战争本身当作美事,而应该怀着悲伤、谨戒、怜悯、哀悼的情绪。如果真的把战争当作美事,那就仅仅是享受自己的功劳,而不考虑人民的生死命运了,这就是以杀人为乐,而不是出于不得已才发动战争。
夫乐杀人者,不可得志于天下矣【夫人有乐杀人之心,则每事残刻,必为天下之所毒怨,何以得志于天下】
【白话】内心里就喜欢杀人的人,干什么事都会残忍刻薄,也就一定被天下人激烈地怨恨,这样的人又如何得志于天下呢?
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将军处左,上将军处右,言以丧礼处之【以其为杀人之事,故从凶礼所尚,则其心岂得己而乐为之哉】
【白话】因为战争是杀人的事,因此根据凶礼而以右为上,这样的话,将帅又怎么忍心以杀人为乐呢?
【注释】①此处有的版本为“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居上势,则以丧礼处之。”
杀人众多,以悲哀泣之【两败俱伤,杀人必多,则哭泣以临,所以哀死者也】
【白话】战争一般都是两败俱伤,杀人一定会很多,而天道贵生,于是君王就要以哭泣来面对,这是为了哀悼死者。
战胜,以丧礼处之【战胜而旋,每事与吉礼不同,如尚右之类,皆近于丧礼者也】
【白话】战胜敌军后凯旋而归,将士们庆祝胜利,而君王处事则与吉礼不同,比如尚右之类的,都是用接近于丧礼的礼制来自处。
【道德经原文】夫佳兵第三十一

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也。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也。夫乐杀人者,不可得志于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将军处左,上将军处右,言以丧礼处之。杀人众多,以悲哀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

【白话】崇尚战争的人,不知道战争其实是不祥之器。战争伤物害民,因此有道的君王不会轻易发动战争,不会把战争作为夺取天下的手段。君王平时治理天下,则以左为尊,以衣养生民为要务,勤政养民;不得已而发动战争时,则以右为尊,以杀伐奸邪为要务,除恶务尽。战争是不祥之器,不是君子治国安民之器,即使为了禁暴除乱不得已而用兵,君王也要恬静平淡地对待战事,而不能好大喜功。战争胜利了,也不能把战争本身当作美事。如果真把战争当作美事,而不考虑人民的生死命运,这就是以杀人为乐了。以杀人为乐的人,就一定会被天下人所怨恨,而不可能得志于天下。在礼制上,吉事以左为贵,凶事以右为贵。因此,在战争这种凶事中,偏将军处左负责辅助和自卫,上将军处右作为主力负责杀敌,这都是根据丧礼的礼制来安排的。战争中杀人众多,而天道贵生,于是君王就要代表天道哀悼死者,而不能以杀人本身为乐。战胜敌军后,将士们凯旋而归,而君王自己则以丧礼自处,告诫自己不能以杀人为美,不可以兵强取天下。


【作者简介】徐大椿(1693—1771),又名徐灵胎,晚号涸溪老人,江苏吴江人,清朝名医。他天资聪慧,自幼熟读诸子百家,因家人多病,便博览医书自学医术,成为一代名医。他十四岁研习《道德经》,历时二十年写成《道德经注》,而后刻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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