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历任首长——政治部主任袁国平（6）

钟期光将军为纪念袁国平烈士题词

1月23日，红四师抵达海丰城，与彭湃领导的农民赤卫队胜利会师。彭湃主持召开红四师到海丰后的第一次党员大会，选出袁国平、白歆、龙子仁、唐维、唐嵩、刘校阁、王若水等7人为师委委员，袁国平、唐维、唐嵩三人为师部常委委员，袁国平为师委书记兼师党代表。叶镛仍为师长，徐向前接任师参谋长。

第四师经过改组后，官兵精神面貌为之一新。袁国平很重视军队的政治工作，师部成立了党代表办公厅，是政治部与党委会的办公机关。直接领导一个报社，油印出版《红军生活》。另外还办了一个通俗的文艺刊物《造反》。这是红军初创时期最早的文艺刊物。部队白天行军、打仗、做群众工作；宿营后，战士们休息了，领导干部还要研究工作、布置战斗任务。在别的领导干部休息后，袁国平还要投入紧张的文字工作，写总结汇报，起草文件，拟定布告，为报纸写稿。在昏黄的灯光下，袁国平戴着高度近视眼镜，以极高的效率工作着。

紧张的战斗生活中，袁国平也常抽空和战友们谈心，讨论各种问题。他态度和蔼，待人诚恳，大家都很高兴接近他，毫不拘束。有一次，在《红军生活》编辑部里，一位河南女同志危拱之正在跟陈翰君（陈同生）谈话，袁国平走进来问：“你们是在谈秋瑾吗？”拱危之说：“是呀。秋瑾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她为争取民族独立不惜牺牲个人生命。可是她不知道，脱离群众的个人奋斗，是永远不会成功的，单单暗杀几个显要人物，也不能推翻整个旧制度。”袁国平笑起来说：“你对历史人物要求太苛刻了。别忘了，那时马克思主义还没有介绍到中国来呢！秋瑾的崇高的革命精神正是我们民族的希望。”

由于艰苦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第四师官兵的思想情绪逐渐稳定下来，做到了团结一致。红色根据地的新局面、新气象，根据地人民的鼓励和希望，使人精神振奋；广州起义失败后反动派对革命者残酷屠杀的消息，使官兵们憋足了气。袁国平因势利导，把下级的士气一鼓再鼓，加上武器装备好（枪多于人），子弹充足，战斗力很强。第四师和第二师在彭湃领导下并肩作战，在西起惠阳、东至梅县潮州的大片地区积极打击敌人，拔除了敌人许多据点，使陆丰与普宁的苏区连成了一大片。国民党《中央日报》哀叹说，红军在海陆丰“愈闹愈凶，日甚一日，全省治安，大费踌躇”。

彭湃为首的东江特委由于经验不足，不熟悉军事，没能给第二师、第四师休整和补充时间，平时就靠这两支红军去打据点、铲民团，敌人正规部队来攻时就用它们东挡西挡，一刻也不得休息。每次战斗红军都要牺牲一些人，消耗许多弹药，却从来得不到补充。赤卫队员每月还发饷12元，但红军士兵没有饷发，吃不饱肚子，衣衫褴褛，有时从敌人手里夺得一些战利品，也只能改善一时。因此红军减员后无法得到补充，战士乃至干部都有怨言。袁国平做了大量思想工作，说服教育部下，又多次把情况向东江特委报告。但情况没有改善，特委反而指责第四师搞极端民主化。红军在大安一战失败，在汕尾一再失利，损失很大，士气低落下来。在攻打百岭据点时，由于该据点有碉堡和深壕，设防坚固，敌人指挥官又很有经验，激战两昼夜才打下来，第四师付出了很大代价，光是干部牺牲的就有唐维、甘里真等20余人。叶镛师长因战斗中疟疾发作，不能行动，为敌所俘，被押至广州，英勇就义。

1928年2月，国民党调集十倍于我之兵力围攻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各县党组织差不多陷入解体，经济陷入困境，自救不暇。红军更为艰难。因不懂广东方言，不熟悉地理，常常饿肚子。第二师在海丰公平一带失败。第四师先后在普宁、潮阳作战失利，转赴海陆丰，在盐岭与敌激战七天，剩下200多人枪和百多名伤员，分散在潮、惠、普一带。徐向前带领一部分人用刺刀杀开一条血路到甲子港，搭船往香港。袁国平带了一些人突围直奔揭阳，去寻找潮梅特委。东江特委本拟成立第五师，以袁国平为首，见袁国平离去，很有意见，在给省委的报告中指责袁国平。广东省委对东江特委的错误进行了严肃批评。省军委后于7月28日致中央报告，如实反映了第二师和第四师情况，客观分析了海陆丰根据地及红军失败的原因，汇报了省委采取的补救措施。可是，已经晚了。随着第二师、第四师的失败，东江地区的红色割据局面也就结束了。中央令彭湃偕袁国平等人，改名经香港赴上海。从此，袁国平改学名袁裕为“袁国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