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历史上的三位“败家子儿”皇帝与大明王朝的衰亡（上）
明英宗朱祁镇
史学界一直有个说法说“明亡实亡于万历”，其实明之“中衰”早在万历皇帝之前就已初露出端倪并实际上埋下了很严重的“祸根”。
正如《易经·坤卦·文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所揭示的道理那样，大明王朝的灭亡也是一个日积月累的结果。
而其中出力最多的要数三位皇帝，他们分别是“我大明英宗皇帝朱祁镇”、“我大明世宗皇帝朱厚熜”、“我大明神宗皇帝朱翊钧”。
明朝皇帝中除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为“一代雄主”外，其他皇帝可以说皆为“守成之君”，可就是这“守成之君”也是要分三六九等的。
明朝实际上的第一位“守成之君”是明宣宗朱瞻基，至于前面的建文帝与明仁宗朱高炽，一个登基没几年就被自己亲叔叔赶下了皇位，一个则是屁股还没在“皇位”上坐热就“驾鹤西去”，自然也就谈不上什么“守成”了。
明朝的疆域虽在太祖朱元璋与成祖朱棣之时屡有变迁，但由于两人是“开拓性”的帝王，疆域虽屡经反复但最后到底是只多不少。到了明宣宗朱瞻基时却被迫放弃了“安南”地区，至于其这个决定是对是错，这里且不去论，但是由此也可以看出明廷开始了“收缩”政策，自然以后转向了“守成”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不过总的来说朱瞻基是个合格的“守成之君”，其性格也较其父更像其祖父朱棣，只是能力上终究是差了其祖父许多。
宣德十年即公元1435年明宣宗朱瞻基驾崩，也宣告了一个时代的落幕，随之而来的便是几位后世之君的“败家”之路的开始，其中以三位尤甚。
明朝历史上的“败家子儿”皇帝第一名明英宗朱祁镇，败家指数五颗星（满星）★★★★★
公元1449年（明正统十四年），瓦剌一方由于在向明政府朝贡时吃了“亏”悍然发动了侵扰明之边境的战争。
而“年轻气盛”的明英宗朱祁镇自然不甘“认怂”，遂决定“御驾亲征”可他毕竟“年轻了点儿”，而唯一能阻止他的太皇太后张氏也早在六七年前就离开了人世，至于那“老成谋国”有“三杨”之称的三位元老重臣（杨荣、杨士奇、杨溥）也是死的死散的散，至此年轻的明英宗朱祁镇便如脱缰的野马般再也没有了拘束之感，他终于可以按自己的意愿行事了。不过很难说这是一件多么好的事情。
史书上讲明英宗是受了宦官王振的“挑唆”才决定“御驾亲征”瓦剌的，其实却未必尽然。与其说是受人挑唆，不如说是他一时心血来潮的“建功立业”的想法所致。
看到自己的祖辈甚至自己的父亲都“像模像样”的征过几次蒙古且把他们打的“落花流水”开了疆拓了土，自己作为他们的子孙也早按捺不住想要过一把“瘾”的冲动，没想到他们今天还送上门来了。
可是谁都不傻，都知道老虎的屁股轻易摸不得，自然瓦剌也是如此，可为什么这次瓦剌一方选择了“只身涉险”呢？
我们都知道“大明王朝”创建于公元1368年，距离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也只不过才过了81年，距离明成祖朱棣最后一次北征蒙古回师（1424年）更是才过了短短25年的时间，再者如果按照古时三十年为“一世”的传统来说也只不过才过了两三代人而已。
可即便是这样现在的这个“大明王朝”也早已不是原来的那个“大明王朝”了。经济和文化方面确实较“开国之初”好了许多，甚至可以说是天差地别的，可军事方面呢？
仅以北方边防为例，明太祖朱元璋时期，设置九边并驻守兵士，长城以北设大宁卫、开平卫和东胜卫三个边防重镇，此外还有为数众多的其它一些小卫所。此外还把自己的亲儿子们（除太子朱标外）全都派出去守了边疆，而这守卫北部边防的就是当时的“燕王”朱棣，也就是后来的明成祖朱棣。
到了明成祖朱棣时期，由于政治利益方面的需要，需要结交一些周围的蒙古部落，便开始有意裁撤了一部分的卫所和边镇，后来更是将大宁、东胜两个边防重镇放弃，只留下了一个开平卫变得孤掌难鸣。可即便是这样由于朱棣是在战火中长大又有着镇守北方的经历，依然对北方的蒙古诸部掌握着绝对的优势，其先后更是五次北征蒙古，最后死于北征回师的榆木川途中，也可谓是为了后世子孙的“安宁”做到了尽心尽力。
再到了明仁宗朱高炽、明宣宗朱瞻基时期，对北方边防更是没有了往日的重视，对蒙古诸部也是消极防御为主外加一定的安抚之策，防线也是一再南移自是尽失龙岗、梁河之险也在所不惜，但很快“后遗症”就来了。
至此以后宣府、大同就成了北方最重要的防敌前哨，而一旦这两个所谓“前哨”的地方出了问题，那么蒙古大军便可长驱直入直逼大明王朝的都城北京。
至于“军队”方面承平日久操练也没有往日勤了，贪腐问题在军队中也变得日益严重起来，比如说“吃空饷”“克扣粮饷”的问题时有发生，这主要出现在明宣宗时期，而明宣宗朱瞻基却对此没有做到足够的重视，对犯法军官更是多数予以了“宽大处理”致使问题变得愈加不可收拾起来。
“朱元璋”和“朱棣”们不在了，只留下了一个个“长于深宫之中，妇人之手”的皇帝们。大明王朝的未来似乎变得“不可捉摸”起来。
当然这上面的一切的一切都为后来的明英宗时期的“土木堡之变”埋下了一定的“祸根”。但都不能成为明英宗朱祁镇“败家”的理由，当然也包括了他的“年轻气盛”与“年少无知”。
“土木堡之变”固然与前面提到的诸多因素有关，但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明英宗朱祁镇本人的意志，一个人如果硬要往“作死的”路上去就是老天爷也是拦之不住的。
想想一个二十多岁的“孩子”在对自己的国家尚且都不了解的情况下把凭着“一时心血来潮”拼凑起来的二十余万人号称“五十万”人的所谓“军队”交到了一个啥也不懂只知溜须拍马的太监手里会是什么结果，这不是“作死”是什么？莫说是朱元璋再重回人世，就是朱棣再活过来想必也会扒了朱祁镇这小子的皮。
一代名臣 于谦
如果说“土木堡之变”之后的明英宗朱祁镇人们对他还抱有一丝“同情”的话，那么他被俘回京之后的所作所为则使人对其彻底死了心。
“土木堡之变”时朱祁镇毕竟才二十二三岁的年纪，明军于土木堡之惨败，也毕竟与永乐以后边防久有废弛、兵士久不习战有关，可他后来冤杀于谦、为报复自己的弟弟景泰帝朱祁钰无论忠奸优劣只要是在朱祁钰时期受重用的官员一概罢黜、杀戮使景泰帝以来转好后的大好局面终于又付诸东流，至于与他亲近的大臣则正好相反无论贤良对错与否一概重用终于又弄得满朝乌烟瘴气。
更令人感到可笑的是，他冤杀于谦的原因竟然是如果于谦不死的话他的再次即位就显得“名不正言不顺”，还有那个致使明军土木堡惨败的最大“帮凶”的宦官王振，明英宗朱祁镇还不忘在事后给他“表彰”并为其建了所谓“旌忠祠”真不知其有所谓何“忠”，而保卫了北京城的“于少保”又有所谓何“过”呢？
明英宗朱祁镇临死前总算做了一件好事那就是废除了洪武以来的“嫔妃殉葬制度”。这也使一部分人心心念着他的好，可览其一生所作所为终难掩其“恶”，尤其是于国而言。
好了我们还是再来看看我们这位大明英宗皇帝朱祁镇这次所谓“御驾亲征”的“丰硕战果”吧：
只“土木堡一役”明军20余万的将士战死者三分之一，伤者过其半，文武大臣保守估计死伤者数十人，马匹损失约20万头，粮草辎重更是损失无算，大明帝国最精锐、配备先进火器的京师三大营于此役也毁于一旦，后虽经重建亦是徒具形式而已。且这只是明英宗所率部主战场之统计，加上为此战服务的其它军队其它战场的统计，合计伤亡人数达三十万之多。
还记得那两句诗吗？“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男儿为保家卫国战死沙场本该是件悲壮荣耀的事情，可白白送了性命，却没能于国于家于事有一点益处反而换回了一个“丧师辱国”的名声，岂不令人寒心与齿冷。上面所计损失还只是明面儿上的，更为严重的是“无形”的创伤，想他日我大明王朝之军队所战皆克令蒙古诸部“闻风丧胆”，其遇我军皆遁走，而今则是为其所创溃不成军，“外强中干”以至于如此，不禁令人唏嘘。
自此以后外族“轻我之心”日盛“动辄加兵于我”，而“我方”则经此一役日渐消沉。无论是在御座之上的所谓“至尊天子”还是在阶下的“衮衮诸公”自此以后“打心眼里儿”认为“我国”打不过“人家”，当然这也成了某些人消极应战的最好借口，一旦有外族入侵倘有人主张“进攻”乃至“御驾亲征”，这些人便一股脑儿的跳将出来，拿这事儿质问对方是何居心。想想明之“进取之风”于此荡然无存，可怕不可怕。
再看明之自此以后的“后世之君”又有几个敢于主动进攻的呢，一味地防守妥协成了他们的“拿手好戏”，他们脑海里想象着蒙古铁骑手持弯刀自己被俘后瑟瑟发抖的样子，每个汗毛里都充满了惊恐的汗水，是的他们已经被“吓破了胆”。他们不求开疆拓土，只求自己平平安安继续享乐就好。
明之嘉靖皇帝朱厚熜时的“庚戌之变”就真实反映了后期明之君臣这种心理的存在，“鞑靼部俺答汗”数次在明之京都烧杀掳掠，明之君臣做了什么抵抗了没有，可以毫不客气的说吓得连个“屁”也没敢放一下，仿佛抢杀的不是自家的地方自家的百姓一般，还乖乖地向他们开放了“宣大”等地的“茶马互市”以求获得片刻的安宁。
至此明之“血性”“朝廷体面”可谓丧失殆尽，可想一想这又怪谁呢，又是谁导致的呢？这一切的一切只不过是明英宗时期“土木堡之变”的衍生品而已，其所造成的“阵痛”毫不夸张的说一直延伸到了明朝的灭亡。
此外明英宗朱祁镇于“夺门之变”后大肆“诛戮”“罢黜”景泰帝时期的大臣，使很多“保国之臣”死于非命、流离失所，最具代表的有：于谦、王文等人，而对于“投机取巧”之辈则大肆封赏，如石亨、曹吉祥、徐有贞之辈，使明之“士风”“官风”大加败坏。
明英宗朱祁镇的“所作所为”使当时的官员认识到于国“忠不忠”不重要，只要“站好队”就好，于君“忠不忠”不重要只要能“自保”就好，于民“是否有益”不重要只要自己能“荣华”就好。
与“君”共治天下的“士大夫”渐渐败坏到了如此地步，其国之命运可想而知，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被称为“我大明英宗皇帝的朱祁镇”。
如果说嘉靖皇帝朱厚熜还有十五年左右的所谓“嘉靖中兴”，万历皇帝朱翊钧还有所谓的十年“万历新政”，那么明英宗朱祁镇有什么呢？土木堡之变么？抑或是夺门之变乎？
于此来看明英宗朱祁镇是为明朝历史上最大的“败家子儿”皇帝，似乎没有冤枉于他吧？
而他的统治对明朝的衰亡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似乎也是无可辩驳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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