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团陂老街上那间大房子拆了......

听说，团陂老街上的那间大房子在新一轮的城镇化建设中拆掉了。老街都将不复存在了，一间大房子自然无法独存。虽属意料之中，难免心头不舍。

但是，那间大房子不是一般的民宅，也不是普通的商铺，它曾经是团陂老街上最高的建筑，它是团陂镇的电影院。

说起电影，像我这样生于六零年代的人，看得最多的还是露天电影。记忆中最早看的露天电影是黑白片《卖花姑娘》和《战友》，跟朝鲜有关；最早看的彩色电影是《智取威虎山》和《沙家浜》等样板戏。真正的故事片可能是从《南征北战》和《闪闪的红星》拉开序幕的。随着《地道战》《地雷战》《小兵张嘎》《红日》这些老电影的开禁，老辈人热捧的《白蛇传》《野猪林》《穆桂英大战洪州》戏曲片也滚滚而来。

放映露天电影只有两种情况。一是公社里按计划派出放映员，骑着一辆二八吋的自行车，驮着放映机和电影胶片箱，轮流在各个大队播映；二是村里人家办大事（婚嫁、寿诞、乔迁、升学等）自己出钱请公社放映队在计划轮映的间隙里派人上门服务。有一段时期，南凉公社曾有10个大队，各大队两个月轮不到一回；朱店公社只有四个大队，一个月能够轮到两次。

不管是公家轮到放电影了，还是私家请人上门放电影，只要到了放电影那一天，天还没全黑下来，邻近的孩子们就早早地把晚饭对付了，然后搬椅子、掇凳子、占位子；电影开演了，四面八方的观众还在汇聚过来；那迟到厉害的，实在没地下脚，就跑到银幕的反面去看；看不习惯银幕背面的反手反脚，也可以在人丛之外攀到树杈上坐着看，往往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散场的时候，人们又原路返回。不同的是，来时有暮色照路，返时则依靠手电筒指引。以露天电影场为圆心，一条条放射状的乡间小路被手电光照得通明，光柱摇曳，人影绰绰。电影结束了，路上人们仍沉浸在影片的故事里，一路的嬉笑怒骂。顽皮的孩子们在手电光队伍中追逐穿插，不走寻常路。

刘家塆和铁路坳只有一土之隔，却分属于南凉（后来并入汪岗）和朱店两个公社。朱店的放映业很规范，每个大队每个月会轮到一两场电影，而汪岗这边有时候几个月没放映一次电影也是正常的。幸好刘家塆离朱店公社的易凉、铁路、五丰都不远，所以比汪岗公社的其他塆里看电影的机会多了很多。

看露天电影最幸福的时光是在团陂高中。在进高中不久，帮物理老师整理实验仪器时，发现了课堂上几乎不可能用得到的电影放映机——就放在仪器室显要的位置而不是尘封在某个角落，显然是经常被用到的。斗胆问老师，才知道学校会定期放电影。这是我在读小学和初中没有过的待遇。

学校有自己的放映机，有专门的柴油发电房，也有专门的电工师傅，还有偌大一个操场，放一场露天电影的确有先天优势。每逢期中或期末考试结束，那个晚自习往往是无心学习的，老师忙着阅卷，学生期盼着出分数，人心浮动啊。这个时间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团陂高中放电影的铁定时间。另外，偶尔某个炎热的月末，学校也会安排看电影，称之为纳凉电影。银幕就挂在操场西面那排红砖平房（教师宿舍）前，整个操场都是很好的视角。

那时候学校里放的电影，片源质量总体高于在乡村大队看到的露天电影。像《逃往雅典娜》《冰与火》这样的译制片在八十年代还是很少见的。像《大桥下面》《红衣少女》这样的国产片一度是引领那个年代的进步思潮的。军事题材电影《高山下的花环》《血战台儿庄》反应了不同时代的中国军人的爱国情怀。可惜我那时没能够理解高中老师的良苦用心，以为学校放电影就是彻底放松，只顾着自己贪玩，错过了通过电影作品来完成文学的原始积淀的最佳期——这是后来在大学中文系研读文学概论时生发出来的缺憾。

露天电影无疑是我青少年时代的欢乐源泉。但是看露天电影也有两个尴尬：月亮太圆的大晴天，银幕上像结了一层霜，放映效果差很远；若是遇到雨天放映电影，观影者免不了一顿淋漓之苦，放映员既担心机器设备淋雨，又怕拖在地上的线路漏电伤人。

八十年代初，17岁的武术冠军李连杰主演的《少林寺》一上映，轰动全国；可是乡下露天电影不放《少林寺》，要看李连杰的功夫，得去县城电影院里买票看。县城电影院连场放映，场场爆满；下边人坐拖拉机赶进城去看，又经常买不到票扑了空，扼腕不已。大约在城里热闹了一两个月之后，《少林寺》终于下乡了，却并不是露天放，而是在大大小小的礼堂里挂上帘子，学着城里，收门票！

乡村大礼堂大都是六七十年代为政治运动而建的，高而敞亮。即使把所有的门窗都蒙上黑色油毡，依然有丝丝缕缕的光线从屋瓦的缝隙里倾斜而下，效果并不好；这不妨碍八十年代的人们追星热潮，没有座位、没有空调、光线不佳，依然有买不到票的时候。买到票的挤在闷罐里热烘烘地看，没买到票的也想看了，咋办？动歪脑子的就会扒在窗户外边，掀开油毡布的一角往里面探看！这一掀，窗户上亮了一角，银幕上模糊一片，顿时骂声四起。维持秩序的红臂章抡起棒子，赶紧去撵。社员们看一场“黑屋子”电影不容易啊！

细王坳是汪岗公社南凉乡乡公所驻地，并不比下辖的各个大队条件好，放一场电影也要把礼堂用黑布密封，派上箍着红臂章的工作人员把守几个出入口，才能开演。相比较而言，邻近的朱店公社则好很多，他们有规格较高的大会堂，会堂前边还有一个不小的广场；但是我感到奇怪的是，露天电影业很发达的朱店公社好像很少在礼堂里放电影，我记得那个有模有样的大会堂在建成后没多久似乎就成了一家采矿企业（粉石厂）的厂房。

我一直以为，像细王坳、朱店这样离开县城远的公社、区乡只有看露天电影的命，真正要看色彩饱满、声音保真的黑屋子电影，也只有去县里。直到我到团陂读高中，这个观念才得以改变。因为团陂老街上有一家电影院！虽然学校会定期放映露天电影，这并不妨碍我去电影院享受无风无雨的待遇。

走进团陂街，大门朝南开。浠水县城在团陂的正南方向，这大概就是它“大门朝南开”的依据吧。当年的团陂镇有新旧两条街！新街在浠团公路上，因而宽阔，相对平直；旧街（老街）与新街大致平行，但是窄了许多，而且曲折起伏一些。团陂老街以池塘为界，往南（偏西）走是一段上坡的石板老街，从文化站到电影院，恰恰是团陂老街的高处，其中电影院那间大房子是最高的建筑，它自然就成了团陂镇的“文化高地”！

电影院放映大厅是有坡度的，所以它的入口（正门）比街面上的其他店面活民居要高出七八个台阶。大门两边的光面水泥墙是张贴电影海报和演出广告的，依稀记得在海报张贴处的下方是有临时售票窗口的，很小一个洞口，足够 人伸手付钱取票，听得到售票员尖亮的声音，却看不清她们的面貌。电影院内部布局我已记不大清楚了，只大略记得有一个很局促的门厅，通过检票口就进到里边了。里边是一个长方形的放映厅，其实就是很大一个会议厅，座位分两边，出口设在两边墙的后半部。

高中生处于一个很值得玩味的年纪，因而进电影院看电影往往只是一个形式，看什么电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跟什么人一起看电影。

在团陂电影院有几场电影是和全校师生一起看的：《屈原》、《谭嗣同》和《木棉袈裟》。前两场电影是接受爱国主义教育，而第三场武打片《木棉袈裟》，大约于荣光刚出道时没有李连杰那般大红大紫，所以他主演的这本片子是电影院推荐学校师生看得（其实就是电影院来拉人头凑数字罢了）。

我个人比较偏好轻松的喜剧片，不费脑子，哈哈一乐，既休息了大脑，又消磨了时光。我自由活动时候上团陂街的话，电影院海报墙中刊登的有关阿满系列、二子开店系列和寅次郎的故事等喜剧片上映的消息最能吸引我。我在高中阶段看过四本寅次郎的故事：《吹口哨的寅次郎》、《恋爱补习班》、《柴又的爱》和《幸福的青鸟》，至少有两本是坐在团陂电影院看的。寅次郎率真、随性、平凡的日本男人形象及其自在逍遥的生活态度曾是我所向往的，那时候还收集了不少寅次郎系列故事的剧照，剪贴在自己的笔记本中。

李连杰《少林寺》一炮走红，那以后，他和他的师兄弟们（以及他的两任女友丁岚、黄秋燕）或合作、或独自拍了很多武打片，甚至连当年的大明星刘晓庆也追赶武术潮流拍了一部诟病无数的《神秘的大佛》。团陂电影院的海报墙几乎每月都有武打片信息推出，中国武打片把李连杰送上了国际影坛，但我对它们印象不深。

在团陂电影院真正让我记住的武打片（叫“打斗片”更准确）只有两部：来自香港的《大上海1937》和《过江龙》，两本片子的导演和主演应该是原班人马，这两本打斗片让我看到了近现代香港人的血性和情怀。此后，成龙的片子滚滚而来，我却没有坐进电影院好好去看，因为团陂车站那一带一夜之间冒出了好几家录像厅：一张电影票可以看好几场录像！

团陂老街上没有太多的商业气息，因而电影院周边没有太多的零食可买。连团陂最著名的剁馍也只有在新街上才买得到。电影院带的最多的是葵花籽，所以黑漆漆的电影院里总有此起彼伏噼噼啪啪的嗑葵花籽的声音。我在团陂电影院究竟看过多少电影，实在说不清——并不是看得太多，而是因为没有用心看，印象不够深刻。那时候读书比较清苦，三五好友在周末或月底邀约看一场电影，完全是为了放松神经，放空大脑。若是看完一场电影，还能像背书一样把剧情烂熟于胸，还把职员表倒背如流，如此费尽心机，还不如坐在教室里温书，这么好的记忆力不用来背考试题，可惜了。

当然，有的人看了电影，也没留下什么印象，那可能因为他身边还有个女朋友，他有要紧的事要忙，没眼力去瞧银幕。那不是我。

最后一次坐在团陂影院是在一九八八年元宵之夜。那时是我提前结束高三寒假，回到学校；元宵之夜无处可去，就和同学去了电影院。那天放的是一本香港电影，叫做《小小羊儿要回家》，不是打斗戏，不是古装戏，不是赌王戏，是一部温情脉脉的生活片。故事情节已经淡忘，好听的片名一直记得。

没想到团陂老街的电影院一拆，那一夜居然是我与团陂电影院的最后的邂逅。那一天是公历1988年3月2日，距今（2017·5·7）居然有29年66天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