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节专稿】母亲的“生死观”/贺秋刚

母亲辞世已有20年了。20年来，每当想起她老人家生前对我们作儿子的厚爱，特别是她对待生死的态度，不仅有说不尽的感激之情，更是受到心灵的洗礼、教育和激励。

母亲18岁就嫁给了我的父亲。那时，家里生活十分艰难。她婚后不久，我爷爷、奶奶因病早逝，这样，母亲既要赡养我80多岁的曾祖父，又要照料我两个均未成年的叔叔。我和两个弟弟出生后，还要抚养我们哥仨。母亲勤奋耐劳，省吃俭用，经常是白天下地干活，夜里一两点钟还在纺花、织布，为家人做衣裳。邻里乡亲经常夸赞母亲勤劳持家的精神。父亲也为母亲而感到骄傲和自豪。正是靠着这种勤奋，母亲协助父亲不仅为曾祖父送了终，为叔叔盖了房，娶了媳妇，还把我们兄弟三个拉扯大并供养上了学。

1977年初，我参军入伍。伴随着改革开放，我家的生活也开始好转。没料想，也就在这时，母亲得了糖尿病。这种病既要长期吃药、控制饮食，又要注意休息，不能太劳累。但母亲生性要强，在料理家务的同时，依然坚持下地干活、养猪、种菜、割草，生怕日子过的不如别人。不久，母亲的病情加重，人更瘦了，干活也没劲了，而且脚面开始溃烂。在此后的十多年间，先后到北京、安阳等地治疗，但始终没有根本好转。

2001年9月的一天，二弟突然打来电话说母亲病情加重，需赶紧住院治疗。情急之下，我当即让二弟和父亲护送母亲来京治疗。当时，我正在国防大学读研究生，而且是论文写作的关键阶段。为方便起见，我让母亲住进了与国防大学一墙之隔的309医院。经诊断，母亲被确诊为肾衰竭晚期。医生告诉我，除非马上做透析，以后再换肾，否则母亲的病只能维持一两个月。我不禁脑子里“嗡”的一下，心想，几个月前回老家看到母亲还没啥大事，怎么会发展得这么快。做透析和换肾需要几十万元的费用，这笔钱我们弟兄三个是拿的出的。特别是想到母亲一生操劳，没有享过什么福，现在我们哥儿几个工作都不错，日子过得好了，她怎么能够离开我们呢。我当即向医生表示，不管花多少钱，也要做透析和换肾。当我与父亲和两个弟弟商量后，把这个决定告诉母亲时，没想到母亲坚决不同意。起初，我以为是她怕我们负担不起这笔治疗费，就再三劝说，向她解释这不成问题，但她毅然坚决拒绝。

连续几天，我们做母亲的工作，都没有效果。一天晚上，母亲把我叫到病床前，对我说：“人早晚都得死，咱村你的几个大爷、大娘比我岁数还小，不也都死了吗。人活着要争气，要多帮别人才行。这些年我没帮你们，还拖累了许多。”她还再三嘱咐我要好好学习，把论文写好，不要老往医院跑，不要为她的病分心。我知道母亲的性格，她不答应谁说也没用。望着母亲越来越瘦的面孔，想到再过些日子就可能离开我们，我的心一阵难过，眼泪止不住往外流。但为不让母亲看到，我找借口走到阳台，悄悄地把眼泪擦去。

母亲没什么文化，可能也不懂得什么叫生死观。但在她看来，生命只是个过程，活着就要多为别人做事情，死并不可怕。她是这样认为，也是这样做的。在她年轻特别是在“文革”期间，她为村里的许多乡亲提供过这样或那样的帮助。有时乡亲来借钱，即使自己家里没有，她也要想办法到亲戚那里帮助去借。就是在患病后，她还坚持自学中医（包括针灸）。经常为乡亲看病、扎针。我常想，求生是人的本能，当一个人能够活下去，却主动放弃生命，没有一定的信念是做不到的。

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母亲再三坚持早日出院。没想到，恰恰也就在她出院的第30天，就与世长辞了。在她生命垂危之时，我连夜从国防大学赶回邢台老家，凌晨四点见到母亲时，她已处于弥留之际。我再三呼喊“娘，秋刚回来了……”。母亲似乎听到了我的话，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20年来，每当想起母亲的死，想到今天和以后的生活，我总是暗暗地告诫自己：好好做人，好好工作和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