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梁左 | 求学燕园

按：今年5月19日，是喜剧作家梁左先生去世20周年。梁左先生人生短暂，却给我们带来了无限欢笑。从今天起，本公号将连续五天连载梁左传记《青年梁左》。原文2016年发表于《读库》1606期，此轮连载略有改动。全文共五部分，今天发出第一部分。

| 梁左带来了一个时代，也带走了一个时代

1978年。初春。北京大学。

夜幕降临，32号楼一间简陋的会议室里，中文系文学专业的师生正聚集在一起举行全班的第一次班会。

这次班会似乎没什么特别之处，无非就是选班长，选学习委员，选生活委员和文艺委员。不过非比寻常的是，这些同学们年龄差异非常大，最小的18岁，最大的已经31岁。

这些人能在大学校园聚到一起很不容易。他们当中没有几个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多是来自煤矿、油田、毛皮厂的工人，或是刚从农村归来的下乡知识青年。在刚刚过去的十年浩劫中，很多人早已荒废学业，上一年突然恢复的高考又让人有些措手不及。

班会上同学们眼神发亮，略带着家乡口音互相点头问好。中文系七七级文学专业师生的北大岁月，于这一天正式开始。

全班最早有38个学生，后来北大考虑到北京市30岁以上大龄的高分考生较多，又安排了一些家在北京的走读生入读，这个班被安插进10个人。由此班里的学生变成48人。

这些人中有一个眼睛不大、戴着眼镜的同学，学号7710014，名叫梁左。

一

梁左1957年9月3日出生于北京，同学们看到的他不满21岁。今天看来这个年龄进入大学已算“高龄”，但当时梁左与很多大龄同学相比，还属于班里的小字辈。梁左之所以叫梁左，是由于他出生前后全国正在“反右”，家人由此希望他能“左”一些，这样不容易犯错误。

入学之前，梁左在北京郊区平谷的王辛庄插队。1976年梁左进村当知青的时候年龄很小，在村里也只劳动了两年时间，插队资历并不算老，但他学会了一口流利的平谷话。

对于梁左这个本事，他的大学同宿舍同学郭小聪非常服气。同时期郭小聪也曾在北京另一个郊区延庆插队四年，也没有学会当地的方言。平日听到延庆人说话他能立刻听出是延庆话，但如果让他直接表达他说不出来。郭小聪认为，梁左有语言方面的天赋，平时特别留意生活中的语言。

对于1977年忽然来到的高考，很多年轻人心有企盼，但多少又有些准备不足。

1977年10月，广播和报纸上发布消息称当年要恢复高考，但没有确定具体时间。全国各省市最终考试的时间不一样，梁左所在的北京考区，将时间安排在当年12月10日和11日两天，考试科目包括数学、语文、政治、历史地理四门。

260分过线，北大文学专业的录取分数为320分。

由于高考的时间与往年和其后都不同，学生们的入学时间也相应发生了变化。梁左以及同学们入学报到的时间是1978年2月28日，当年2月份的最后一天。

入学当天，同学们基本都没有家长来送，尤其是男生，很多人入学前就是工农兵，得到过社会历练，一个个都感觉自己已经是老爷们儿，大部分人自己扛着行李就来校了。班主任对郭小聪说，你是北大附中毕业的对校园比较熟悉，你就带同学们转转吧。从广西来的岑献青同学走到未名湖边就愣住了：哎，这水怎么不流啊？从小在广西长大的她没来没见过冰，感觉非常新鲜。

不过梁左是家长陪着来大学报到的，而且不仅有母亲谌容陪着，母亲还带来了妹妹梁欢。

梁左考上大学的消息在院里传开后，邻居们纷纷来梁家道贺。谌容高兴地为儿子准备了从里到外全套崭新的衣服和行装，包括毛巾和香皂。在那个还在用布票和工业券的年代，这些装备让站在一旁九岁的梁欢羡慕不已。谌容见状对梁欢说，等你将来考上了也给你一套。或许是物质刺激，或许是大哥的榜样力量感召，11年后梁欢也考入北大，而且同样为中文系文学专业，教她的老师中还有梁左的同学。

作家谌容当时已经有不少作品面世。谌容原籍四川巫山，生于湖北汉口。1957年谌容毕业于北京俄语学院，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编辑和翻译，后在北京五中当过俄语教员。她曾三次到农村体验生活和劳动，其中一次她在山西汾阳一个叫万年青生产队的小村与村民共同生活，1975年根据这段经历谌容写出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万年青》。到八十年代，谌容创作的《人到中年》等小说，奠定了她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地位。

梁左的同班同学陈建功很早就认识谌容。入学之前陈建功曾经当过十年的煤矿工人，1973年开始发表小说。入学的时候，陈建功和谌容一样也没有进入作协，只能算业余作者，如果按照文学辈分，他俩应该互相称呼名字，而谌容又是梁左同学的母亲，以此来论陈建功又应该称呼她为阿姨。

尽管梁左也当过两年知青，但与一些带着“光环”入学的同学相比，他差不多是一张白纸。为显得老派一些，梁左平时最常穿的衣服，是一件青灰色的中式对襟棉袄。同学们都猜，这件衣服是他父亲的。

梁左一入学就四处打探同学们的底细，询问他们入学前都发表过哪些作品，从而了解到班里果然藏龙卧虎，不少人身手了得。

入学前，陈建功已经在给电影厂写电影剧本，黄蓓佳也发表过不少小说，她来京报到的消息还登上当地报纸，“热烈欢送我省青年作家入学北大”。爱好写诗的郭小聪在插队期间，常去县里参加创作班，按工分领钱交回队里算是出工，被延庆老乡称为“知青贵族”。

打探到底细后梁左激动得直哆嗦，一有机会就拿出小说初稿向哥哥姐姐们讨教，不料大家都谦逊得直摆手：得得得，回家问你妈去。

二

紧张活泼的学习生活也从此开始。

入学之后，同学们最寻常的奢华享受是听名师授业解惑。说“最”，是因为几乎每天登台讲课的都有名师；说“寻常”，主要是当时同学们甚至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满眼是宝，反而不以为意。

现在来看，当时的授课教师可谓阵容奢华：吴组缃、王瑶、季振淮、周祖谟、林庚、阴法鲁、吴小如、金开诚、何九盈、袁行霈、乐黛云、谢冕、孙玉石……他们各有专长，每一个名字都让人肃然起敬。他们中有的人已经六七十岁，在文革中胆战心惊地十年蛰伏，而今终于重返三尺讲台。

除常规课程之外，还有形形色色的讲座。相声大师侯宝林曾给同学们讲述相声史。他刚被聘为北大中文系名誉教授，第一次到北大讲课时，授课地点不是教室，而是被安排在能容纳更多同学的礼堂，几千人的空间座无虚席。中文系的学生受优待，每人一张票，其他系的学生只能十几个人摊一张票，很多没票的学生只能挤在门口听。

不过有着丰富舞台经验的侯大师开头竟然有些紧张。他可能想在学术性上加强一些，开头从“象声”说到“相声”，用了大量野史杂传材料，但同学们反响平平。由于对课堂气氛不太熟悉，侯宝林头上一直冒汗，一会儿用手绢擦额头，一会儿擦擦嘴。

不过，侯宝林很快就从同学们企盼的眼神中看出他们最想听到什么，于是撇开过于学究气的讲稿说起自己学徒的经历，还临时现挂了不少包袱，课堂气氛马上活跃起来，笑声不断。在座的梁左很早就喜欢相声，听侯宝林讲课听得津津有味，连那些相声理论他也不觉枯燥。

全班只有九个同学比梁左岁数小，其中包括来自天津的苏牧，很多同学都叫他小苏。第一次班会散会后，梁左拉着比他小一岁的苏牧的手说，小苏啊，以后你叫我“老梁”吧。而实际上，苏牧只比他小四个月，只不过出生日期跨越两个年头。苏牧只能从命，而后有一天下课，因为事急苏牧大叫梁左老梁，同学都寻着声音回过头看苏牧和梁左。

那时同学中戴眼镜的并不多，梁左平时总是戴着一副黑白框的眼镜。在同学黄子平看来，梁左的眼睛很小，而且总爱眯着，这副眼镜非常适合他，为他增加了不少魅力，使他看起来就像电影里的五四学生。有一次梁左和同学们在校内游泳池游泳，泳池中的梁左没有戴眼镜，他“哗”地从水面冒出来，岸上一个同学最开始没有认出他，仔细辨认才知道是很少不戴眼镜的梁左。后来这个同学对黄子平说，他这才知道梁左原来长得那么丑。

大二时梁左当过班里团支部的宣传委员，在苏牧看来，班里已经有党支部，所以团支部也不算什么，应该是没人想干才让梁左干的。不过梁左对这种安排还算满意，一天他又悄悄拉住苏牧的手说，小苏啊，以后你还是叫我“梁委员”吧。于是，其后苏牧就“梁委员”、“梁委员”地称呼了梁左很多年。

到九十年代，有一天苏牧和梁左、王朔一起吃饭。席间听到苏牧总叫梁左梁委员，了解缘由后，王朔也一口一个“梁委员”叫个不停。

班里有位叫王小平的女同学，梁左在入学之前就知道她的名字，只是没有见过本人。

王小平1975年就写了第一部小说，发表在1976年1月《北京文学》复刊号上。而后，她认识了同样在写小说的女孩韩小惠。考大学之前很多人都聚在一起复习功课，难得一见的复习材料可以共享。梁左当时在平谷插队，由于在村里每天必须出工无法学习，他就以家里有事或身体不好为由，多次回到城里参加复习。和他一起复习功课的，就有离他家很近的韩小惠。从韩小惠口中，梁左经常听到王小平这个名字，也知道她在写小说。

入学报到的当天，郭小聪领着同学们参观校园。王小平正在人群里走着，一个戴着圆圆的眼镜，穿着中式棉袄的男生走过来，笑眯眯地问她，你是王小平吗？王小平说是啊，他说我叫梁左，我从小惠姐姐那儿早就知道你了。从此很多时候梁左一直称呼王小平为姐姐，叫了很多年。跟两人都相熟的韩小惠后来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进《光明日报》工作。

梁左在班里经常学上几句平谷话，逗大家一笑。有一次苏牧爬完香山写过一首诗《飞》，“十月天，我在山野里奔走，像一只海鸥，弄着绿色的浪头。我飞呀，飞呀！终于飞上峰顶，回头下望，绿浪怎么变成了白绸？”梁左当众就用平谷话念过这首短诗。用现在的话说这是一首比较小资的诗，梁左用平谷话进行了一番解构后，在场的同学边听边笑。

三

梁左曾向郭小聪说起，其实他家的经济条件并不像别人想象的那么好。母亲谌容的文学创作虽然已有一定名气，但当时她还在中学当俄语教师，工资并不高。而且文革期间她业余创作的小说不仅不挣钱，而且搞创作还被学校视为不务正业而倒扣工资，文革后才开始得到一些稿费。父亲范荣康当时拿着十三级工资，每月150块钱，按理说也不少，但这几乎是一大家人的全部收入。

说到父亲的工资，梁左小时候还偷偷点过数。有一次范荣康领了工资回家，梁左数了数竟有150元之巨，差点吓呆了。那时的冰棍分为三分和五分的两种，能买一毛一根的雪糕已经是了不起的消费，看着这笔巨款梁左想，每月有150块钱收入的爸爸一定能随便花钱买雪糕吃，而可怜的他当时每天只有五分零用钱，相比之下好不伤心。

家里的经济状况自然影响到梁左的日常开支。他们在校学习时正是经典文学作品开始重见天日出版发行的年代，在郭小聪的印象中梁左基本不买书，家里有部分藏书是其中原因，但不买书绝对与他家的经济情况有很大关系。

在校读书时，梁左开始对《红楼梦》发生兴趣，读过很多红学方面的专业书。

班里与梁左一起研究《红楼梦》的同学叫李彤。他俩合作的第一篇研究文章，泛论了几个基本问题，发表在广州的《花城》杂志上。后来还写过一篇《“警幻情榜”增删辩》，具体考证红楼梦情榜中到底是36人还是60人，其演变过程如何。

梁左与李彤的合作，一般都是梁左先有点子，然后两人一起讨论和丰富论点，梁左据此写出初稿，李彤再加以补充完善。在李彤看来，梁左的思想比自己活跃，长于创意，而他的加工则使文章逻辑更严密，材料更充实，文字更丰满，两人的合作相得益彰。

《警幻情榜增删辩》一文，梁左写出的初稿是7000字，后来李彤扩充到1.5万字，这让梁左喜出望外。改稿过程中，李彤把靖本脂批中的文字错乱比喻为“印刷厂里打翻了的字盘”，获得梁左的击节赞叹。李彤此前在报社实习期间，有排字车间的亲身体验，而梁左从小也在报社环境中长大，因此心有灵犀。

这篇文章发表在《红楼梦研究集刊》上。虽然李彤年长于梁左，但考虑到他是最初的创意者，最后李彤特意把梁左的名字署在前面。扩充篇幅的事情李彤多年后还做过一次。梁左在《中国青年报》写过一篇“什么是红学”的知识介绍文章，被告知要收入某本书中，但必须扩充到与书中其他文章大致统一的篇幅，梁左找到李彤说他已经无词可加，李彤受命扩充整理，文章篇幅倍增。

1981年7月，两人和七八级、七九级两个同学组成两男两女的红学小组。当年暑假，梁左他们四个人以北京大学中文系红学小组的名义，到山东济南参加了第二届全国红楼梦研讨会，北大为他们报销了差旅费。

研究《红楼梦》期间，有一次梁左和李彤听说南京有一本《石头记》手抄本，就专程坐火车赶过去，可看到实物两人大失所望，封面印的字样是“红楼梦”，两人连书翻都没翻就返回了北京。在黄子平看来，梁左钻研《红楼梦》钻得很深，对班里比他大的女生他都叫姐姐，应该也是受《红楼梦》的影响。

上学时候很多同学都认为，梁左今后应该会去搞《红楼梦》研究，后来他写了相声和喜剧，还是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不过有心之人可以发现，梁左后来创作的情景喜剧《我爱我家》中，从台词到各种细节都能发现《红楼梦》的影子，从中也不难看出梁左对《红楼梦》的热爱和熟悉程度。

比如《亲家母到俺家来》一集中，老傅曾评说于大妈是个“专管六国贩骆驼的”；《在那遥远的地方》中，志国打电话对方科长说，早知道现在，我还不如当初和你……省得枉“担个虚名”；《请让你来帮助我》一集中，和平说过“两个冤家都难抛下，舍不得你也放不下他”。这种脱胎于《红楼梦》原文的台词，剧中还有不少，另外有时候剧中人还会直接说出《红楼梦》的书中故事。

梁左很注意看同学们写的东西，1979年5月同学孙霄兵参观彭德怀挂角屯故居后曾写过一首诗《深深的小院》，后来发在班内自办油印文学刊物《早晨》上面。出刊后梁左看到这首诗，就当着孙霄兵的面一本正经地朗诵了出来。听到梁左的朗诵，孙霄兵感觉这首诗真的被他读出一些味道，整首诗也显得更好了。这次，梁左没有用平谷话朗读。

四

由于时代和专业的缘故，当时男生宿舍的流行语分为两大类，一种是对政治语言的戏谑，一种是对古曲文学语言的活用。这方面梁左可称大师。

当他有求于同学时，便称对方为“革同”（革命同志）；如果打嘴仗，他便称对方为“阶敌”（阶级敌人）。如果你拒绝了他的要求，他便一脸严肃地问你“阶级感情”哪去了。如果考试及格，他就振臂高呼“梁革同终于取得了划时代的伟大胜利”。一本正经的政治术语从他嘴里一出来，立刻变得滑稽可笑。

从农村工矿一步迈进高等学府，有些同学就与原来的女友分了手。诗经《氓》中的氓是个负心的男子，学完这首诗后，梁左就把第一句“氓之蚩蚩”的“氓”换成姓氏，用来称呼同学。很快，男同学们见面都以“张之蚩蚩”、“王之蚩蚩”相称。

梁左经常有突发奇想。学校开运动会，梁左他们这些新生练正步都要喊“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等口号以壮声势。有一天大家正练得无精打采，梁左和周围几个同学一嘀咕，众人立刻来了精神，一边迈着正步，一边豪迈整齐地高呼，“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外系同学大都知道这是一首求爱的情诗，就一起喝采叫好。

宿舍里的同学写情书有不同的习惯，怕别人瞧见信上抬头的写法，有人写信就一直用左手压住信纸的左上角，有的则先把左上角空着，信写完再填上爱称。梁左发现了这一点，并很快发明了女友的同义词——左上角。见到一个男生和女生在一起梁左就会问，她成了你的左上角？

在十人居住的334男生宿舍，梁左经常把一些政治语言挂在嘴边，有时还会加强表演的成分。有同学认为，“左”这个字确实非常适合梁左，他经常在宿舍里说一些貌似冠冕堂皇的话，社会上流行的政治语言从他嘴里说出来，就增加了趣味和反讽。很多同学后来看到《我爱我家》，马上就会想起梁左当年在宿舍里说话时的神态举止。

梁左熟悉政治语言，多少与他的父亲范荣康在《人民日报》长期写社论有一定关系。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末，由于《人民日报》社论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权威地位，社论的历史可称一部中国的官方当代史。

范荣康原名梁达，江苏南通人，“范荣康”是他三四十年代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的化名。时间一长，周围的同志都忘记了他的本名。范荣康22岁即进入《人民日报》工作，很快显露出撰写言论的才能，因此长期担任评论部主任，后曾任报社副总编。

由于长期的实践，范荣康了解新中国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的决策过程，知晓许多《人民日报》社论出台的前因后果，甚至说得出哪篇社论中的哪一句话、哪一个词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要这样用。

梁左对郭小聪说过，有一次他父亲和胡耀邦等一起讨论起草一篇重要的社论，胡耀邦最后拍板，文章定名为《光明的中国》，发表于1978年元旦。

顺便说一句，毕业后李彤多年在《人民日报》工作，与梁左的父亲范荣康多有接触。

五

在同学陈京松眼中，梁左在同学中的人缘很好，说话总是嘻嘻哈哈的，不过谈论起政治方面的事情则非常严肃。据他说，《人民日报》曾经险些出现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把大标题“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误写成“祝毛主席无寿无疆”，直到最后一刻才被发现。

当时陈京松总是拿一件事开梁左的玩笑。梁左的母亲谌容虽然当年已经四十多岁，但文学界仍称她为“青年作家”，据此陈京松经常取笑梁左说，你妈才是青年作家，那你也就是少年儿童，幼儿园刚毕业。

中文系有一个社团叫做五四文学社，梁左是小说组的成员。刘震云也在小说组，不过他是七八级的，比七七级晚半年入学。

由于是小字辈，梁左在文学社没有多少硬任务要完成，多是以重点作者的身份等着被约稿。但他很看重社团刊物《未名湖》这块阵地，只要有发表机会，不管小说散文马上进行疯狂地创作。当时梁左毕竟笔头不硬，写稿不能做到每投必中。有一次他打听到《未名湖》拼版时常有大大小小的空白之处，缺少寓言类可拉长可压缩的机动型稿子，就拿起书包直奔图书馆，快马加鞭组了一大堆小稿子，交给主编随机补充版面。

梁左在社团写的几个短篇小说，陈建功都看过。《早晨》1979年4月小说专号上，刊登了梁左一篇叫做《寒心》的小说，内容与他的插队生活相关。作品中充满了口语和对话，塑造了一位久经磨练的农村基层干部。

作为一个“作家型”同学，陈建功认为梁左的小说细节都写得很好，尤其是其中闪烁的幽默都非常精彩，局限性往往是不太注意作品的整体构思，需要在总体把握上更多下工夫。

陈建功在学校曾写过一部话剧《良心》，主题与当时社会上出现的大量群众上访现象有关。原剧本中信访处长有句台词，他对上访的盲人老汉说，“不要无理取闹”。就在排练这部话剧的几天，《人民日报》上恰有一篇文章说上访群众“有理也不能取闹”。梁左有次在334宿舍说笑时说，可以把《人民日报》上的这句话加到剧中。陈建功听到别人转述这个说法，感觉梁左的想法很好，就把那几句对白改了一下。信访处长对盲人老汉说，不要无理取闹，老汉说，首长，我有理呀，信访处长说，“有理也不能取闹。”“有理也不能取闹”这话自然是对的，但从剧中作为反派人物的这位信访处长口中说出，就有了讽刺和滑稽的味道。演出时每当演员说完这句台词，都会引起全场会意的哄笑。这部话剧后来参加了首都高校文艺汇演，获得一等奖。

梁左在校期间写的小说，几乎每一篇都拿给黄子平看。在黄子平眼中这些作品都有些稚嫩，文风上用现在的话说有点“小清新”。每次看完黄子平都要数落梁左几句，不过梁左并不生气，有时还开玩笑地狡辩几句。不过令黄子平感到惊讶的是，梁左发表这些小说后，居然能收到不少女读者的来信。

梁左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名为《中学时代的朋友》，刊发于南京的《青春》杂志，那年他刚刚上大一。这是一篇地地道道的纯情小说，发表后还获得了首届青春文学奖。《青春》也是梁左的福地，后来又发表过他的《大荒山纪实》、《决战前夕》、《家庭会议》等，相比于那篇处女作，后面几篇就少了纯情，多了幽默的味道。开始写相声之后梁左就告别了小说，告别之作也发表在《青春》上，题为《大海边有一个姑娘》。

六

梁左的脾气好，在同学中是公认的。

那时学生宿舍每个楼层在进出口都有一部公用电话，一来电话就有人喊“某某电话”，那个同学就跑过来接。有一天傍晚郭小聪去食堂吃饭，走到楼口看到梁左在打电话，他就想跟梁左开玩笑。现在想起来这个玩笑开得有点过分，郭小聪并不知道梁左在跟谁通话，走过去把话筒夺过来直接就给挂断了。挂掉电话那一刻郭小聪也有些后悔，不过梁左并没有急，也没有解释这是在跟哪位通话，只是开玩笑装腔作势地说了郭小聪几句。

梁左说话从来都慢条斯理，比如他跟郭小聪说，小聪啊，我给你讲个故事。这种说话的感觉特别吸引女生，有时梁左打电话叫一个女生来宿舍给人家讲故事，讲完再把人家送走。唯恐引起女生的误会，其他很多男生都不敢这么做，但梁左却从来没有因此引发误会。

在众多女同学中，梁左经常对比他小两岁的查建英“教训”一番，用“倚老卖老”半开玩笑的方式教给她各种道理。班里大部分人都比梁左年龄大，好不容易有教育别人的机会，梁左很享受这个过程。而且在梁左眼中查建英过于天真，从小在公寓楼里长大，而他在大杂院里呆过，他市民层面的社会经验远比查建英丰富。查建英也认为，梁左对她的“教训”是一种爱护。

梁左第一次和查建英谈话，是因为她入学时穿了一件旧棉猴。那件蓝色棉猴，查建英从幼儿园大班就开始穿，十几年里先后接过两截袖子，进了北大她依然当作短大衣穿着。梁左眼尖，注意到棉猴领口处用红线绣着一个“查”字，便断定这是她小时候的衣服，乘机将她调侃一番。此后对她讲话，梁左每次都不由分说沿用一种“大人数落小孩”的腔调，弄得查建英哭笑不得。久而久之，倒成了一种亲切。

而且，梁左也是班上唯一给查建英买过零食的男生。一天周末她和几个同学去梁左家玩儿，出来之后梁左送她回家，途中特地绕道给她买了一大根雪糕。后来得知他从小爱吃果丹皮，梁左又给她买过果丹皮。

梁左入学报到还由母亲和妹妹陪着，这件事查建英多年之后才知道。她颇有些后悔，如果当初她知道这件事，就能以此作为有力武器来反驳梁左，省得总是默默接受他的教育。

梁左不爱运动也是全班出了名的。他在宿舍聊天经常是半躺着的，在床上聊天永远靠着被子。女同学杨柳曾经对人说，梁左给人的印象永远是斜着的。

同学们几乎没有见过体育锻炼时的梁左。在陈京松眼中，梁左的小脑不是特别发达，全班军训的时候他踢正步经常顺拐，发现步伐不齐还扭头问别人“这是谁呀”，其实就是他自己走错了。

梁左缺乏运动天赋大概也是共识，多年后在《我爱我家》拍摄地梁左偶尔也会凑热闹打打篮球，但他笨拙的动作总是被英达取笑，说他“跟蛤蟆跳舞似的”。

大四阶段有一段时间，梁左住上铺，郭小聪住下铺，两个人都犯懒，早晨赖床不起，而且还互相斗嘴取乐，都指派对方去校内的“长征食堂”打饭，但谁都按兵不动。一直耗到八点多，学校食堂过了卖饭时间，俩人这才饿着肚子起床，一起去南门外的小卖部买东西吃。

大学期间郭小聪有记日记的习惯，1978年7月15日那天的日记他是这样写的——“今天与334房间的高小刚等人及女生张玫珊、岑献青、黄蓓佳去北海玩儿，使头脑松弛一下。北海人真多，没什么玩头，九点三十就从北海后门出来了。大家坐了三站地，到东四梁左家玩儿。他家没人，同学们自己动手包饺子，弄得挺热闹。先喝了些啤酒，然后吃了富强面饺子。吃完饭后又喝了绿豆汤。至下午一点三十返回学校。”

郭小聪回忆说，同学们考上大学都很兴奋，身份都变了，周围的变化也天翻地覆，大家就想办法到处去玩儿。日记中记述的当天，梁左等人约好出去北海公园，出发的时候正好经过郭小聪当时所在的134宿舍，而他的床位又靠近窗户。大家看到他后问他去不去北海，郭小聪说去，说完拿上凉鞋，“腾”地从窗口跳出来，登上鞋就一起走了。郭小聪记得，在梁左家用富强面粉包出来的饺子特别白。

到放寒暑假的时候，梁左有一项重要任务是带妹妹梁欢。1978年8月的暑假里，梁左等七个同学到郭小聪家玩儿，梁左身边带着的就是梁欢。中午吃完饭同学们在一起聊天，梁欢玩儿了一会儿有些犯困，自己趴在床上睡着了。到下午三四点钟大家才散去。

七

在郭小聪眼中，梁左身上有些看似矛盾的东西，却调和得很好。他天生有一种和别人愉快相处的本事，在任何一个群体里都容易成为中心，但他从不刻意讨好别人。事实上，他说话比一般人直率、尖锐，笑盈盈的话里常常绵里藏针，别人抹不开面子的话他敢说，可奇怪的是总能被别人容忍、接受。郭小聪想，也许是因为梁左是一个活得比较自我的人，往往能够实话实说，极少虚伪，久而久之也就能得到别人的理解和尊重。

334宿舍有段时间流行打桥牌。不过他们打的只能算简易桥牌，基本原则与一般桥牌差不多，但更注重娱乐性，叫牌和记分都比较随便。尽管那段时间打得火热，但大家始终停留在业余水平。梁左打牌时没那么多输赢的概念，也没有心理负担。

他打牌时甚至随意到两边支招，还经常不分敌我，因而常受到双方排斥，谁都不爱跟他搭班，所以很多时候梁左就坐庄，把牌一放四处溜达，不战而胜。

上学期间有的同学肩负起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陪读，到留学生楼与外国留学生吃住在一起。老师选派班里十来个同学，郭小聪也在陪读人员之列。在郭小聪看来，在那样一个刚刚开放的年代，跟留学生在一起吃住，多少有些外事活动的意思，既要代表中国大学生的形象，又稍有一些“盯梢”的意味，校方要求陪读人选各方面都比较成熟，能应对各种情况。

由于留学生还要学中文口语，陪读者最好是能说好普通话的北京人。身为北京人的梁左并没有入选，郭小聪认为应该不是因为普通话的问题，可能一是由于梁左年龄较小，二是他平时总爱嬉皮笑脸地开玩笑，老师们也许看他不太踏实，难以担当此任。

同宿舍的杜笔海平日爱看演出，看完还注意收藏节目单。有一次他正在整理这些宝贝，有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访华演出，英国皇家芭蕾舞团访华演出，德国巴伐利亚歌剧院演出，上海歌舞剧院《凤鸣岐山》，广西彩调剧《刘三姐》等。梁左看到这么多节目单有些惊讶，问杜笔海这些你都看过，杜笔海说，那当然，不去剧场哪有卖节目单的？梁左说，下次有好戏也叫上我。陈京松也凑过来，要求加入组织。

于是，334宿舍就成立了一个艺术欣赏委员会。三个人平时读报除了看消息还看广告，根据演出信息去北展剧场和五道口俱乐部等地方看演出。这个委员会后来还得到班里的认可，有次活动还买了团体票，看演出的同学超过了15个。

看完演出总要进行评论，杜笔海认为这里有不少名堂，比如剧目、演员、舞美和音响等等，而梁左嫌麻烦只把它简化为几个字，值，或不值。

梁左认为，看中央芭蕾舞团的《天鹅湖》是值的。一群光鲜的仙女在天鹅湖畔翩翩起舞，尤其王子和天鹅的双人舞跳得情真意切，梁左赞叹说，《天鹅湖》是力与美的完美结合，而且被艺术感动着的感觉真好，可以几天不散。看完演出第三天梁左还突发奇想，幸亏王子和小天鹅是在谈恋爱，这要是两口子过日子动起手来，王子那体格几下就能把小天鹅扯碎。杜笔海听完劝梁左说，以后找对象一定要找个结实点的。不过他转念一想，不对，前段时间看《红色娘子军》，也是这些人表演，打南霸天时舞枪弄棒个个个身手不凡，也不是这么弱不禁风。梁左笑笑说，不想了，我现在是养不起天鹅也打不过女兵。

而看张君秋主演的《红娘》，梁左又感觉不值。台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为了一点小事，演员能咿咿呀呀唱上小半天。杜笔海年岁稍长，懂些京剧常识还能坐下观看，而梁左就显得很难受，一个小时过去剧场中间休息，他看到张生气喘吁吁刚刚跳完墙。梁左拿着一块五一张买的票说，离崔莺莺表态还早着呢，这已经花掉七毛五，太不值了。

杜笔海劝梁左，既来之则安之，再说有你这么算账的吗？你当在学校食堂打饭呢，没钱又想吃肉可以买半份尝尝，你现在不能走，不值也得看完。不过杜笔海转念一想梁左发的牢骚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那时看演出票价比较低，北大学生自带方凳在食堂看场电影才一毛钱，看李谷一轻音乐团演出不过三毛钱，而张君秋这次的演出票价高达一块五。一场戏总算看完，梁左走出剧场时发誓，以后再也不看京剧了。可没过一星期，梁左兴冲冲找到杜笔海说，老杜咱们值了，说着拿出一张《北京晚报》，原来那天他们看的是张君秋告别舞台演出，绝版。

恋爱，也是大学生活不可或缺的一课。

梁左曾和文学系七九级一个女生谈过恋爱。女生比他小四岁，个子很高，也很漂亮。有一次梁左晚上和那个女生散步，走到留学生楼前的林荫道上，被班里几个住留学生楼的同学发现了，但同学们并没有惊动他俩，而是躲在一边静静地听。

同学们听到女生问梁左今年多大，梁左笑而不答，而后既亲切又调皮地反问，“你猜我多大？”女孩子被逗得咯咯笑起来。第二天包括查建英在内的好几个同学都跑到梁左跟前，意味深长地模仿着他的口气问，“你猜我多大？”

梁左还主动跟别人讲过自己恋爱时的一个细节，后来成为男生中津津乐道的笑话。有一次在学校的角落梁左想和女友拥抱，就在即将抱上的一刻，梁左发现自己胸部口袋里有一盒烟，就对那个女生说“等会儿等会儿”，说着连忙把烟掏了出来，了无挂碍之后两人才抱在一起。在黄子平看来，梁左当时烟瘾并不大，有时假装老成才点上一根。

而在同学李春看来，梁左谈的这次恋爱真的是在“谈”恋爱，他把这件事当做一项工程仔细展开，不冒进，不打无准备之仗。李春和那个女生同宿舍一个人比较熟，梁左就通过李春多次打探对方的情况，恋爱方式上很老派，不过最后也没有谈成。

李春认为恋爱不成功是必然的。当时班里有些同学在谈恋爱，梁左就有了一种忧患意识，认为不能不谈上一次，硬着头皮也要谈。这种为了谈而谈的恋爱缺乏足够的冲动，方式上也更像是谈一次合作。另外李春感觉对方与梁左也并不般配，梁左的思想境界比较高，文化艺术上也比较精通，和那个女生缺乏共同语言。

不过梁左本人并不认为自己的恋爱方式不成熟，而且反过来他还充当过李春的恋爱顾问，帮他出了不少主意。李春在校比较活跃，文艺和体育活动上都能看到他的身影，有的女生就比较主动想和李春接近。李春把恋爱的细节全都告诉梁左，在无所适从的时候，梁左甚至主动请缨代表李春和女生面谈，谈过很多次。那种场合里梁左说话特别像李春的家长，充满善意地从中斡旋，想让双方都不受损，只受益。

八

四年的大学生活行将结束，同学们都准备了一个小本子，互相写下留言。1982年1月9日，北大七七级学生毕业典礼在办公楼礼堂举行，校长在讲话时引用了李彤的毕业留言：学而后知不足，在毕业时才更感到学海无涯。

离校之前，文学七七级的同学们在中文系办公室的走廊里，贴出一封用毛笔书写的信《告别老师》，信末有同学们的集体签名。信中写到：四年，对于我们，对于老师们，对于北大，对于中国，多么重要的四年！也许要在若干年以后，我们才能真切地体会出这一段时光的分量，可我们要说，一生中最好的日子，是在你们身边度过的。

注：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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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附播客“西四五条”怀念梁左特别节目海报，敬请扫码收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