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亡唐兴七十年｜卷二•第三章7.功高难赏李世民「鸟尽弓藏」
·卷二·开皇、武德末年纪事
|第三章·祸起萧墙：两起以次夺嫡的宫闱之变
功高难赏李世民
功高难赏云云最早的出处是李世民自己。
《贞观政要》所记他的原话是这样的——
“武德六年（623）以后，太上皇有废立之心，我当此日，不为兄弟所容，实有功高不赏之惧。”
根据我们前边的经验，所谓“废立”之说，十有八九是自我吹嘘自我辩护，所谓功高不赏也不是实情，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功高难赏，可你总不能让皇上把自己屁股下的龙椅让给你——哪怕那个人是你亲亲的老子——吧？
道理反过来也一样，其实简单到不能再简单，要说李世民自己连这一点都不明白，可能吗？
武德四年（621）七月，平定了王世充、窦建德、取下洛阳之后，李世民前呼后拥旌旗蔽日班师而返，那种超规格的仪式本身其实就是一种奖赏。
而且，就在那年十月，唐高祖李渊就“以自古旧官不称殊功，乃别表徽号，用旌勋德”的理由，“特置天策上将，位在王公上。”
李世民凯旋归来
既然是因人设岗，那个天策上将自然就非李世民莫属，而且还“领司徒，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增邑二万户，仍开天策府，置官署”，甚至还特批李世民可以自己设炉制钱——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可以自己发行钞票——这清楚地表明，除了经济上的巨大好处之外，李世民享受的政治待遇也远在一般王公大臣之上，只低于皇上和太子。
后来更有让李世民东去洛阳，“自陕以东皆主之。
仍命汝建天子旌旗，如汉梁孝王故事”的举措。
所谓梁孝王故事，是西汉景帝加封在平定七国之乱中立有大功的梁孝王之事。但景帝和梁王是兄弟，加之又很得当时还在世的母亲窦太后喜欢。
李渊如此东施效颦，大概是想要个心理平衡，也是要让功高盖世的儿子不要再七想八想。
但是已经晚了。
而且李世民也并不满足。
这没办法，从来都是屁股决定脑袋，到了那个份上，尤其是有些从前看来是高不可攀遥不可及的东西现在只是唾手可得的时候，谁还能如禅心入定心如止水波澜不惊呢？
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末代皇帝溥仪是随着满清王朝的灰飞烟灭被赶下龙椅的，在当了多年寓公以后，日本人拿出满州皇帝的位置诱使他卖身投靠，国民政府得知后，在对他晓以民族大义的同时，还答应给他以前做梦也想不到的政治地位。
可溥仪还不满足，他的理由是，就算蒋介石能给他个帝号，也不能把江山给自己，所以哪怕是当汉奸呢，他也要投靠日本，当个儿皇帝。
相距千年的两者当然没多少可比性。
但古今一理人同此心，何况李世民的条件又比溥仪强了何止百倍千倍，就是说成天上地下判若云泥也并不过份吧？
李世民的天策府里设有长史、司马、录事、记室、参军等官职，实际上就是他的军事参谋机构。
除了尉迟敬德、秦叔宝等武将功臣外，李世民还以“海内浸平”为由，收罗四方文士，以“锐意经籍”、“讨论文典” 的名义收拢了著名的“十八学士”，组成了政治上的思想库智囊团和咨询局。
后来成为门神的秦叔宝、尉迟敬德
而且，他所罗致的这些人，不管是武将还是文士，对他都惟命是从竭死尽忠，甚至到了只知有秦王，不知有皇上，秦王的教命能得到迅速贯彻，而高祖的诏敕反倒可以置之不理的程度。
这样的秦王和天策上将难道能不让人心存疑虑乃至担心担忧心惊胆颤吗？！
大臣封德彝一针见血地这样说： “秦王恃有大勋，不服居太子之下。”
李渊自己也颇为无奈地面对自己的亲信这样慨然而叹：“此儿典兵既久，在外专制，为读书汉所教，非复我昔日子也。”
但李世民的今非昔比，哪里仅仅只是文学馆那些文士们教导的功劳呢？
据载，早在文学馆还没有公然亮出旗帜，也就是还在平定王世充的时候，李世民就和秦王府记室房玄龄微服私访了一位能掐会算的道士。
那道士在不知来人是谁的情况下，张口就问：“此中有圣人，得非秦王乎？”
李世民据实以告。
道士又说：“方作太平天子，愿自惜也。”
李世民听了以后，念念不忘，牢记在心，“眷言风范，无忘寤寐”，就是梦里也在惦记着！
记载了这件事的《旧唐书》作者本意是想说李世民当天子乃是天命，但如此直言不讳，不是也把李世民躁动不安的不臣之心告诉了人们吗？
李世民咄咄逼人，直接感受到最大威胁的不是别人，正是大唐太子李建成。
早在开国建号不久，李建成其实就已经感受到了来自秦王李世民的越来越大、也就越来越现实的威胁。
为了对付这种威胁，就要剪除秦王日渐丰满的羽翼，刘文静首当其冲。
刘文静是秦王李世民的心腹，同时还是大唐开国初年只有裴寂可比的最大功臣。
李渊晋阳举兵之时，刘文静是晋阳令掌管民政，裴寂则为晋阳宫监掌管财物，两人既是患难朋友，同时又都是晋阳举兵时发挥了巨大作用的人物。
尤其刘文静，更是曾出使突厥，功莫大焉。
到长安后论功行赏，两人获得的赏赐比其他人都重，并且都要恕二死的特权。
但也正是从进入长安开始，李渊对二人显得不那么一碗水端平了：裴寂除了做大丞相府长史，进封魏国公外，还赐给良田一千顷和一片上等宅院，并给食邑三千户。
刘文静却只是转成大丞相府司马，封鲁国公，不见得有什么额外的赏赐。
后来的差距更是越拉越大。
大唐建国后，裴寂成了尚书右仆射，也就是领班宰相。而且皇上还对他亲密无间，不仅经常宣他一同进餐，而且还每天都派人送御膳给他。裴寂打了败仗，皇上也只是轻描淡写数落几句，亲近程度丝毫不减。
裴寂【剧照】
但对刘文静就不一样了，建国后刘文静当的是门下省纳言，虽然也是三省宰相之一，但品级比裴寂低不说，实权也比裴寂小。
刘文静【剧照】
后来又被派到李世民的西讨元帅府做司马，再加上代李世民指挥作战失利，被削官除名，直到后来和李世民一起平定了薛举势力后才恢复了爵位，但却远离了权力中枢，地位更是不好和裴寂相提并论。
刘文静自然忿忿难平，每次上朝议事，总是要与裴寂勾心斗角一番，俩人之间的疙瘩自然也是越结越大。
恼怒之余，刘文静不止一次拔刀击柱，恨恨连声。
仕途不顺，受制于人，刘文静归咎于家宅不宁，请了法师来家中作法驱邪，难免有些语涉他人。
不料却被自己身边一个失宠的小妾添油加醋加以告发，成了一桩惊动了皇上的大案。
按唐律，以杀人为目的的法事邪术，罪行轻于谋杀，可判死罪。此事可大可小，由于李渊早就对刘文静不感冒了，故而派人严审，参与审案的就有裴寂。
由于是老相识、新下属，李世民比较理解同情刘文静。
由于刘文静是秦王属下，李建成支持裴寂除掉刘文静。
李世民与李建成【剧照】
刘文静的申辩倒是快人快语不藏不掖：
“起义之初，忝为司马，计与长史（指裴寂）位望略同。今寂为仆射，据甲第，臣官赏不异众人，东西征讨，家口无托，实有觖望之心。”
意思很明白，皇上赏罚不公，我是发了些牢骚，但没有也不是谋反。
李世民也帮着说情：“昔在晋阳，文静先定非常之策，始告寂知，及克京城，任遇悬隔，令文静觖望则有之，非敢谋反。”
但裴寂的说法却刚好反了过来，坚持认为不除刘文静将后患无穷。
领有“恕二死”特权的刘文静到底还是被处死了。
时间是武德二年（619）九月。
刘文静【剧照】
这其实只是一个信号，预示着朝廷上层围绕着人事问题的明争暗斗不可避免并将愈演愈烈。
差不多就在同时，礼部尚书兼太子詹事李纲针对太子李建成“疾秦王世民功高，颇相猜忌”的现状，“复上书谏太子饮酒无节，及信谗慝，疏骨肉，太子不怿，而所为如故。纲郁郁不得志，是岁，固称老病辞职。”
看出端倪的老臣已经走了，留下的也未必没有看出名堂，但打了江山当然就要坐江山，尤其是功高难赏的李世民，于此更是当仁不让。
用枪杆子打出一个新国家，却放着到手的总统不当，全世界几千年不就出了一个华盛顿吗？而且还是一千多年以后，世界已经进入到文明发展的新时期了。
我们谁也不能责怪李世民什么，谁让那时候还是中世纪呢？！
“高鸟尽，良弓藏，故不虚也。”据说这是刘文静临刑前的悲叹。
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已是并无新意的前人余唾，更何况那其实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同样都是大有功于大唐的人物，裴寂不就依然红红火火热火朝天吗？
还是对刘文静有些惺惺相惜之意的李世民不平则鸣，“任遇悬隔”一说，多少道出了些不为外人所知的苦涩辛酸。
他有没有借题发挥，为太子不是自己而耿耿于怀呢？
别看都是首义之臣，但“任遇悬隔”，刘文静吃了败仗，遭遇“除名”；而裴寂惨败，李渊却多方安慰，还叫他镇抚河东。
也许，这只是帝王驾驭群臣的一种天高难问的手法？
李建成和李世民也是高祖的臣子。
别看都是兄弟，但日后一个南面为君，一个只能殿下称臣，早已有“功高不赏”之惧的李世民能没有些别的想法，能吗？
还有唐高祖李渊，他究竟到底是怎么想的呢？对臣下能上下其手赏罚以驭，那么，对儿子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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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静（568年－619年），字肇仁，京兆郡武功县（今陕西省武功县）人。唐朝宰相、开国功臣。
早年因父亲刘韶战死，袭任父职，授为仪同三司。他姿仪俊伟，才干突出，生性倜傥而有权谋。隋朝末年时担任晋阳（今山西太原）县令，与时任晋阳宫监的裴寂结为好友。刘文静早年常与裴寂同宿。面对城头烽火，裴寂叹息道：“贫贱到如此地步，又赶上世事离乱，我们当如何保全自己呢？”刘文静却笑道：“世途如此，时事可知。形势是可以预知的，你我二人相处投合，又何必忧虑贫贱？”
刘文静英俊魁伟，才干突出。隋朝时期，授仪同三司、晋阳县令。面对天下大乱，联络裴寂与李世民，支持唐国公李渊晋阳起兵，奉命联络突厥。随军南下，击败虎牙郎将桑显和、河东通守屈突通。唐朝建立后，出任纳言，成为宰相。跟随李世民平定西秦薛仁杲，历任户部尚书、陕东道行台左仆射，受封鲁国公。
武德二年（619年），刘文静与司空裴寂产生隔阂，酒后狂言，遭到小妾告发，以“谋反罪”处死，并被满门。唐太宗贞观年间，恢复官爵，配享唐高祖庙庭。
武德二年（619年），刘文静随李世民镇守长春宫（在今陕西大荔）。他自认为才能在裴寂之上，且又屡建军功，但地位却远不如裴寂，因而心中不平，常在议论朝政时与裴寂对立，凡是裴寂赞同的都要加以反对。二人之间从此矛盾颇深。
后来，刘文静与兄弟刘文起饮宴，醉后口出怨言，拔佩刀砍斫厅柱，称定要斩杀裴寂。恰巧家中几次发生妖祟之事，刘文起便召来巫师，在夜间披发衔刀，作法驱除妖孽。这时，刘文静有个失宠的小妾将此事告诉其兄，让他向皇帝告变，诬称刘文静谋反。唐高祖将刘文静交付属吏，命裴寂与萧瑀审讯。
刘文静面对审讯，直言道：“太原起兵时，我是司马，与长史裴寂地位相当。而今裴寂官居仆射，而我的官衔与赏赐却远不如他。我东征西讨，家属却无所庇护，确有不满之心。”李纲、萧瑀都认为刘文静并非谋反。李世民也极力保全刘文静：“他只是有不满情绪，并无谋反之心。”
但裴寂却趁机进言道：“刘文静的才能、谋略确实在众人之上，但生性猜忌阴险，忿不顾难，其丑言怪节已经显露。如今天下未定，外有劲敌，若赦免刘文静，必贻后患。”唐高祖对刘文静本就有猜忌之心，又听信裴寂谗言，遂将刘文静、刘文起处斩，抄没其家产。
刘文静临刑之时，抚膺长叹道：“高鸟尽，良弓藏。’此言不虚啊！”他时年五十二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