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化、恋物化、狂热化！
《Yellow Book》书影
《Yellow Book》是艺术家何翔宇“柠檬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该书由 Studio Santiago de Silva 设计、德国 Hatje Cantz 出版社出版，2019年于全球发行，收录了20位学者撰写的16篇文章。本书荣获2020年“德国最美图书奖”。
何翔宇的创作始终延续着对于事物的符号性、以及符号的网状演变形式的关注。而较之“可乐计划”与“口腔计划”，“柠檬计划”则在规模、时间和意指上作出了更进一步的尝试：在近三年、涉及艺术史、政治、历史、物质文化、医学、社会学、人类学、性别研究等领域的跨学科研究过程中，柠檬与黄色之间跨越了各个历史时期、文化、地域的种种联系被以网状联结的形式呈现出来。围绕着这一研究，何翔宇完成了一系列现成品艺术试验和 5 件视频作品，这些作品所探讨的丰富主题与文本则体现于《Yellow Book》一书中。
本文为书中的第14篇文章，由美国乔治亚州立大学副教授周明琳与美国乔治亚州立大学博士候选人及校长奖学金社会学研究员Dresden Lackey合著而成。文章以历史回顾、文化研究和社会访谈等手法，探讨非亚裔男性对亚洲和亚裔美国女性的异域化（exotification），即通常所说的“黄热病”（yellow fever）。
何翔宇，黄颜色研究, 2015-2018
作品所描绘的黄色色卡一方面是对于柠檬绘画色彩研究的基础，是探索纯粹色彩、脱离线条所能实现的透视结构; 而另一方面，它们作为独立的作品，是将这一有复杂意义的颜色以最基本的形态进行枚举，仿佛是对于阶级、权力、象征、暴力、价值符号演变过程的毫无感情、绝对客观的描述和罗列。
Patricia Hill Collins将支配性形象描述为延续性的刻板表征，这些表征合理化了对从属群体的经济和社会压迫，并使之固化延续。[4]以往的研究者曾经关注过亚裔美国女性和亚裔美国男性所共有的支配性形象，其最明显的体现，一方面是彼此勾结、卑鄙狡猾、威胁着白人纯洁性的亚洲人形象，“黄祸”（Yellow Peril）的意象即是其代表；另一方面，是在“模范少数族裔”迷思的鼓动之下，努力追求美国梦的勤恳劳工。其他更多的支配性形象，则是将针对亚裔女性和其他各种族女性的刻板印象整合在一起，例如臆断她们都是异性恋、将她们视为乐于相夫教子、甘愿自我牺牲的母亲 。
美剧《初来乍到》(Fresh Off The Boat )中的母亲就是这样的角色。图片：NBC新闻，2019年11月9日。
要想进一步探究这一特定的子范畴，尚有许多工作亟待完成。但已经有研究考察了一些针对亚裔美国女性的支配性形象，这些支配性形象是有别于亚裔美国男性和白人女性的。然而，这些研究主要停留在理论层面而缺乏经验支持。迄今为止的支配性形象包括顺从的亚裔女性、色情的亚裔女性、擅长摆布他人的“龙女”（Dragon Lady）和勤劳的模范少数族裔。借助Crenshaw的交叉性理论，[5]Shruti Mukkamala和Karen Suyemoto研究了亚洲和亚裔美国女性群体独特的被歧视经历，希望能以经验实证扩展现有的研究。[6]他们的研究结果凸显了这种交叉性方法的重要性。亚洲和亚裔美国女性所提供的经历拓展了现有的理论支配性形象，包括被认为温顺、幼稚、被恋物化、被物化为可爱和娇小、被默认为服务工作者和天生安静寡言。虽然作者将这些主题归为针对亚洲和亚裔美国女性的不同种类的偏见，但其中有一个极其醒目的共性，便是臆断的性暗示。异国风情化和恋物化在本质上就是明显的性化（sexualized），而温顺、童贞和娇小的体型等一系列臆断的品质也是常见的物化特质，最终塑造出“瓷娃娃”（China Doll）形象。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更详细地讨论这些臆断的品质对白人男性的吸引力。
一对身着精美花纹服装、戴着帽子的亚洲情侣背靠背站在一起。图片：美国《每周》期刊插图，1917年5月14日。
对一个种族化群体的剥削，很大程度上仰赖于将有色人种定义为“他者”[7]。此外，Yen Le Espiritu将种族的性别化描述为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白人的意识形态将性别化的特征赋予种族的“他者”，从而进一步将白人的男性气概定义为更高一等[8]。考虑到性别和种族剥削的交叉，对亚裔女性的异域化或他者化是为了维持其永久的外来身份，同时在那些被部分人误以为是“正面”的刻板印象背后，白人男性得以隐藏一种标记化（tokenizing）的物化。然而，这些“瓷娃娃”、“艺伎”、“莲花”之类的支配性形象，描绘出了一种大众的、可消费的亚裔女性观念，即顺从、被动、对其白人男性伴侣无比忠诚。[9]与二战后的形象类似，今天亚裔美国女性的支配性形象继续维持并固化着异域风情的他者形象，同时将亚裔女性描绘成逆来顺受的阴柔女性。
艺伎。图片：BakitWhy，2008年9月17日。
“黄热病”的历史
支配性形象往往是物质境遇的反映。因此，解读何种历史条件构建和延续了这些刻板印象是至关重要的。[10] 19世纪中叶，亚裔男性开始移民到美国充当廉价劳工。由于担心亚裔美国人数量扩大，移民法阻止他们的妻子和家人入境。[11] 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禁止所有亚裔移民进入美国。排华法案与禁止跨种族婚姻的反异族通婚法相结合，导致男性亚裔移民形成了单身汉群体，从事家政劳动，也就是通常被认为是“女性工作”的洗衣和家庭服务工作。[12]
排华法案
1882年5月6日批准的《排华法案》是第一部限制移民进入美国的重要法律。它规定绝对暂停中国劳工移民10年。联邦法律首次以危害某些地方的良好秩序为前提，禁止一个族裔劳动群体入境。图片：国会登记的法案和决议，1789-1996年；美国政府总记录；记录组11；国家档案馆，美国。
标题：唯一一个条条框框的美国启蒙政治家--'我们必须在某个地方划清界限，你知道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标志着美国与数个亚洲国家多年冲突的开始，结果是许多驻扎在亚洲国家的美国白人士兵开始带着“战争新娘”回国。在1945年通过的《战争新娘法案》（War Brides Act）以其1947年的修正案进一步放开许可，规定为美军服役的亚裔美国人也可以带妻子来美国生活。[14]虽然中国的“战争新娘”通常嫁给华裔男子，但日本、韩国和菲律宾女性往往嫁给非亚裔的美国士兵。[15]跟随白人丈夫移民美国的亚裔女性一时间大量涌入，使这些夫妇的形象趋于正常化。亚裔男子继续从事着饱受剥削的家务工作，他们无力养家糊口的支配性形象又进一步强调了白人霸权的男子气概。随着白人男性／亚裔女性夫妇在美国越来越普遍，媒体的描述开始参与进来，在更大范围内强化了支配性形象。
典型的“战争新娘”结婚照。图片：博客“War Brides of 1945”
在二战结束后不久的几年里，与美国白人男性结婚的亚裔女性移民突然大幅增加，而与此同时，美国媒体在传播亚裔女性与白人男性关系的正常化形象方面起着不容忽视的影响。1960年，Richard Quine执导了根据Richard Mason小说改编的英美合拍电影《苏丝黄的世界》（The World of Suzie Wong）。[16]故事描写了一个中国性工作者遇到了居住在香港的美国白人建筑师罗伯特。在影片中，两人彼此相爱，最后组建家庭共同生活，罗伯特最终将苏丝从皮肉生意这一危险的命运当中“拯救”了出来。
电影《苏丝黄的世界》剧照。《苏丝黄的世界》，Richard Quine，1960年。图片：Turner classic movies
在描述这种救赎叙事时，Espiritu创造了“风中奇缘范式”（Pocahontas Paradigm）一词，类似于“白人救世主工业综合体”，[17]在这种叙事中，一个非白人女性被“从精神上或道德上从放纵的本文化中拯救出来，就像她从肉体上把她的西方情人从自己民族的道德堕落中拯救出来一样”。[18]苏丝黄或许是最早打开媒体将白人男性描绘为亚裔女性救世主这扇大门的人之一，但随后流行的电视剧如《荒野大镖客》（Gunsmoke，1952-61）和《铁拳侠》（Iron Fist，2017），以及最近的电影如《007之明日帝国》（Tomorrow Never Dies，1997）和《少壮屠龙阵》（Young Guns，1988），往往都进一步将亚裔女性描绘成白人男性解放者的性化占有物。Espiritu指出：“在这些影视作品中，只有白人男性才有特权跨越种族界限，从有色人种女性中自由选择性伴侣”，[19]从而暗示只有当恋爱或性关系是最终的回报时，亚裔女性才值得从自己的文化中被“解救”出来。
电影《苏丝黄的世界》剧照。《苏丝黄的世界》，Richard Quine，1960年。图片：Google image
早期的消费文化所描绘的，几乎只是中产阶级白人妇女履行家务、中产阶级白人男子努力工作来负担一切开支。[21]虽然从表面看来，在广告角色中加入亚裔美国人和跨种族伴侣似乎是一种进步和包容，但这些广告对支配性形象的依赖，实则延续了一种东方主义的模式，即将亚裔美国女性描绘成依赖于白人男性伴侣，只是对一种试图维持白人霸权男性气质的支配性形象进行了重新包装而已。[22]Murali Balaji和Tina Worawongs对2000年中期播出的以亚裔女性和白人男性为主题的广告进行了内容分析，发现对亚裔女性的描绘往往是温顺、唯命是从以及性感异域风情这类常见的支配性形象。虽然这些广告情侣的人物设定和情节各不相同，但他们都传达着明确的信息，即亚裔女性是外来的，却能通过白人男性伴侣实现同化。亚裔女性反复地表现出拒绝属于其本来文化的食物、家庭和习俗，转而追求与白人男性的恋爱关系，暗示这种同化是两厢情愿的。[23]在对杂志广告的进一步研究中，Minjeong Kim和Angie Chung发现美国广告中的亚裔女性都体现了一种刻板印象：苗条的瓷娃娃，光滑的黑色长发。此外，这些女性始终被性物化（sexually objectified）和文化歪曲（culturally misrepresented），在视觉上象征着对白人男性的从属性，并进一步传达了亚洲女性是一个种族单一群体的信念。[24]
喜力啤酒广告 “The Date”，2011年5月。图片：ADVERBOLG
对白人男性的采访
在2012年由Debbie Lum执导的纪录片《寻找亚裔女性》（Seeking Asian Women）开场中，观众看到一系列美国白人男性正在寻找亚裔女性结婚。白人受访者Gordon在描述他理想中的妻子时说：“只要是在亚洲次大陆（原文如此）之内，无论她来自哪里都没有区别。”其他白人男性受访者称：“是她们的头发，黑色的长发真是非常吸引人”；“神秘的形象，黑色的眼睛”；以及“我认为他们考虑男人的感受比考虑自己更多”。纪录片的主人公是一位60岁的白人男子，在20多岁时曾经交往过一些同龄的中国女友，后来他说，自己会找到婚姻的幸福，正是因为他未来的妻子Sandy是中国人。
这些对于亚裔血统女性为何对白人男性如此有吸引力的解释，恰恰体现了上文讨论的亚洲和亚裔美国女性的支配性形象。在这部纪录片中，男人们对他们理想中妻子的描述无关个人特质、共同兴趣或是对生活的相似目标，而仅仅是漫画化的身体特征，以及暗示着对白人丈夫唯命是从的行为。Gordon所言表明，他对亚洲女性的兴趣本身就透露着他对于“亚洲女性是一个拥有共同身体特征的单一整体”这一信念，而事实上，组成亚洲大陆的48个国家之间、甚至每个国家之内的女性，其眼睛的形状、肤色、发质和体型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虽然他们所限定的这些特征，在任何种族背景的众多女性身上都能找到，但Lum的纪录片中的男性寻找的却只是亚洲女性，因为他们认为，对于亚洲女性来说，这些品质是与生俱来、专属于她们且人人一致的。
亚裔女性的支配性形象在媒体中持续出现，始终将她们描绘成温良、恭顺和异国情调的形象，而消费者则反复接触到这些千篇一律的信息，将这种类型定式强化成了某种事实。就像Lum的纪录片受访者一样，亚洲和亚裔美国女性的独有品质甚至是个性特征，都一概被忽略了，他们想要的只是同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瓷娃娃形象。然而，为什么这些特质只有放在亚裔女性身上才变得格外有吸引力呢？
对亚裔女性的他者化是通过身体、精神和行为臆断来进行的。精神上的他者化往往体现在“模范少数族裔”的意识形态中，而身体和行为上的他者化则是通过更为性化的支配性形象而发生。Binta Kim采访了几位在交友网站上发帖寻找亚裔女性的白人男子。当被问及时，Kim的受访者中没有一个人说自己“恋亚”或是有“黄热病”。然而，她的受访者所表现出的身体欲望和Lum的纪录片中那些人如出一辙，其中一个受访者说：“她们看起来很有异域风情，他们浓密的黑发、光滑的皮肤、娇小的身躯，都是神秘和美丽的象征。”[27]在这一类的回答中，黑发、纤细的体型等在各个种族中都很常见的身体特征再次被东方化，被认为是亚洲女性所独有的。
博主Grace Newton以自己作为例子标注了亚裔女性被模板化的样子。图片：Red Thread Broken，2020年3月16日。
人们不仅认为亚裔女性对白人男性伴侣有求必应，同时在性的方面，她们也被认为是唯命是从的 。Kim的一位受访者承认：“我们男人希望在厅堂之上有一位公主，卧室里有一个妓女。就这么简单。”[28]这种对亚裔女性的他者化，具体表现为一种种族化的性需求（racialized sexuality）。将亚裔女性异国情调化，使她们在性方面区别于非亚裔女性，导致了对以亚裔女性为主角的色情片的大量需求（通常是与白人男演员而非亚洲男演员一起拍摄）。可想而知，对这些视频的内容分析结果表明，这些女演员被描绘成常见的支配性形象：受“黄祸”的刻板印象影响，有一些被表现为“龙女”；而占压倒性多数的，则是作为温顺的瓷娃娃。[29]随着免费网站已经成为一种极为普遍的色情消费方式，这些支配性形象持续不断地将亚裔女性固化为一个单一整体性的、异域的他者。
在以往的研究中引人注目的一点是，白人男性倾向于将他们对亚裔女性的臆断特质与对白人女性的臆断特质区分开来。基于温良恭顺的支配性形象，白人男性的描述中对亚裔女性的假想，有别于他们对白人女性的假想。根本久美子（Kumiko Nemoto）[30]采访了不同时代与亚裔女性结为伴侣的白人男性。无论他们结婚或约会的时间是在20世纪50年代、70年代、90年代或是之后，也无论这些女性是韩国人、日本人还是菲律宾人，所有白人男性都反复描述他们的伴侣是理想的妻子和女友，而这都是拜她们的亚洲血统所赐。一位受访者称，他之所以想娶韩国女性为妻，是因为他认为她们对丈夫顺从和忠诚。另一位受访者称：“她们表现出很多美国女性似乎没有的品质。［……她们］以家庭为重，是好母亲和好家长。”这位受访者将美国人与白人混为一谈，或许暗示他对亚裔妻子的渴望是专门针对外国出生的亚洲女性，而不是第二代或第三代亚裔美国女性。另一位受访者更直白地承认，“事实就是因为她是个亚裔女孩［……］。男人确实喜欢亚裔女性”。[31]在这些受访者中，有几位对妻子和女友的描述着重于她们的忠诚奉献，而不是她们的智慧、野心或个性。若是他们总算除了温良恭顺还谈到了些别的，也往往会包括对身体外貌的评论，这些都符合那些普遍的、与非亚裔女性对比鲜明的支配性形象。Kim的一位白人男性受访者坚持认为：“她们不自负。她们不穿白人女孩穿的衣服，而且她们不作。他们不化浓妆。她们不一样。”[语气强调为本文作者所加]。[32]
有趣的是，根本久美子发现她的白人男性受访者在寻求与亚裔女性交往时，渴望的是一种类似母子式的关系。她的受访者认为，他们的亚洲妻子拥有本能的母性。一位受访者甚至把他的菲律宾妻子与他自己的母亲相类比，提到她总是优先关注他的需求，顺从他所选择的宗教信仰，并且就像他看到自己的父亲是如何控制母亲的一样，他也能够以同样的方式对自己的这位妻子施加控制。尽管其父母是白人，但这位受访者认为，这些相似之处正表明了菲律宾女性对丈夫的忠诚。[33]
几位白人男性受访者提到，在许多天主教或儒家模式文化中存在的性别等级制度对他们别具吸引力。根本久美子指出：“'亚洲文化’的家庭集体主义与美国主流文化的个人主义、自给自足和平等主义截然不同。”[34]
集体主义文化的特征。图片：Google Image
白人男性受访者表示，他们感到自己的男性气质受到白人女性的威胁，他们认为后者过于独断、过于自我，或者过于女权主义。[35]在他们的描述中，外国出生的亚裔移民女性才是“真正的”女性化，因而被视为“安全”的伴侣。此外，她们种族化的女性特征并不对白人霸权的男性特征造成威胁，因此可以作为性别等级制度维护的附带损害（collateral damage ），而白人女性在他们看来则是威胁着这一制度的。Espiritu在讨论《苏丝黄的世界》中所描述的这一现象时称：
“白人女性角色被塑造成斤斤计较、令人窒息、极不受欢迎的形象。[……]这些影片隐晦地警告白人女性，如果她们想吸引一个男人、把他留在身边，就必须拥护社会构建的、被动的“亚洲美”作为女性的典范。通过建立白人女性与亚裔女性之间这种竞争，好莱坞维护了白人男性的身份，以对抗新兴女权主义的威胁。”[36]
Karen Pyke和Denise Johnson认为“美国（白人）女性和亚裔美国女性被建构为两个截然相反的对立面”。[37] 由于对亚裔女性的支配性形象继续维持着这种建构，消费者得以将一个种族化的夸张形象理想化：她为了爱和对白人丈夫的奉献而放弃了独立性、现代性和种种机遇。与通常被认为是白人女性特质的独立和现代性相比，“顺从的女性特质被想象为亚裔妻子的种族倾向，而不是白人丈夫的投射欲望”。[38]苏丝黄和其他亚裔女性在媒体上所塑造的唯命是从、逆来顺受的刻板印象并不是亚裔女性人格的准确代表，它们反映了白人男性渴望中的亚裔女性的行为方式，“这其实是白人男性对一切女性行为方式的渴望的延伸”。[39] 通过将白人女性与亚洲和亚裔美国女性进行比较，那些男性气概受到西方女性所谓的解放特质威胁的白人男性，得以维护一种性别化和种族化的等级制度。在一个他们享有经济和社会特权的安全位置上，他们可以从容地控制他们的亚裔女性伴侣，而这些女性可能没有语言技能、美国文化知识或支持系统来培养和维持其独立性。[40]
埃德娜-兰金-麦金农和多萝西-阿瑟顿与一群亚洲助产士和医生站在户外，1962年春。施莱辛格美国女性历史，1962年。
对亚裔女性的采访
在美国，亚洲和亚裔美国女性的跨种族婚姻比例是各种族群体中最高的，在这些婚姻中，亚裔美国女性占75%。[41] 在《寻找亚裔女性》中，有个场景描述了一场语言不通的激烈争吵，导演Debbie Lum问刚刚与网上认识的30岁华裔女子结婚的白人老头Steven：“Sandy从这儿能得到什么？”[42]Steven停顿了一下，明显在努力寻找一个直接的答案，他最终拿定了主意，说：“得到一种新生活的机会？一个新的世界？”显而易见，他的回答是一个疑问，而不是一种自信的信念，这仍然植根于之前我们讨论过的白人救世主主义。
如前文所述，有“黄热病”的白人男性这一概念在流行文化、媒体，甚至美国新闻中都不是新鲜事。本文作者周明琳讨论了最近美国新闻当中几个真实的、白人男性出于对亚裔女性欲望的所作所为：一群白人男子绑架、折磨和强奸亚裔女性；一个白人男子在一所著名的大学校园里折磨亚裔女性，偷走她们的衣服、剪掉她们的头发，并偷偷把精液和尿液倒进她们的饮料里；还有一个加州北部的连环强奸犯，他跟踪并强奸了大约十多个女性，受害者都来自东亚。[43]
对于约会对象或是婚姻伴侣是白人男性的亚洲和亚裔美国女性来说，很难分辨对方是真心的兴趣还是盲目的恋物癖，因为媒体上亚裔女性的支配性形象无处不在。以往研究中对亚裔女性的深入访谈，揭示了探索这些关系时所遇到的困难。Mukkamala和Suyemoto在考察亚裔美国女性被歧视的具体经历时，其受访者谈到了一些来自白人男性伴侣或是陌生人的性化评论。一位受访者回忆说：“我和几个朋友出门聚会，有个男人只对我分别对待，因为我是亚洲人。他以为他可以随意摸我的头发、搂着我，还问我'你是哪种亚洲人？’”。[44]另一位受访者分享了这样的经历：“人们总是对我的身材评头论足——我的胸部很丰满。男人们说，亚裔女性看起来通常不像我这样，问我的胸部是不是假的。”[45] 这些陌生人的举止、问话以及明显不尊重身体界限的行为，揭示了他们的兴趣无疑是基于他们对这些女性种族的臆断，无视了这些女性无关种族的、作为一个“人”的个体。另一位亚裔女性受访者回忆说：“我曾经有一个高加索人[原文如此]男朋友问我，我的阴道是不是也像我的眼睛一样是斜挑的[……]。也是这个男友，还让我用'小小的东方手指’给他编辫子”，[46]这反映了一个流行的粗俗玩笑，把亚洲和亚裔美国女性的生理特征异域化和他者化。在对伴侣们的采访中，根本久美子发现她的几位亚裔女性受访者抱怨说，她们的白人丈夫似乎对她们实际的价值观、兴趣和特质并不感兴趣，而只感兴趣他们臆断中的一切。一位受访者透露，她的白人丈夫对她的家庭状况、属于其文化背景的节日、她的食物或她的第一语言不感兴趣，但对于美国生活中同样的方面，她的丈夫却期望她能够表现出兴趣。[47]这些例子是许多看似无害的言论和行为中的一部分，这些言论和行为标记化并他者化亚裔女性，将她们的价值置于她们的种族地位和对白人男性的可利用性上。然而，这些言论日积月累，尤其是很多还来自亲密的伴侣和好友，为亚洲和亚裔美国女性带来了心理和情感上的困扰。无论是否出于恶意，人们总是期待亚裔女性要遵循支配性形象，这样的经历对于亚裔女性是实实在在的歧视。[48]
亚裔女性被商品化明码标价以待“销售”。图片：Lithium Magazine，2019年6月。
标题：亚洲场景：大臣向皇帝皇后禀报事务。期刊配图，《星期六晚报》，第111页。
影响与结论
短片《Do Asian women have 'white fever'?》，2013年。图片：Independent Le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