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故事：徐悲鸿的故事
励志学画
我国画坛一代宗师徐悲鸿早年在巴黎高等美校学习，他的才气赢得绘画大师达仰的喜爱，却也引起了一些人的忌妒。一位法国学生很不礼貌地冲着徐悲鸿说：“我知道达仰很看重你，但你别以为进了达仰的门就能当画家，你们中国人就是到天堂去深造，也成不了才！”
徐悲鸿被激怒了，但是他知道，靠争论是无法改变别人的无知和偏见的，必须用事实让他们重新认识一下真正的中国人。从此，徐悲鸿更加奋发努力，他像一匹不知疲倦的骏马日夜奔驰，勇往直前。
有一次，徐悲鸿举办画展，那个外国学生看了徐悲鸿的作品，非常震惊。他找到徐悲鸿，鞠了一躬说：“我承认中国人是很有才能的。看来我犯了一个错误，用中国话来说，那就是'有眼不识泰山’。”
徐悲鸿画马
杰出的画家徐悲鸿特别爱画马，他笔下的许多骏马图成了艺术珍品。1934年春天，徐悲鸿到莫斯科国立博物馆举办画展，并为观众现场作画。那天，观众把展览厅挤得水泄不通。徐悲鸿从容地磨墨、铺纸，转眼之间，一匹活生生的骏马便出现在纸上了。观众被徐悲鸿的高超技艺征服了，大厅里响起雷鸣般的掌声。这时候，一位身材魁梧的元帅拨开人群，走到徐悲鸿面前，彬彬有礼地说：“徐先生，我能要这幅画吗？不然，我会发疯的！”这位元帅就是苏联的骑兵元帅布琼尼。
徐悲鸿被元的诚意感动了，他点头微笑，挥笔题上字，把这幅画送给了元帅。元帅高兴得像打了胜仗似的，和徐悲鸿热烈拥抱，大声称赞道：“徐先生，你不但是东方的一枝神笔，而且是世界的一枝神笔。你笔下的马，比我骑过的那些战马更壮美！”
由于徐悲鸿经常画马，他对马有一种偏爱。和马在一起，听着马蹄得得，看着马御风奔驰，他觉得是一种精神享受，他的心仿佛和马一同驰骋。
廖静文在《徐悲鸿一生》一书中回忆：一次在成都坐马车，马车夫是一位和善的老人，他爱马，马养得非常好。他举起鞭子，那匹栗色的年老的牝马便扬起那好看的蹄子，欢快地向前奔驰了。徐悲鸿喜欢这样待马的好人，他走下马车，马车夫正忙着给马预备水和饲料。“这个给你。”徐悲鸿先生忽然对马车夫说，一面从手提皮包里取出一幅折叠起来的奔马画。这是他昨天晚上才画好的。
马车夫迷惑地抬起他那满是皱纹的前额，眯细着眼睛呆望着徐悲鸿，仿佛没有听懂他的话。“老大爷，”廖静文从旁解释说，“这是一张画，是送给你的。”马车夫那双混浊的眼睛陡然亮起来，他双手接过画，连声说：“谢谢老爷，谢谢老爷。”马车夫眼角湿润了，“我碰到好人了，今天一早，我看见一只喜鹊飞到我的窗子上，我就想，兴许有啥子喜事要来，可是，我这个穷老头儿还能有啥子喜事呢?现在，真灵验啦！”他又唠叨开了，同时用右手扯起左臂的袖口，擦去已流到面颊上的泪水。
徐悲鸿先生握着马车夫那双粗糙得像石头般的手，连声说着“再见”，才离开他走了。
“先生，您为什么突然要给一位不相识的马车夫一幅画呢？何况他又不知道您是谁，您是否有点过分慷慨了?”廖静文带着惊异问他。
他十分柔和地回答说：“因为我爱马，也爱善待马的人。你看这个马车夫，既能非常熟练地驾驭，又能视马如亲人。他对马的爱打动了我的心，使我受到感动，何况他的生活很难呢！”听着徐悲鸿先生的话我也十分感动了。
马，最能反映徐悲鸿个性，最能表达他思想感情。徐悲鸿的马受到人们喜爱，除了他所下的功夫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倾注于其中的感情，并将这种情感化作一种精神，以马为载体而表现出来。
马，在中国人心目中始终是人才的象征，民族振奋的象征，执着于现实的徐悲鸿翻来覆去地画马，正是有所感而发，尽抒胸臆。徐悲鸿笔下的马，从来不戴缰辔，但在《九方皋》画面上黑色雌马，却例外地戴上缰辔，有人问悲鸿这是为什么，悲鸿笑着答道，“马也和人一样，愿为知己者用，不愿为昏庸制。”
香港奇遇
1936 年，徐悲鸿应邀前往香港举办个人画展。他在好友、时任香港大学教授、著名作家许地山夫妇的家宴上获知一个信息：一位德籍马丁夫人藏有满满四箱中国古书画，而且正在待价而沽寻找买主。徐悲鸿对此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在许地山的联络与引荐下，徐悲鸿前往拜访马丁夫人。马丁夫人十分热情，不仅告知她所藏四箱中国古书画是其旅居中国多年的父亲所遗留的，而且一股脑儿将古书画全部搬出摆放在徐悲鸿的面前，并一一打开供这位内行买家任意选购。不料，徐悲鸿在翻检了两箱之后，似乎并没有表露出想从中选购的意思，这不由得使马丁夫人颇感意外。
就在马丁夫人满腹狐疑之际，徐悲鸿的目光忽然被第三箱古书画中一件没有任何署款的白描人物长卷所吸引，徐悲鸿急促而高声地喊道：“下面的不看了，我就要这一件！”随即，徐悲鸿提出用随身所带的1 万余元现金购买这件古画。
精明的马丁夫人见徐悲鸿如此中意这件白描人物长卷，似乎明白了这件古画绝非一般画作所能比，心中顿时产生了一种不舍之意。后经许地山从中协调，她终于答应由徐悲鸿再拿出七件精品画作作为交换，才最终使买卖双方都心满意足地顺利成交。
众所周知，以徐悲鸿当时在中外画坛之名望，他的七幅精品画作可谓是价值不菲，而他竟干脆利落、毫不迟疑地交换了，那么，这到底是怎样一幅惊世画作？
这是一幅长292 厘米、宽30 厘米的白描人物手卷，在深褐色的绢面上描绘了多达87 位正在列队行进中的神仙。整幅画作虽然没有施以任何颜色，但给人一种“天衣飞扬，满壁风动”的艺术感染力。虽然这幅白描人物长卷上没有任何款识，但是徐悲鸿凭借着多年来鉴定古书画的丰富经验，仅看一眼就认定这是非唐代名家之手而不能为的一件艺术绝品，其线条特点明显地具有唐代画圣吴道子的“吴家样”风范，即使不是吴道子本人之手笔，也必是唐代名家临摹吴道子的粉本。
激动万分的徐悲鸿日夜揣摩这幅意境缥缈的画面，并根据所绘神仙数量将其命名为“八十七神仙卷”，随后还精心刻制了一方“悲鸿生命”的印章钤在其上，由此可见其对这幅画作的珍视程度。
黄纯尧“刁难”徐悲鸿
著名画家黄纯尧教授是艺术大师徐悲鸿的得意门生。黄教授与徐悲鸿先生之间不仅有着亲密的师生关系，还有许多亲如挚友的轶闻趣事，至今传为美谈。
徐悲鸿先生待人宽厚豁达，对同事、朋友以至学生都从来不摆架子。有一次，徐先生同他的学生黄纯尧讨论艺术创作的事，话到高兴时，老师突然对学生说：“我来出个题目，你来画一幅画，怎么样？”黄纯尧答道：“老师请出题。”
徐先生不紧不慢地对黄纯尧说：“我的题目很简单：画一个扛着猎枪的猎人，带着一只猎犬进大山去打猎。但有一条规定，这幅画只能用三笔完成。你能画出来吗？”黄纯尧思索了一会，微笑着回敬老师：“徐老师您的规定太严格了，学生我三笔是无法完成的……不知老师可否作一下示范？”
悲鸿大师二话不说，从画案上拿起笔来就画。第一笔画的是一条有起伏的曲线，表示一座大山；第二笔画的是一根既粗又短的直线，表示猎人进山时露出的猎枪枪管；第三笔画的是一段浸墨的粗线，表示“进山猎犬”的尾巴。黄纯尧面对这幅只用三笔就画成的大写意之作，不能不对悲鸿大师丰富的想象力和高度的概括力表示由衷的佩服。但他迅即就对大师发动了一场小小的“反击”：“恕学生冒昧，我也想出一道题回敬老师，不知吾师意下如何？”悲鸿大师一声朗笑：“来而不往非礼也，怎么依得我愿不愿意？画什么，你就赶快出题嘛！”
黄纯尧出的题看来并不复杂，“画一幅三十晚上猎人在森林里打鬼的画。”悲鸿大师先是一怔，随即问道：“几笔完成？”黄纯尧神秘地回答说：“请老师鉴谅，一笔都不给。”悲鸿大师惊疑地反问道：“一笔都不给，你画得出来么？你说给我听听，怎么画法？”黄纯尧笑答曰：“把装墨的砚盘翻过来，涂上一层墨汁，放在白纸上使劲地一摁，纸上便留下了一片墨迹。这不就是三十晚上打鬼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清么！”徐悲鸿先生一阵大笑之后给了黄纯尧一拳：“你这小子可真够调皮呀！”
盘溪画猫赠“马”
抗日战争时期，艺术大师徐悲鸿在重庆江北盘溪从事艺术创作和研究活动，有不少传闻甚广的有趣故事，但都不及他画猫赠“马”这两件小事能鲜明地反映他的个性和人品。
1941年，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立中央大学的进步师生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绝，纷纷口诛笔伐。在中大艺术系任教的徐悲鸿怀着无比愤怒的心情，回到他在盘溪筹办的中国美术学院后，满怀悲愤画了一幅《怒猫图》，图中一只小老虎似的雄猫立于巨石上，竖起两耳，怒睁着一双像电灯泡一样闪闪发光的圆眼睛，猫须挺直如利锥，咬牙切齿，微张巨口，面向纸外作捕鼠状。图上没有题词，只写上了寓意深刻的“壬午大寒”4个小字，并盖上了悲鸿名章。不久田汉来访，悲鸿将此画给他看，田汉赞不绝口，当即吟诗一首，用遒劲的书法写在画幅的右上角。诗云：“已是随身破布袍，那堪唧唧啃连宵，共嗟鼠辈骄横甚，难怪悲鸿写怒猫。”诗中对徐悲鸿爱憎分明的正义感给予褒扬。
也就在这个期间，由于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迫使许多国立学府随政府迁来重庆，仅沙坪坝就集中了国立中央大学、国立重庆大学、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国立中央工校等很多学校。遗憾的是沙坪坝学校虽多，却没有一家像样的书店，更不见有能出版和销售进步书籍的地方，因此莘莘学子一再呼吁，渴望有人来玉成这件好事。当时有个名叫陈汝言的江苏人，想顺应民心，办一个“正风出版社”，但苦于缺乏开办经费。怎么办？李公朴教授给陈汝言献上一计，说：“要钱只有找徐悲鸿。他的画是热门，一匹'马’就卖了500元。”陈汝言听后很高兴，因为他深知徐悲鸿的为人，也知道自抗战以来，徐悲鸿大师在新加坡、吉隆坡、新德里、槟榔屿等地举办画展卖画的行情及他把画展收入捐献给离乡背井难民的义举。他想，只要这个小小书店徐悲鸿认为办得有价值，他就一定会慷慨解囊的。于是陈汝言便从沙坪坝过江来到江北盘溪找到徐悲鸿，大胆讲出了自己的想法。
徐悲鸿听完这个小同乡的坦诚之言，沉思片刻，用郑重的语气回答说：“你想办个出版社，我支持。我虽不是富翁，但出点钱是办得到的。不过要办就得办出自己的特色，应多出版些世界名著和国内的好作品。你回去找中央大学的一些知名教授担任编委，他们答应了再来找我要钱。”几天之后，陈汝言把编委会组织好了又来到盘溪，徐悲鸿立即拿出二千元交给陈汝言作开办费，并说：“这是我卖的两匹'马’的价钱。”不久，“正风出版社”就在沙坪坝正式开张了，出版了很多享誉文坛的世界名著和国内进步书籍，于是徐悲鸿赠“马”办书店的事迹便被传为佳话。
破例之作
艺术大师徐悲鸿1934年3月5日写给张大千挚友、江南才子谢玉岑的一封信，已近七十年了，历劫犹存。前些年由玉岑后人公诸于世。信中蕴含着一个动人的故事，可以看出艺术家之间交往中高尚纯洁的心灵。
谢玉岑名觐虞，晚号孤鸾（1899-1935）。上个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是上海艺苑中一颗耀眼的新星。为了谋生，他的社会职业只是南洋中学、爱群女中的文史教员，后来甚至只是南京政府财政部驻上海的苏浙皖区统税局的一个职员，还兼了上海商学院文书主任，以微薄的工资仰事俯蓄，还得了那时难以治愈的肺结核病，生活拮据。但是他是江南大儒钱名山的入室弟子和佳婿，学养深厚。他的书法诗词得到当时上海文史耆宿朱疆村、叶恭绰、金松岑、高吹万、林山腴的高度赞扬。他在当时沪上的文人雅集、书画组织如“秋英会”“蜜蜂画社”及其后身、钱瘦铁主持的“中国画会”及何香凝、经亨颐、黄宾虹等组织的“寒之友会”中都是引人注目的才子。他的题画诗词使当时还未十分成名的张大千的绘画增色不少，两人从此成为莫逆。他与名画家郑午昌也甚相契。谢玉岑有一个生而聋哑的儿子谢伯子，先后拜张大千、郑午昌为师。现在谢伯子年已八旬，是江南名满遐迩的大画师了。启功在题谢伯子画册时作诗赞扬：“池塘青草谢家春，绘苑传承奕世珍。妙诣稚翁归小阮，披图结会似前尘。”这里的稚翁就是大鉴赏家、大画家谢稚柳。他是玉岑胞弟、伯子之叔，这真是一个文化世家。
徐悲鸿为什么写这封信给谢玉岑？因为1932年春玉岑夫人、才女钱素蕖不幸以产疾病逝。这对深怀挚情年方33岁的谢玉岑是一个莫大的打击。他身体本来羸弱，从此肺结核病日重，到1934年只好回家乡常州休养治疗。据说后来身体畏寒，服中药附子肉桂等大热之品，身复八重被，加上火炉汤壶也不能解其寒。玉岑一生爱书画胜过生命，这时惟一的精神安慰就是向朋辈索画欣赏。张大千在玉岑丧内后已画了一百幅白荷花（因他夫人名素蕖即白荷）安慰他，这时又给玉岑送来水果册页“疗疾”。因为玉岑平生喜食水果而这时因畏寒连水果也不能吃了。玉岑在病中还求许多友人书扇画扇，如通过郑逸梅向胡石予求得墨梅。玉岑与夏承焘为词坛挚友，他通过夏承焘向唐圭璋、容希白、顾颉刚等求书扇。在这种情况下，他也向他的挚友、已有盛名的徐悲鸿要求他画扇面花卉。徐在1933年至1934年初到法国、比利时、苏联等欧洲国家开画展，获得极大成功。信中说“弟自平归”即指1934年初他自欧洲回家先抵北平再回到他当时执教的中央大学艺术科的所在地南京。这时他才知玉岑大病。后来从南京到上海又从友人处得悉他病稍好。这时玉岑也获悉悲鸿已回国，就直接写信请他画扇面花卉。可是徐悲鸿一生画马、画人物，画花卉甚少，更从不画扇。因此只好向玉岑实说：“尊命二难兼并，实深惶悚”，但面对这个大病在床的画友，他又不忍心拂逆。因此只得勉为其难，还是画了一幅扇面花卉给谢玉岑，并委婉得体地写了这封信，要求玉岑“勿示人，传作笑柄”。徐悲鸿生平多次说自己“爱画入骨髓”，他与谢玉岑两个艺术家心灵是相通的，可惜这柄扇子没有留存下来，只留下这封信可作为艺林佳话留传后世。
一年多以后，1935年4月20日，谢玉岑终于撒手人寰。徐悲鸿后来作诗叹惜：“玉岑稚柳难兄弟，书画一门未易才。最是伤心回不寿，大郎竟玉折兰摧！”差不多又过了快五十年，这封徐悲鸿的信从谢伯子家被发现。常州大书法家兼诗人、钱名山之长子、谢伯子舅父钱小山作诗：“读罢悲鸿一纸书，故人情重胜明珠。才难何用嗟双逝，各有清名德不孤。”
南洋之恋
众所周知，徐悲鸿在抗日战争期间，为了支援中国抗战，曾多次到南洋举办展览，募集资金。1941年徐悲鸿风尘仆仆地奔走于新、马各地，义卖作品。这一期间也是徐悲鸿创造力最旺盛的阶段，许多优秀作品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
徐悲鸿在这一时期主要住在槟城，下榻的地点在城内的南国旅社，南国旅社因为地点适中，条件较好，所以宾客如云。另据新加坡欧阳兴义对方家训的采访笔记，方氏时在旅社内当小书记，方回忆说徐悲鸿很和善，每天起得很早，洗脸刷牙后就开始画画。画完后就把残墨用来练字。徐悲鸿喜欢吃槟城的红豆沙，也爱吃火锅，乐此不疲。饭后徐悲鸿总是抢着付钱，总说：他刚卖了一幅画，当然由他请客。
另据新近欧阳兴义出版的《悲鸿在星洲》一书，也记载着徐悲鸿在南洋的一段鲜为人知的恋情。
“在槟城期间，一位17岁的槟城少女闯进徐悲鸿的世界，而太平洋战争的炮火，轰毁了这段感情，留下只是无限的感慨。
徐悲鸿来新马时，与蒋碧微的感情已经破裂，婚姻失败，不免有几许失落之感。虽说那时他的心灵有很强的寄托—一为支援中国抗战而开画展筹款—一但人的感情是复杂的，心灵里除炽热的爱国之情外，还可以容纳男女之间的恋情。关心和爱护他的朋友，也觉得应该有个人作他的伴侣，照顾他的日常生活。
几位当年与徐悲鸿交往甚密的前辈说，徐悲鸿也有自己的考虑，他当时接到美国援华总会的邀请，要到美国举行画展，将卖画所得捐助中国人民抗战及赈济难民。徐悲鸿通晓法语，却不会讲英语，在美国有语言上的难题。因此，他十分需要一位通晓英语的人随行，充当他的私人秘书及翻译。
后来，有一位芳龄17的槟城少女经友人介绍给徐悲鸿，她自幼受英文教育，由于家庭成员会华文教育，也通晓华文，会讲华语，还会讲新马通行的闽南话。
认识了这位槟城小姐后，徐悲鸿曾在她的陪伴下到过许多地方，两人感情与日俱增，已到谈婚论嫁的地步。
几位受访者还说徐悲鸿有意娶这位槟城少女，然后在槟城安家落户。但后来战争爆发，全部计划打乱。当时，也有人劝过徐悲鸿，说两人年纪相距很大，结成夫妻是否妥当，应该慎重考虑一下。不过，这应算是徐大师在槟城留下的“一段情”吧。
这位曾经与徐悲鸿有过一段情的少女，后来嫁作商人妇，还一直住在槟城，现已是“祖母级”的老妇了。回首前尘梦一番，再也不愿跟人家提起这段“曲未终而人散”的旧情。
这段韵事还有后话，1959年5月蒋碧微从台湾到槟城与新加坡，在黄曼士家中住了约10天。据她回忆，当时黄曼士的太太曾经告诉她，徐悲鸿在槟城结识一位华侨小姐，徐先生和她订过婚，而且带到黄家，曼士夫妇都见过，那女孩子既平凡又不漂亮，所以黄太太力劝徐先生打消原定计划。蒋女士所言是否确实，现在恐怕很难印证了。”
一些与徐悲鸿有深交的老辈提供了 关于这段恋情的更多资料。
如韩山元的《悲鸿槟城逸事》、陈根基的《大马桂冠诗人穿针引线 徐悲鸿槟城结姻缘》，记录了80多岁的马来西亚诗人、教育家孙少卿的回忆：“1941年悲鸿住在槟城南国旅社的时候，常爱吟诵王维的诗句：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孙少卿了解悲鸿当时感情婚姻破裂的心情，在堂嫂帮助下，安排了悲鸿与一位邓小姐相亲，见面时有孙少卿夫妇与邓小姐和她的母亲。
双方同意并很快地在槟城极乐寺以佛教仪式订婚，钟灵中学的文史教师管震民任证婚人，并主持订婚仪式，极乐寺住持志昆老和尚主持礼佛，为一对新人祝福，用的是素筵。参加仪式的有孙少卿、骆清泉和邓小姐父母，黄孟圭也从新加坡赶来。徐悲鸿以一枚价值不菲的钻石戒指作为信物，准备赴美画展后回槟城与邓小姐完婚。
悲鸿与邓小姐曾一起赴新加坡见过黄孟圭与黄曼士，悲鸿在槟城也曾在一天内画了三幅马，酬谢孙少卿、骆清泉与郑今村校长，又赠孙少卿两副对联：小艇适孤往，大名多说来；往事千古，吞吐大荒。
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徐悲鸿回到中国，天隔一方，在桂林写信给骆清泉表示已不能回槟城，因此决定解除婚约。邓小姐的父亲邓老伯则在日治时期，冒着生命危险将悲鸿的画箱藏于家中天花板上，仍希望悲鸿能回到槟城。
“抢购”《梅妃写真图》
江梅妃，是莆田人民传说中的名女人。其实在历史上，梅妃的故事流传很广，曾引起许多名画家的注意，常被作为创作的重要题材。明代名画家仇英（字实父，号十洲，江苏太仓人）就曾画过一幅《梅妃写真图》，堪称传世之精品。此幅作品流传到五十年代初，曾与徐悲鸿大师有过一段动人的故事。
五○年初，北京举办画展，徐悲鸿前往参观。徐看到一幅人物画《梅妃写真图》，一眼看出为明代大师仇英的佳作。这时一位外国驻华大使正在与主人讨价还价，要买这幅图。徐悲鸿不愿这幅国宝流落国外，就毅然上前说“我买了，不还价。”本来这位驻华大使与徐悲鸿有私交，而且已商议过邀请他到大使的国家去办画展；现在大使怪悲鸿不够朋友，夺他所爱，一气之下，就取消邀请徐悲鸿去办画展的事，但徐悲鸿很欣慰，一点也不后悔。徐悲鸿真正把国家的历代名画看成是自己的生命，在这件事上表现出他强烈的爱国情怀和坚持大是大非的鲜明个性。此幅《梅妃写真图》，表现出名家仇英的深厚功力，全图上有二十二个人物，梅妃端坐堂厅的中央，屏风之前。梅妃的右侧有6个宫女在交头接耳，且带惊诧之情，图的右侧，两个宫女从里屋探头而出，和屏风左侧探头的宫娥一般，是听到梅妃画像场面的声音，带着好奇欲出的表情。图右侧也有4个宫女，其中3个正聚精会神地看画家在为梅妃画像，另一个宫女头向后转看，暗示右边也有宫女欲出的场面。这么多人物全集中在一个厅堂内，四周是雕梁画栋、浓彩的围栏柱廊，显出豪华气派厅堂围栏之外，玉阶之下又有两个太监在议论之态，为梅妃作像的画师面向梅妃，端坐姿态的背影前图幅上，有艳丽的梅妃像，画中像与图中人物酷真毕俏，工笔重彩，人物栩栩如生，画家既注重情节的具体性，又重视意境的创造，情景交融，物我合一。细节刻画的精致入微，造型扎实，具有音乐旋律感。
悲鸿慧眼识珠，《梅妃写真图》为佳构也。
慧眼识“二石”
在我国画坛上，向有南北二石之说，北指齐白石，南为傅抱石。而十分赏识和支持“二石”的，其中就有徐悲鸿。徐和“二石”的亲密友谊是世人共知的。
1917年，57岁的齐白石定居北京，以刻印卖画为生。当时的京派正宗画家出于封建文人的偏见，根本瞧不起木匠出身的齐白石，致使齐白石的画虽然定价很低，但仍很少有人购买。如他自己回忆的那样:“我的润格(卖画的价钱)，一个扇面实价银币二元，比平时一般画家的价码便宜一半，尚且很少有人问津，生涯落寞得很。”1929年，年仅34岁的徐悲鸿任北平艺术学院院长，对齐白石那雅俗共赏、形神兼美的艺术风格极为推崇，称其作品可与徐渭、虚谷、任伯年等大师的艺术媲美。徐曾三次到齐家相请，聘他担任教授，一时轰动京城。每逢画展，徐总是在齐的作品下面贴上“徐悲鸿定”的条子，表示对齐画的评定。又为齐编画集、写序言，亲自联系出版社出版，以提高齐在画坛上的地位。齐白石感激莫名，写诗:“我法何辞万口骂，江南独倾瞻徐君。……最怜一口反万众，使我衰颜满汗淋。”表达了他对徐的感激之情。
傅抱石出身贫寒，虽然画得一手好画，却无人赏识。1933年，傅抱石带着一包袱画作去请教客居南昌的徐悲鸿。因初访未遇，只好留画怏怏而去。徐见其画，不胜欢喜。徐素爱才如命，竟不顾天下大雨，跑遍南昌城，终于找到了傅。为培养这位不可多得的画苑新秀，徐悲鸿找到当时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南昌出了个傅抱石，是棵好苗，是一种希望，你们应该给笔经费，让他深造。”可这时作为国民党攻打红军前线的江西，其省主席哪里顾得上这些。徐悲鸿只得拿出自己的一张画，果决地说：“就当你们买的一张画吧。”熊式辉碍于徐大师的面子，总算答应了。后来，因所得费用不够去法国，徐只好让傅去了日本。
徐悲鸿真乃画坛伯乐，“二石”的成就《齐白石作品选》《傅抱石作品选》就是极好的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