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野之战背后,竟是中国两种本土粮食的五谷之王争夺战


黍和粟,这两种由华夏先民最早驯化的粮食作物,是北中国粮仓里的“双子星”。然而,在商人和周人不同的精神世界中,它们分道扬镳,驱使着商人和周人,最终走向决裂和厮杀。
在距离今天3000多年前的一个初春清晨,朝歌城外的远郊旷野,存在了近六百年的商王朝,仿佛春日的朝露一样,随着太阳的升起而消散。商人和天帝鬼神对话的那座桥梁被斩断,曾经的“五谷之王”——黍,也被拉下了神坛;而稷(粟),却从此登上王位,成为国家的象征。旧的世界从此被荡涤干净,一个全新的人间品格模板,从此刻进了每一个华夏后裔的骨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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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479年二月,当七十三岁的孔子病逝,葬于鲁城北泗水岸边。直到这时,鲁国国君将,才“姗姗来迟”地发出一句悼词:失去了仲尼先生,我就失去效法、学习的对象了啊(先秦·左丘明·《左传·哀公十六年》)。不知此时此刻,这位始终都没能按照孔子的理想去执政的国君,是否会想起那些年孔子教诲他的点点滴滴。
那是在一次小小的餐会上,在国君将身边侍坐的孔子,得到了一份桃子和黍米。孔子先是吃完了黍米,然后吃了桃子,旁边的人都捂嘴偷笑着,这位落魄贵族的后裔,在这些鲁国的肉食者们看来,简直是个“乡巴佬”。国君将这才善意地提醒说,“黍子不是当饭吃的,是用来擦拭桃子的。”
没想到,孔子却回答道:“这我当然知道。但是,黍是五谷之王,祭祀先王时属于上等祭品。而瓜果有六种,桃子却属于最下等的,祭先王时连宗庙都不能进。我只听说过,君主用低贱的擦拭高贵的,没听说过用高贵的擦拭低贱的。现在用五谷之王的黍,去擦拭瓜果中最下等的桃子,这是用高贵的去擦拭低贱的。我认为这有害于礼义,所以不敢把桃子放到黍之前来吃(《韩非子·外储说左下》)。”

老人的这一番话,或许正是为了告诉这些傲慢的贵族们,即便是曾经礼乐传统最浓厚的鲁国,“礼乐”也已经崩坏得不成样子了。而“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正是孔子多年来奔走呼号,希望拯救这个堕落社会的目的所在。
然而吊诡的是,自战国以后,所有“以周为名”的祭祀礼仪中,稷(粟)才是被中国的历朝历代君主奉为最至高无上的粮食,周的祖先“后稷”被尊为农神,稷则被尊为“五谷之王”,代表了人民安身立命所必需的全部农作物,并和“社神”一起,成为国家政权的象征;而在姬周时代,冠、婚、丧、祭、乡、射、朝、聘等各种礼仪中,黍和稷,几乎是相提并论(先秦·《仪礼》);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真正以黍为“五谷之王”的时代,恰恰是那个在牧野决战中,被周联军一举击败的殷商。
事实上,最终将曾经的“五谷之王”黍推下五谷“神坛”的,恰恰就是孔子心目中的“理想时代”——西周。

北中国粮仓里的“双子星”

在大约12800年前,一场突如其来的严寒,袭击了温暖湿润、生机勃勃的地球。几乎是在十年之间,地球平均气温就下降了大约7-8℃(即新仙女木期)。在整整持续了大约1300年的低温中,那些适应了温暖环境的史前大型动物纷纷消失,还在依靠狩猎和采集生活的人类,显然也遇到了饥饿的威胁。

就在寒冷和饥饿的双重打击下,人类将目光投向了身边那些原本毫不起眼、此时却依然茂盛、无处不在的低矮植物。在东亚大陆,进入人们视线的,是两种典型的 C4禾本科植物——野黍和狗尾巴草。即便是在缺少雨水的春天里,它们也能发芽,而且在短短的几个月里,就能长得到处都是,在饥饿难耐的时候,它们穗子上结出的种子,似乎也值得尝一尝是什么味道。

大约在10000年前,在黄河流域的广袤大地上,先民们从野生的野黍和狗尾巴草中,最早驯化出了黍和粟这两种作物。黍就是糜子,去皮之后叫做大黄米,而粟去皮后,就是小米。它们的种子,大约只需要自身重量四分之一的水分就能发芽,在贫瘠哪怕是略有盐碱的土地上也能生长。

黍和稷

这是属于东方的农业革命,它们一点儿也不亚于在地球另一边被驯化的单粒小麦,从某种角度说,中国的文明,从此注入了黍和粟、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种子中,在这片土地上萌发。 黍和粟,就在粗粝的陶器中相依相存着,度过了数千年。直到有一天,它们开始分道扬镳,并为了竞争“五谷之王”的王冠,驱使着人类展开一场厮杀。

刻在甲骨上的“五谷之王”

如果说所有的帝王都习惯将前朝的覆灭,都归罪于帝王昏聩、得罪了天神而降下饥荒灾祸,导致民不聊生,那么,商王成汤在攻灭夏后的最初几年,就遭遇了难以向民众解释的难题:上天降下大旱,导致土地里的收成连续五年都受了巨大的减产,百姓嗷嗷待哺。成汤让贞人占卜(执掌用龟壳占卜的巫官),贞人告诉他,要请上天饶恕,只能用活人祭祀。
听罢贞人的话,成汤面对桑林起誓:请天帝鬼神们,不要因我一个人犯下的罪,而伤及无辜的民众。他剪去了自己的头发,走上了祭坛,决定以自己的身体向上天换回人间的平安。就在此时,天降甘霖,就像当年商军在鸣条之野的雷雨中挥戈前进那样,成汤和他的国家都转危为安了(先秦·吕不韦等·《吕氏春秋·季秋纪》)。

汤王祈雨塑像

不管这是一个巧合,还是后人的凭空想象,商人的确相信,正如人间需要一位站在权力顶峰的君主,天上也存在着这样一位至高无上的帝,主宰着大自然的风雨雷电和万物生长,而人世间的一切,都取决于上天、神灵与祖先的选择。历代的商王,都要坚持向天地、山川、祖先之神不停献祭,并且大大小小的事,都要让贞人用龟甲和兽骨占卜,毕恭毕敬地向天上的帝询问凶吉。
正如成汤以身献祭求雨以求活民的故事一样,商人各种占卜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向天帝询问土地里的收成。以旧商都亳为中心,在商人统治的中心区域,气候温暖湿润,森林密布,湖泊星罗棋布,在这宜人的自然环境中,商人们栽种了多种多样的农作物,黍、粟、稻、麦、菽等不一而足。不过,此时此刻,他们手中还只是耒耜这样的古老农具,“看天吃饭”也是他们劳作中的主题。
他们深知雨水充沛与否,与丰欠息息相关。于是,贞人手中的龟甲,会一次又一次地向他们传达天帝的意见:“雨足年”、“不雨,受年”、“雨不足,为年祸”……而在商人的作物中,与这些询问雨水和收成的卜辞联系在一起最多的,就是黍。

甲骨文中的“黍”字一例

在甲骨文卜辞中所有关于农作物的文字中,“黍年”就有111条记载。这些被刻在龟甲上的图形,就是一株禾本植物,长长的根扎入泥土中,两条或者三条垂穗,充满了对丰收的渴望,有的还在一侧附加了水字。“黍年足有雨”,或许是商人一年当中最为期盼的福音。为了让神灵更加眷顾自己的耕耘,商人还要在种黍时节,用前一年的陈黍进行祈求丰收,收获之后还要“献新黍”,向神灵报告这一年的收成。
然而,千万不要被商人这些看似执着于土地和粮食的虔诚所迷惑,祖先的故事让他们相信,以人的鲜血为盛馔,才是取悦天帝、鬼神和祖先们最好的祭品。

人牲越来越少了

大约公元前13世纪,洹河北岸,王族陵区。一队浩浩荡荡的人马从王城出发,向这里缓缓行来。这里与对岸的商族宗庙隔河相望,共同庇佑着东面都城中的王族和商人们。
这一天,商的第二十二任君主、商王武丁将在王陵下葬。这位商人最为爱戴的王之一,在他长达59年的统治中,亲自带领着商人出征,征服朔方、土方,用长达三年时间抵御住了鬼方,击败荆楚、夷方、巴方、蜀和虎方。他还派出他的妻子妇好,带领重兵击败羌方,俘获大批羌人。这一连串战争,将商统御下的版图扩大了数倍。
这样一位王朝中兴之王,在他去往另一个世界的时候,理应得到后人们最为丰厚的祭品,并期待他和天帝、鬼神们一起,庇佑他的族人。当王在墓底中心沉沉睡去,早已被背绑着双手的人,被带到了墓道周围。他们或许是战争中的俘虏,或许是王的奴隶,但在商人眼中,他们和牛、羊、猪一样,只是用来献祭的牺牲品。
这些牺牲品一队一队地被牵到墓道来,面向基坑,肩并着肩成排跪下,他们中间,有许多甚至还没有成年。负责献祭的执行者,按照顺序一一将他们的头颅砍下,然后一把推倒在墓道中,随后填上泥土。就这样每隔一两层杀殉一批人,商人们相信,只有阔绰地使用人殉,才能配得上这位王所创下的辉煌盛世……

考古发现的商代墓葬人牲

直到近3000年之后,后人们在这座已然被破坏的庞大的陵墓中,仍然发现了多达225具杀殉的人骨(殷墟王陵遗址M1001号大墓)。与之相应的是,这位中兴之王的时代,有甲骨记载的人祭,共有673片,卜辞1006条,祭用人数达到9021人,还有531条没有记录人数,其中用人最多的一次,达到了500人,武丁的时代,也是人祭最多的时期。除了杀殉,商人在日常营建宫殿、房屋址时,也习惯将人埋入基址来祭祀,以期安居。
不过,商人们记忆中如此盛大而令人振奋的祭祀,在武丁的葬礼之后,很快就迎来了一个不一样的声音。
武丁死后七年,他的次子、商王祖庚也很快病故。他的弟弟结束了在民间的生活,回到王都即位。面对父亲创下的武功盛世,新的商王祖甲更愿意相信他在民间所感受到的,用更世俗的方式,来奉献自己的虔诚。他创造了“周祭”之法,从每年第一旬甲日开始,按照商王及其法定妻子的世次、庙号的天干顺序,轮流用三种祭祀方法,以旬为单位,从商王先祖一直祭到先王。
按照这样的祭祀谱,商王将几乎是每天必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大规模进行祭祀祖先。武丁时代之前,商人祭祀的对象极为庞杂,占卜的问题也无所不包,而周祭法所要祭祀的范围却大大缩小了,不仅仅是王族的其他旁支祖先,连对天帝、鬼神的祭祀也减少了。而在祭祀的牺牲品上,在祖庚、祖甲的时代,甲骨卜辞中有统计的祭用人数,降到了622人,另有57条卜辞未记人数。
人牲的鲜血,似乎已经不再是天帝、鬼神和祖先最为热衷的祭品了。商人祭祀的礼仪,开始转向了另一样世俗中常见的东西——酒。

“酒池肉林”背后的秘密

事实上,在祖甲按照世俗的方法去改造商人的祭祀制度之前,这种变化就已经开始萌芽了。就在武丁在世时,跟随武丁久历沙场、战功累累的商贵族禽,就有一次因为饮酒过度导致患病,只能请贞人占卜,看是否能够跟随武丁办理公务。
酒,在商代贵族的心目中,本来就不是一种普通的饮品,他们用酒来作为和鬼神祖先沟通的桥梁,在酩酊之中,他们会感受到超自然的力量。于是,商人最重视的作物黍,和作为祭品的酒,就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黍舂出的大黄米,是商人主要的粮食,也是他们酿造酒的优质原料。商人对黍的需求,几乎是依赖性的,贞人会不断地根据王的指令,占卜黍的收成以及是否影响用酒。在一块只有四条卜辞的龟甲上,占卜是否黍年有足雨的次数,就有13次,而占卜是否影响到王的用酒,又有18次(《甲骨文合计·10137》)。

随着祖甲用“周祭”法改变了过去商王祭祀的规则,他的后代们也就愈加对天帝鬼神失去了畏惧。为了否定天神的存在,祖甲之孙、商王武乙,竟然以木偶为天神,和它对弈决胜,在得胜之后,还让人羞辱了这个“天神”;他还在羊皮袋里灌满血,挂在高处用弓箭射穿,并美其名之曰“射天”(汉·司马迁·《史记·殷本纪》)。
与此同时,商人用于祭祀的青铜礼器,也更加向酒靠拢。在武丁的妻子妇好入葬时,她身边的210件青铜礼器中,就有138件是酒器。从四羊方尊到龙虎尊,商代青铜酒器包括爵、角、觚、斝、尊、壶、卣等,这些酒器,有储酒、盛酒、温酒、饮酒等器之分,不管是数量还是分类,都占到了绝对多数。越接近商末,青铜酒器也就越明丽奢华,装饰满了各色精巧雕刻的花纹。

商晚期青铜礼器,四羊方尊

在这些青铜酒器留下的金文、以及甲骨文中,都记载了末代商王帝辛大规模祭祀祖先的活动。但在最后的牧野会战到来之前,周人的首领姬发在发出檄文时,为何指摘帝辛对祖先的祭祀不闻不问(先秦·《尚书·周书·牧誓》)?而且又给后世留下 “酒池肉林,使男女裸相逐,为长夜之饮”的恶名(汉·司马迁·《史记·殷本纪》)?

与武丁时代达到顶峰的人殉、人牲祭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到了商末帝乙、帝辛的时代,甲骨卜辞记录的祭用人数降到只有104人,另有56条卜辞未记人数,而人牲最多的一次则为30人。

在黍子酒中沉醉酩酊来感恩祖先的庇佑、用奴隶的歌舞来取代活人鲜血的祭礼,会不会就是这些指摘的源头?

不管帝辛的内心是如何考虑的,常年累月的酿酒、饮酒,正在悄无声息地消耗着商的国力。尽管这是一个气候宜人的时代,但原始的农耕技术和黍有限的产量之下,大规模的酿酒会消耗大量的粮食。

商王帝乙的长子、帝辛的庶兄微子启显然发现了问题所在,在又一次劝谏帝辛无功而返后,他心急如焚地问父师箕子、少师比干:“王沉溺于酒中,商人上下都不遵守法度,商可能真的要灭亡了,而我们却找不到渡过这条汹涌大河的渡口与河岸。我到底是该去还是该留呀(《尚书·微子》)?”

他所担心的后果,很快就要由来自西岐的周人来给出了。

后稷的族人献来了人牲

就在帝辛沉迷于酒精、不听微子劝谏的时候,来自西方的1570名战俘和24名美女,被送到行都朝歌献给帝辛。而俘获和押解他们的,正是西岐的周人(《甲骨文合集·36481小臣墙刻辞》)。

小臣墙刻辞

岐山脚下的周原地区,其实并非周民的故土。他们的祖先弃教人耕田种地,尧帝也请他做了农官,被人尊为“后稷”。但后稷的儿子不窋,在夏末时丢失了农官的官职,在夏商之间,周人几次迁居戎狄之间,经历了数代人的跋涉之后,在古公亶父的率领下,周人举族迁徙到了岐山之下的周原。

陕西宝鸡,周原遗址

在这个远离王都的偏远地区,周民们秉承先王遗风,经营稼穑。当然,在相对原始的农耕时代,黍稷重(先种后熟的谷)穋(后种早熟的谷),禾麻菽麦,周民们都会种上一些。《诗经》中记载的农作物名称中,出现最多的黍和稷,一共出现了76次。而在周民们歌颂“后稷”的诗歌中,他们描绘祖先所种的第一种庄稼,选出的种子是黄色的,而成熟时,它的穗饱满而低垂下来,密集而微微颤抖着(《诗经·大雅·生民》),这些显然是粟的特征。

稷(粟)

依托于这块的沃土,擅长稼穑的周民开始发展壮大,也正是在这时,周人开始酝酿着翦商大业(《诗经·鲁颂·閟宫》)。但仅仅依靠农耕,还不足以帮助他们快速崛起,中原的土壤、农具、武力、文化,对天下方国部落都是碾压之势。周人的选择是曲线发展,投靠商人,迎娶来自东方的贵族女子,并且作为商人的“马前卒”,征伐西方的羌人(商人对西方之人泛称为“羌”)。
在武乙、文丁时代,周人的首领、亶父之子季历,率领周师先后讨伐程、义渠、鬼戎、燕京、余无、始呼、翳徒等部族,并且不断地将战争中的俘虏,献捷给商王,甚至被文丁任命为“牧师”(《竹书纪年》)。而这些羌人俘虏,极有可能补充了商人的人牲或奴隶的不足。
但是,周人借机快速扩张着自己的领地,引起了文丁的不安,就在季历押送翳徒俘虏献捷时,将他囚死在王都。季历死后,周人仍然忍辱负重,没有和商王翻脸。季历继承人姬昌的恭顺,换来了帝辛“西伯”的任命。即便如此,帝辛还是注意到了周人在边陲搞的小动作,将姬昌押回了朝歌囚禁,在这里,他的儿子考也被帝辛烹杀。
为了救回姬昌,周人又一次为商王攻伐羌人,以献捷的名义换回姬昌。收到周人忠心的帝辛,甚至大度地让周人再一次为他征伐。然而,这一次近距离的观察朝歌,和帝辛的做法,终于让周人清楚地看到,商人已然陷入了衰弱和混乱中:武丁时代被征服的东夷又反叛了,商军要前往镇压,已无力西顾,甚至还要依赖周人为他们俘虏羌人,作为人牲或奴隶。
水之将沸,大厦将倾,是时候采取最后的行动了。

以商人之道,还治商人之身

公元前1046年2月28日拂晓。商人和周人之间的决战日。双方在朝歌城外远郊集结完毕。周人的三百乘战车和三千虎贲,加上各方国部族共四万余人,面对数倍于己的商军,此刻的空气仿佛凝结了。
突然间,姜太公吕尚,这个一直以权谋辅佐姬发的老人,仿佛一只雄鹰,迸发出了前所未见的勇武,带领着周人的虎贲武士直扑敌阵;
仿佛就是在那一瞬间,原本猬集的商军干戈丛林崩溃了,他们的戈逆转了攻击的方向,挥向朝歌城中;
就在那个清晨,当阳光洒向无垠的旷野,存在了近六百年的商王朝,仿佛朝露一样,消散在此刻(《诗经·大雅·大明》)。

牧野之战

在进入朝歌城、登上鹿台后,面对已经自焚的帝辛,姬发亲手射了尸身三箭,用黄钺砍下那颗烧焦的首级;同样,他用玄钺砍下了两个已经自缢的王妃首级。在约定的祭祀之日,他将帝辛的头颅,献祭给了天帝鬼神(《逸周书·克殷解》)。
带着帝辛首级回到宗周之后,他又砍掉了近百名俘虏的帝辛幸臣手脚、杀掉了在战场上顽抗而被俘的商军军官、以及四十个小氏族首领和他们的守鼎官。姬发,这个周人的王,终于以商人的方式,在周人的宗庙完成了这场血腥的献祭仪式(《逸周书·世俘解》)。他让那些商人的遗族知道,告慰过天帝鬼神之后,他将是这个天下合法的王。
在姬发完成这一场复仇的仪式中,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的,是他的弟弟周公旦。目睹这一切之后,父亲和长兄曾经的血泪,二哥姬发对政令的咨询,都会让旦陷入沉思,周人的未来,应该是一个怎样的世界?

被改造的“神庙”

在他还来不及作出具体动作的时候,姬发在灭商后的第二年就病倒了。他将自己的幼子姬诵托付给旦。不料,这遗言却引来了姬发另外三个弟弟的猜忌。管叔、蔡叔、霍叔和帝辛之子武庚发动了叛乱。足足三年的东征,旦终于平息了这场叛乱。为了真正收服商遗民,他以成王之命,将帝辛的庶兄微子启封于商旧都,建立宋国,并继承商的祭祀,同时命第九个弟弟封为卫国国君,以朝歌为都,统治商七族的遗民。
此刻,微子启曾经劝谏帝辛的话,仿佛又响在旦的耳边。于是,在年轻的封临行之前,旦把自己的嘱托,以王的名义写在了三篇诰书上。

周公像

而这其中最为明确、具体的一个指令,就是告诉封,上天降下惩罚,臣民丧失道德,这都是因为酗酒造成的。商的灭亡,也是因为沉湎于酒导致的。今后,不仅是各级官员们要严格限制饮酒,还要劝勉周民的子孙,只在大祭时才能饮酒,而且要用严格的道德来约束自己,绝对不可以喝醉。教导周民子孙要爱惜粮食,心地善良。
而对于留在故土的商遗民,旦觉得可以区别对待,如果他们专心致志地用自己的手脚种好黍粟,勤勉地侍奉好父母长辈,为辛劳了一天的自己准备好丰盛的饭菜,那么,他们也可以喝上一点酒(《尚书·酒诰》)。事实上,在这看似短短的几句嘱咐里,旦却将自己苦心建设的一套全新道德理念,灌输了进去:
天上的神是保佑有德、惩戒无德的最高仲裁者,而不是令人恐惧、必须不断献祭取悦的对象;
商人曾经以酒来和天帝、鬼神和祖先沟通的习惯,被一笔革除了,他们只能用酒来表达长辈的孝心和对自己勤劳的感谢;
周民子孙只有在国君祭祀时才能饮酒,即便饮酒,也要止乎礼,绝对不能酗酒。同时,不管商人还是周民,平日最重要的事,就是种好庄稼,不得随意将粮食用来酿酒。
而这些思想,在旦给封的另外两份嘱咐中,言辞灼灼,进一步归纳为“明德”、“保民”和“慎罚”(《尚书·康诰》、《尚书·梓材》)。
如果说,仓颉造出文字的那一刻,曾经“天雨粟、鬼夜哭”,那么在这一刻,商人曾经“先鬼而后礼”的道德体系崩塌了,而全新的人间的品格模板被打造出来:道德至上、节制欲望、勤勉笃行、长幼有序、与人为善……这之后,旦进一步完善了整套礼制,天命靡常,唯德是亲,最终成为每一个华夏族人都需要遵守的精神传统和道德规范。

“五谷之王”的易位

从此,商人们借以和鬼神对话的桥梁——酒——被一刀斩断,末世商王帝辛也被后人按上了“纣”的恶谥,被称为纣王。既然酒有可能会让人忘形失德,而被上天惩戒,那么祭祀时的礼器,也有必要收敛和改变,以鼎、鬲、甗、簋等为代表的青铜食器,取代了商人的各种青铜酒器,它们简朴而雄劲,却带着粗粝的浑厚感,而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则是鼎。

西周大孟鼎

与之相应的,作为酿酒最优质的原料,黍也不再具有占卜时神秘的象征了,它回归到粮食的本质;随着周民的先祖后稷由宗庙祭祀的对象,成为郊祀天帝的“配神”,有着后稷象征意义的稷,也就是粟,地位显然提高了:“稷”成为这种粮食在祭祀礼仪中的专称,在周天子、诸侯、大夫、士所遵守的礼仪流程中,稷往往和黍并列在礼坛左右,向上天报告着人们辛勤劳作而所得的丰收,以期获得上天的认可和嘉奖(《仪礼》)。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渐渐冷淡了黍,而稷成为了谷神的代表,同社神一起列为最主要的祭祀对象,“社稷”也成为了国家政权的代名词,按照后世遵循的“周礼”,在王城的左侧,都要用五色土建社稷坛。

社稷坛

而在民间,粟成为了举足轻重的粮食作物。秦汉以后,各种农书都将它排在了粮食作物的第一位,粟或者“禾”、“谷”等粟的代称,成为谷物和粮食的通称。粟终于取代了黍,登上了“五谷之王”的宝座。

当我们回到故事的开头,鲁国那些以黍雪桃、以贵雪贱的姬姓后人,确实已经很难体会黍曾经神秘而高贵的地位,周公旦为后稷子孙们所编织的故事,都可能让他们觉得,稷才是五谷之中的正朔。

而值得人不断回味的是,那位痛心“礼崩乐坏”、最为推崇周礼、被康有为评价为“中国之国魂者”的孔子,他的祖籍恰恰就是微子启所受封的宋国,以“子”为姓的他,正是商人微子启的嫡传后裔。

参考资料

《西周史》 许倬云[著]

《殷商史》 胡厚宣 胡振宇[著]

商代的谷类作物 于省吾

粟稷同物异名探源 韩茂莉

商代的农业及其社会影响 秦永艳

甲骨文“黍”字考 吴燕

全球视野下的粟黍起源及传播探索 何红中

商代农耕与农业生产状况 陈旭

商代的生态环境与农业发展 王星光

商代中原地区农业研究 张军涛

从殷墟卜辞中的祭祀方式变化看商代祖神观念 刘小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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